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三大罪人，每一个都让中国倒退数百年，第一名人人喊打

“1900年的今天，万寿宴必须照旧。”北京西郊，慈禧端着象牙烟嘴低声嘱咐。那一年，八国联军已经逼近紫禁城。对话短暂，却像钉子一样钉在清末的年轮里——国家兴亡正被个人私欲吞噬。

回头看，历史从不缺争议人物，可若说到“让中国倒退数百年”的罪人，学界常把目光锁定在三个名字：慈禧、贾南风、石敬瑭。三人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时代，却惊人地共享两条特征：一是手握最高实权却无视社稷，二是铤而走险将国本“当筹码”。这种破坏力，比外敌入侵更可怕，因为它来自体制最核心的位置。

先说慈禧。1852年以兰贵人身份入宫，1861年通过辛酉政变抓住权柄。自此到1908年驾崩，清廷实质被她操控将近半个世纪。期间发生了三件大事：自强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资料显示，海军预算在光绪十五年达到顶峰，却在两年后被削去三分之二，钱去哪了？一份内务府账册写得明白——重修颐和园、万寿节贡品、赏赐洋参等杂项。当船坞生锈、官兵缺饷，北洋舰队在黄海被打成筛子。接着《马关条约》送出台湾、赔白银二亿两，中国财政直接被掏空。戊戌政变更是赤裸裸：当康有为、梁启超向光绪呈递新政方案时，老太后一句“拿下”，变法夭折，随后《辛丑条约》又赔去了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列强取得了在华驻兵权。短短七年，两次巨额赔款，直接把清朝拖入半殖民地深渊。说慈禧“人人喊打”，并非耸人听闻。

时间轴继续往前推一千五百多年，可以碰到西晋的贾南风。公元271年，14岁的她嫁给后来的晋惠帝司马衷。惠帝笨到何种程度？史书说他听闻灾民饥饿，随口问“何不食肉粥”。正因皇帝形同稻草人，贾南风得以大权独揽。为了坐稳皇后位置，她策划毒杀太子、迫害怀孕妃嫔，诛灭异己，这些宫闱血案直接点燃“八王之乱”。八位亲王各拥私兵，十年征战，把西晋国力榨干。公元304年，刘渊趁机起兵，随后匈奴、羯、鲜卑、氐、羌五个民族陆续建国，史称“五胡十六国”。北方汉地战火连绵一百余年，人口锐减、耕地荒废。史家罗泌估算，北中国耕口从西晋末的八百万户跌到东晋时不足两百万户，幅度超过四分之三。若贾南风不操控政局，西晋或许难免衰败，但不会猝死得如此迅速。这才是真正的骨牌效应。

再把镜头拉到五代十国。936年，沙陀族将领石敬瑭举兵反唐。同年十月，他向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上奏“父皇帝”，并割让燕云十六州作为交换。十六州是什么概念？涵盖今天的北京、天津、山西北部和河北北部，是横亘长城内外的咽喉。失去这条防线，宋朝再想北进几乎不可能。当时后晋朝廷不过占据黄河以南，而辽国轻松跨进华北平原。翻阅《辽史》，耶律德光笑言：“乃弟敬瑭，真我大辽堤坝也。”一纸“儿皇帝”誓书，替契丹撑了三百年的“缓冲带”。后世明清都要在山海关修筑重防，追根溯源，矛头直指石敬瑭。

有意思的是，这三人并非没有政治手腕，甚至算得上高手。慈禧在洋务初期也做过扩军、创办新式厂矿；贾南风能在男权社会站到权力中心，靠的就是步步为营；石敬瑭先后斡旋后唐、后晋、契丹，手段堪比外交奇才。可惜，他们的终极目标始终落在私利，而非国家。决策一旦与百姓利益冲突，选择永远向权位倾斜。

值得一提的是，对这三人的评价也曾出现反向声音。上世纪80年代，一些清史学者指出，列强入侵在慈禧时代达到高潮，不等于所有责任全压在慈禧身上；亦有研究者认为西晋本身就积弊难返，贾南风只是导火索；石敬瑭割地则被视为五代乱局的“无奈产物”。然而，仅凭“不得已”便可为其开脱？史料不会说谎：白银账目、电报文稿、诏令原件，都清楚写着他们如何把大局让渡给私心。

再看影响深度。慈禧留下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烂摊子；贾南风打开了数百年南北对峙的大门；石敬瑭的燕云割地，使得中国北疆防线永久南移。三颗关键节点串联起近两千年的跌宕曲线，中国的版图、政体和民族结构因此重塑。换句话说，他们对后世的负面作用，远远超过当时的朝代更迭本身。

试想一下，如果慈禧肯把万寿宴的一半银子挪去津沪铁路；如果贾南风在平定八王之乱后主动还政；如果石敬瑭咬牙跟契丹死磕而非割地求生，中国历史会不会少几段沉重的章节？可历史从不玩假设，一旦选择做出，后果就像滚雪一样越滚越大。

或许有人会问，为何总是个人意志左右国家命运？原因无非两点：集权体制下的权力过分集中，以及缺乏制衡的政治生态。当制度给了个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空间，个人私欲就有机会坐大。这些教训，在后世多次被拿来讨论君主专制的弊端。

归根结底，评价历史人物不能脱离时代背景，也不能忽视直接后果。慈禧、贾南风、石敬瑭三人因为私欲，让中国社会、经济、军事分别陷入长时间的停滞乃至倒退，他们的名字被贴上“罪人”的标签并不冤枉。某种意义上，他们提醒后人：权力越集中，越需要制度把闸门锁牢，否则损失的就是整个民族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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