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学者曾直言：有些英国人，真把香港曾经的辉煌当自己功劳了？

前言

香港，曾凭借其独特的区位优势与高度开放的经济体系，跃升为全球瞩目的国际金融枢纽。不少西方人士，尤其是英国舆论圈中人，长期坚持一种观点：香港的繁荣完全归功于英国殖民时期的治理模式，认为正是英式法治、自由市场机制和行政效率造就了这座城市的辉煌。

然而，英国知名中国研究专家马丁·雅克对此提出深刻质疑。他强调，这种论调刻意淡化了殖民时代下普遍存在的社会压迫与制度性不公，更无视了一个关键事实——真正推动香港腾飞的，是中国大陆自1978年起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所带来的巨大动能。

雅克进一步指出，尽管部分英国人仍沉浸在所谓“港英黄金岁月”的怀旧情绪中，却对中国政府依法在香港实施的国家安全法横加指责，全然忽略了一个基本历史真相：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期间，英国从未赋予香港任何实质性的民主权利。

面对地缘格局的深刻重塑，香港能否摆脱路径依赖，在新时代背景下重构自身定位？它的未来之路又将通向何方？

殖民时期的“繁荣”

回顾香港的殖民历史，英国官方及部分舆论常将这座城市的发展成就归因于其所谓的“先进治理经验”。他们宣称，正是由于英国引入了现代法律制度、低税率政策以及不受干预的市场经济，才使香港得以在全球贸易网络中占据核心地位。

在这些叙述中，香港被描绘成一个脱离政治纷扰、纯粹由市场驱动的成功样板，尤其受到老一代英国精英的推崇。他们记忆中的香港，是一个远离中央集权、享有高度“自治”与“自由”的商业天堂。

但这类美化叙事严重遮蔽了那段历史背后的结构性压迫与社会断裂。

正如马丁·雅克所剖析的那样，虽然英国确实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司法框架和开放的贸易环境，但这一切都服务于殖民统治的根本利益，并深深嵌入帝国控制逻辑之中。

他明确指出，在整个港英时期，本地居民被彻底排除在权力结构之外。从总督到高级官员，全部由伦敦直接委派，没有任何选举机制可供港人表达意志或参与决策过程。

所谓“法治”与“秩序”，本质上是维护殖民权威与资本利益的工具，而非保障全民权利的社会契约。

经济层面，尽管香港作为自由港吸引了大量跨国企业与投资，迅速成长为亚太地区的贸易重镇，但财富分配极不均衡。大多数基层劳动者长期处于低薪、高负荷的工作状态，生活成本不断攀升，而实际收入增长极为有限。

与此同时，少数地产财团借助殖民政府对土地供应的垄断，逐步掌控城市命脉，推高房价至普通市民难以承受的水平，形成严重的资产集中现象。

雅克强调，这种“繁荣”只是表象，其背后是系统性的资源倾斜与阶层固化，真正的受益者仅限于依附殖民体制的特权阶层与外资集团。

更为严峻的是，所谓“健全法治”也并非如外界宣传那般公正透明。根据《紧急情况规例条例》，港督可在无需审判的情况下实施拘捕、查封媒体、限制集会，拥有近乎专断的行政权力。

这意味着，普通民众的基本自由时刻面临被压制的风险。所谓的“法治精神”，往往只在涉及商业合同或外资权益时才被严格执行，而在关乎公众权利与政治诉求时则形同虚设。

因此，殖民时代的稳定与经济增长，实则是建立在压制性制度与社会不公之上的脆弱平衡。香港虽成为全球经济链条中的关键节点，但多数市民并未真正分享到发展红利。

香港的繁荣经济

进入1980年代后，随着中国大陆开启改革开放进程，中国经济迎来爆发式增长。香港凭借地理毗邻、语言相通、制度衔接等优势，迅速转型为内地连接世界的桥梁。

大量外资通过香港进入中国，同时内地企业也开始以香港为跳板走向国际市场。这一时期，香港不仅巩固了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成为跨境资本流动、离岸人民币业务和高端服务业的核心平台。

无论是银行、保险、航运，还是房地产与专业服务领域，香港均深度融入中国崛起的大潮之中，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马丁·雅克明确表示，若没有中国改革开放释放的巨大能量，香港不可能维持持续增长态势。真正支撑香港经济飞跃的，不是殖民遗产，而是来自祖国腹地的强大引擎。

数据显示，1997年香港回归之际，其GDP占全国总量超过20%，堪称举足轻重；而如今该比例已降至不足3%。这一变化并非意味着香港衰落，而是反映出中国整体经济规模的惊人扩张。

以深圳为例，这座昔日的小渔村在中国政策扶持下，短短四十余年便蜕变为全球领先的科技创新城市，孕育出华为、腾讯等一批世界级科技巨头。

相比之下，香港虽仍保有国际化程度高、法律体系成熟等优势，但在新兴产业布局上明显滞后。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等前沿领域，缺乏足够投入与政策引导，导致竞争力逐渐削弱。

由此可见，香港不能再固守传统的金融与地产双轮驱动模式，而应主动对接国家战略，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历史契机。

通过区域协同发展，拓展人才流动、技术合作与产业互补的空间，香港的年轻人将能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实现价值，城市本身也有望实现结构性升级。

香港的未来

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香港依据“一国两制”原则享有高度自治权，包括独立的关税区地位、司法权和货币发行权。这使其在全球化体系中继续保持独特吸引力。

但必须清醒认识到，这种特殊安排并非永恒不变，而是基于国家统一与安全大局下的阶段性制度设计。香港的前途命运，终究与中国整体发展走势紧密相连。

马丁·雅克提醒道，当今中国已不再是被动参与全球分工的发展中国家，而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与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重要力量。香港唯有认清这一现实，才能找准自身坐标。

要重振活力，香港亟需打破长期以来由少数地产集团主导的经济格局，推动产业结构多元化。重点应在数字经济、绿色金融、生物科技、智能城市等领域加大投入，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

同时，必须深化与广州、深圳、珠海等大湾区城市的协同机制，在科研成果转化、产业链整合、人才互通等方面形成合力，打造世界级城市群功能集群。

当前，香港青年群体面临就业机会狭窄、上升通道受限、住房压力沉重等多重困境，若不能有效回应其发展诉求，恐将影响社会稳定根基。

雅克强调，解决贫富悬殊与代际矛盾，是香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议题。只有构建更加包容、公平的增长模式，才能激发全社会创造力。

对于外界广泛关注的《香港国安法》，他认为这是应对极端势力破坏、防范外部干涉的必要举措，有助于恢复社会秩序与公众安全感。

这部法律并非削弱自由，而是为香港长远稳定提供制度保障，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走样、不变形。

结语

当我们重新审视香港的历史轨迹与发展前景时，必须摒弃片面化、情绪化的解读方式。

马丁·雅克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理性思考的视角：香港的辉煌成就，绝非源于单一的殖民治理神话，而是中国融入世界体系过程中所催生的战略机遇的结果。

今天，香港面临的挑战不再是是否“去殖民化”，而是如何在国家快速崛起的新时代中重新定义自我。

它需要摆脱对传统模式的路径依赖，加速产业升级，提升创新能力，化解社会深层矛盾，特别是青年群体的发展焦虑。

最终，香港必须在坚守“一国”原则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两制”优势，走出一条融合国家战略与本地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告别对西方制度幻想的迷恋，拥抱属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