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朱旦华分配到正省级住房，她写信拒绝：留给更需要的老同志

2005年初冬，江西省委老干部局的传真机吐出一页信纸，落款“朱旦华”。字迹矫健，只一句核心请求——不领新住房，名额留给身体状况更差、子女不在身边的老同志。这封信瞬间在干部圈里传开，大家先是愣住，继而相互感叹：“老朱还是那个脾气，一点不改。”

工作人员带着文件来到朱旦华家，只见老人生火做饭一气呵成，屋里陈设朴素到近乎简陋。对方劝她收下房子，顺带一句“反正是组织照顾”。朱旦华放下铲子，抬眼笑道：“革命时候命都敢不要，今天怎么突然惦记起房产？”两三句话，把劝说堵了回去。

这种“倔劲”，与她在青年时期的选择一脉相承。1911年，她出生于江西安义一个开明家境，十六岁走出乡里，南下广州读书，接触马克思主义。1928年，她在地下党组织宣誓，随即投入土地革命。艰难岁月里，家庭和个人安危被她抛在脑后。

1938年，在延安窑洞，她嫁给了毛泽东的胞弟毛泽民。抗战尚未结束，毛泽民赴新疆工作被害，噩耗传来，她只是沉默。有人宽慰，她淡淡一句：“党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多年后，她再次携手方志敏的弟弟方志纯。外界津津乐道“嫁了两个伟人弟弟”，她却说：“都是普通同志，只是牺牲或贡献各有不同。”

解放后，她调任江西省妇联。农村劳力短缺、妇女被束缚在灶台，这是她看到的最大问题。1958年夏天，她深入修水县，发现两个妇女组长樊孝菊、张待牡插秧速度快过男劳力。朱旦华当即决定办“千菊万牡”竞赛，把观摩现场搬到田埂上。有人嘀咕“妇女累呀累，顶不上男人一条腿”，她随手脱鞋踩进水田，弯腰插下三排秧苗，抬头问：“现在谁慢？”田里瞬间安静。

8月北京全国妇女工作会议，她把修水经验概括成一句口号：“妇女力量大无边，能顶生产半边天。”胡耀邦听后拍案叫好。次日《人民日报》整版报道，毛主席随即引用，“妇女能顶半边天”自此传遍全国。许多旧观念被撕裂，江西三百万“娘子军”在秋收冬种里挑起重担，出勤率直线上升。

十年动荡袭来，她被隔离审查，职务尽失。看守人员问她有什么要求，她要的只是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978年，中央为她平反，官复原职。走进久违的办公室，她先签的第一份公文，仍是基层妇女劳保用品配额。

1981年，她随中国妇女代表团去日本。日本友人赠送小型计算器，她回到南昌后直接交给妇联会计室登记。同行劝她带台电视回国，既合法又划算，她摆摆手：“公家出差，花的是公家钱，不能再占便宜。”口吻轻，却没人再接话。

时间回到2005年。那封拒绝省级住房的信寄出一周后，省委再度确认她的想法。朱旦华坚持原议，并补充一句：“若有亲友借我的名义领房，请一律视同违纪。”语气平和，却透着不容置疑。相关部门最终将名额转给一位因病瘫痪的离休干部，后者家属几度表达谢意，她听完只是点头。

2010年3月19日凌晨，朱旦华在南昌逝世，享年九十九岁。遗体告别时，灵堂摆着一束普普通通的菊花，遗物清单只有数十本书、一枚入党誓词章和几件洗得发白的旧衣。家属整理她留下的手稿，扉页上写着一行字：“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自可告慰。”没有更长的遗言，也没有最后的感怀，恰如她一生的作派——简单、笃定、毫不留恋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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