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女交通周惠年，智斗叛徒护送总理 屡历生死守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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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惠年同志是1929年～1933年在上海中共中央交通局从事秘密交通工作交通员。作为出色的秘密交通员，她机智勇敢地完成了一项又一项艰巨任务，尤其是在中央特科与叛徒顾顺章的斗争中，她顾大局识大体，化险为夷立下奇功。

陈云称她为“我党保卫工作的第一位女同志”。

在党的秘密交通工作中独当一面

1911年3月13日，周惠年出生于河南省信阳县。她家所处地区正是共产党领导革命活动的区域之一，她那时虽年纪不大，却深受革命思潮的影响。1927年经周新育、李正中介绍，她加入了共青团。

1927年冬，党在河南四望山地区组织了一次武装起义，起义前，党组织决定不让女同志参加，又考虑到周惠年年龄小，就要她疏散回家。她不肯，坚决要求留下，就被派到县委机关做党的交通工作。

1929年秋天，中共中央交通局往返河南、上海的交通，缺一住机关的女交通员。经河南党组织推荐、中央交通局反复考核，选定了周惠年。

到上海后，周惠年见到了时任中央交通局局长的吴德峰。她接到的任务是要与男交通员假扮夫妻住机关做秘密工作。周惠年因那时还是个没结婚的十八九岁大姑娘，难为情，很不愿意，反复提出要去苏区或去工厂搞工运工作。

据吴德峰爱人回忆：

“中央交通局工作任何一环节的变动，搞不好就会牵出系列问题和麻烦，所以一旦确定无特殊情况就不能随意变换，记得德峰事后对我讲：‘惠年这个小姑娘脑子蛮灵光的，不但有个性、主见，还有胆有识，我讲一句她跟一句，我只好把桌子一拍严肃地提醒她，你是个共产党员就应该服从党的分配，在工作上没有理由讨价还价。’她听了愣一下，回过神来再没讲二话，就服从了组织决定，是有党性原则、懂得组织纪律的好同志，是个搞秘密交通工作的好坯子。”

吴德峰1954年从武汉调回北京后，一次和周惠年、孔原等碰在一起闲谈，回忆上海秘密工作往事，开玩笑说到周惠年当年一件趣事。

与周惠年同住机关的河南交通员后来动了真情，爱上了周惠年。一天晚上男交通员正式向周惠年提出求婚。

周惠年不同意，突然大哭起来，声音惊动了二房东太太，跑过来敲门问究竟。男交通员傻了，周惠年灵机一动把头发散开，反过来故意拉着交通员撕闹，向房东太太诉说“丈夫”的不是，这才将真情掩盖过来。

吴德峰对周惠年说，“也难怪，你还是个没长大的孩子，幸亏你懂得顾全大局应付得快，不然穿帮就坏事了。”

在与顾顺章叛变的斗争中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劳

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时，谭忠余是顾顺章的秘书兼三科科长，正与顾的妹妹热恋，而组织已确认顾的妹妹亦随之变节。

为了防范新的恶性事件发生，康生将周惠年调至特科做谭忠余工作，排除了隐患。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31年6月，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周恩来等立即撤离住处转移。

为了确保周恩来的安全，将他安排住进当时不为人知、绝对安全可靠的机关新点——周惠年住所。

在周惠年等的掩护下，周恩来渡过了最危险关头。

谭忠余与周惠年结婚后，调鄂豫边苏区红军第二十六师工作，任师政委，而周惠年在苏区妇委工作。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周惠年和谭忠余调回上海。不久党派谭去苏联，这时周惠年刚生下大女儿12天，未能随谭忠余同去苏联。

谭忠余临走时留给周惠年一块表，说此次分离不知还能否相见，你若能找到更好的人，有机会托人给我带个口信说表坏了，我知道你幸福就好了。

谭忠余后来在从苏联回延安途中，在黄河边弯腰洗脸，不慎露出腰中手枪被捕。

敌人对其严刑拷打，后绑至城楼为人质，胁迫我围城部队退却。谭忠余宁死不屈，高呼围城部队不可为他退却，被敌人残酷斩断肢首英勇牺牲。

1933年中共中央迁到苏区后，在上海成立了中央分局，李竹声任书记，李得钊任秘书长，周惠年留分局继续担任交通工作。

这个时候李克农打入外国租界巡捕房做事，掌握不少敌情。他了解到特务行动就随时派人把情报传交周惠年通知中央分局，由此中央分局多次化险为夷，避免了机关遭破坏、人员被抓。此间，周惠年经组织批准与李得钊结为夫妻。

1934年6月下旬，李竹声与国际代表接头后，回到马立斯新村中央分局办公处，被守候在那的特务抓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得钊、秦曼云及装成娘姨佣人的交通员仇爱贞，随即波及周惠年等的住处，中央分局几乎遭到全部破坏。

周惠年回忆，那时她正怀老二李钊，听到大门被敲得咚咚乱响，不是自己同志来了敲门的暗号，意识到出事了。被捕后周惠年自称李周氏，过了一个星期没审出什么来，法官宣判时认为她是个无知无识又怀着孩子的家庭妇女，把她和仇爱贞当场无罪释放。

但上海警察局待李钊生下20来天后，又把周惠年逮捕。在敌人的审讯中，周惠年受尽磨难和行刑拷问，但她一口咬定自己不识字，既交代不出问题，更写不出自首书来。

不幸的是，1936年秋，李得钊牺牲于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年仅31岁。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在得钊遗属来信上亲笔批复：

“李得钊同志是一位很好的同志，为革命事业牺牲了自己。”

华东军政委员会追认其为烈士。

战友重逢格外亲

1935年国民党大赦政治犯，周惠年作为轻犯被送至苏州反省院。随着日寇侵华，江南形势更趋混乱，院长才不得已同意政治犯自行疏散。

周惠年千辛万苦才逃到江浙交界的韩宝春同志家。此时，我驻南京办事处已迁往武汉，改为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周惠年随后前往武汉与党组织接头。

在武汉，周惠年遇到与得钊同任过上海中央分局负责人、在国民党反动派大搜捕中被捕，并同关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的黄文杰。

此间中共中央派王明、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组成中共中央驻武汉代表团，又称为长江局，黄文杰时任组织部副部长，后任长江局秘书长。

黄文杰对烈士遗孤、对周惠年的百般体贴照顾，赢得了周惠年的爱恋之情。在老同志的撮合和组织批准下，他们结为夫妇。由于战争环境的残酷，黄文杰和周惠年过着离多聚少的夫妻生活。

1938年底，周惠年根据组织决定调回延安，途经西安时，吴德峰得知，还专程接她到家中住了三天，畅谈甚欢。

周惠年回延安后，真正体会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和欢快。但就在此时又传来了噩耗，黄文杰积劳成疾染上伤寒抢救无效逝世。

当时我党《新华日报》、《群众》等报刊均以“对党无限忠诚，对人对事大公无私的黄文杰”为标题专版刊载了纪念文章；当

时在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亲自为他送葬。

周惠年作为出色的秘密交通员，她的很多英雄事迹不为人知，可称之为我党地下战线的无名英雄。

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她却被打成叛徒、特务，被批斗、关押、劳动改造。1969年被解放后，周惠年来看我们。了解到她当时的处境，眼圈都红了。事后，多次专门向当时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周恩来、康生和中央编译局领导等）反映情况。

在周恩来等的关怀过问下，周惠年的问题最终得到平反。

当然，还有更多像周惠年那样的无名英雄，他们的故事永远激励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