1983年深秋的太行山脚下,第一场寒潮刚过,印染厂夜班的汽笛把张喜才从机器旁“推”回简陋的宿舍。灯泡昏黄,他没有立刻躺下,而是把一张旧报纸铺在木箱盖上,蘸墨、运笔,黑白对撞间,疲惫似乎被碾碎。那年他40岁,从1960年代入伍接触毛笔算起,练字已整整二十年。
回溯更早的1964年,张家因旱灾减产,稚气未脱的他在课堂与地头间奔跑。四年级辍学那天,老师把仅剩的《九成宫醴泉铭》残帖塞进他怀里。字帖破了角,他却记住一句话——“字是骨,心是魂”。骨靠临摹,魂要自悟,这句话此后像倒刺一样扎在他脑子里。
18岁参军,连队文化室是他的短暂天堂。训练间歇,他跟着文化教员练欧体。纸紧张,他就把旧报浸水剥成薄片;墨见底,用煤烟和菜油凑合。一次评比,他的“壮志凌云”挂进营部走廊,领队拍拍他肩膀:“小张,字里有股倔劲。”这句表扬让他确信,书法是能托付一辈子的事。
复员后进厂,流水线轰鸣日夜不息。别人下班打牌,他执意伏案。邻居看不过劝他:“练这个能顶饱?”张喜才只笑,没回话。书法于他不是装饰,而是与生活赛跑的一条暗线。岁月推着他变成了普通工人,却抢不走他与笔墨相处的清静。
2011年春,他随子女参加海外旅行团,在布拉格老城一家博物馆偶遇书法展。导览员递来毛笔,请他写几个汉字作互动。他落笔“和”与“敬”两字,引得围观游客鼓掌。一个金发姑娘惊叹:“It’s alive.”那句英文让他心头一震——原来几十年枯坐,能让陌生人感到“活”的力量。
归国第三周,他把家里积攒的半尺宣纸摊开,写下“抄四大名著,守中华根脉”十二个大字,当场宣布目标。家人愣住,女儿小声嘀咕:“爸,您都快七十了,折腾这个干啥?”张喜才停笔答:“我欠文化一份债,总得还。”
从《红楼梦》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写起,每天清晨两小时、夜里一小时,风雨不辍。他自制表格记录进度,最慢时一天只能抄六百字。冬季手指僵硬,他把热水袋绑在手腕;夏天闷热,身上贴几十片清凉油驱蚊。抄至第九十回,他眼花刺痛,医生劝停,他回应一句:“等我写完贾家的落败,再去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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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耗时二十六个月,之后《三国演义》《水浒传》接力。《西游记》最难,因为章回体奔放跳脱,他常常一页未完就必须重来。2018年9月29日午夜十一点五十八分,最后一笔“回”字收尾,他把狼毫轻放砚边,机械钟滴答前行,屋子里只剩他的喘息声。
367万字、152册成品摞起来有半人高。消息扩散后,赞誉与嘲讽齐飞。有评论写道:“机械抄写对推广传统文化帮助有限。”也有专家挑剔:“字形端正,却欠韵味。”面对质疑,他在老宅院门口接受采访,只说了两句:“我不靠这个挣钱。写完,心里敞亮。”
一句话并未堵住争议,网络上“无意义”“浪费时间”的标签持续发酵。有意思的是,几位年轻书法爱好者却在评论区留言:“老先生,能不能让我们翻拍几页,用来对照练笔?”张喜才答:“欢迎,只别商用。”短短回帖,点击破万。
2020年,他把全部抄本捐给太原市图书馆,对方提出为他办个人展,他婉拒,只要求在普通借阅室放一套影印件。“让爱写字的人随手能摸到,比挂展厅强。”工作人员听后沉默片刻,竖起大拇指。
有人统计,张喜才花在抄写上的纸墨费超过十万元,他的退休金大半流向笔店和纸庄。家人并非没有怨言,偶尔也红过脸。但当儿孙看到读者在馆内翻阅他那一页页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原先的抱怨慢慢软化。
遗憾的是,长期伏案留下的颈椎病难以逆转。去年入冬,他不得不用支具固定脖颈。医生叮嘱每日写字不得超过三十分钟,他索性改练左手,慢慢临《张猛龙碑》。邻居问:“还折腾?”他笑着反问:“跑步的人受伤都要复健,我换只手,也算复健。”
手抄四大名著在技艺层面或许不算惊世骇俗,但在速食文化日益泛滥的当下,一位农民工用八年时间为经典作品做手工副本,本身已是一种态度。他没改变书法史,也没重写文学史,却用最笨的方法替传统撑起了一小段时光。至于“有没有意义”,恐怕只有时间能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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