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十月初的苏南,秋风裹着寒意,吹过常熟珍门镇这片饱经战火的大地。
一条泥泞小路上,地下交通员费老元正急匆匆地赶路,当日,他要将一份情报送到二十里外的联络点。
就在费老元穿过一片竹林时,突然听到一声吆喝。几个持枪的日军从竹丛后窜出来,为首的竟是本地密探苏坤。费老元心里一沉,下意识摸了摸胸口。情报就缝在衣襟里,现在销毁已经来不及了。
“就是他,费老元,共产党的交通员!”苏坤指着他说。
日寇一拥而上,将费老元捆了个结实。他咬紧牙关,一言不发。一个日军小队长走过来,用生硬的中国话问:“你的,同伙的在哪里?”
费老元抬起头,目光平静:“我就是个种地的,听不懂你们说什么。”
日军随后便将费老元押到苏家尖,关进了长泾观音堂。
这座废弃的庙宇早已没了香火,前后两进的建筑被日军改成了临时牢房。费老元被推进后进的一间厢房,木门“哐当”一声关上,外面传来上锁的声音。
屋子里很暗,只有一扇高窗透进些许天光。费老元靠在墙上,慢慢滑坐到地上。他仔细回想着刚才的一幕——苏坤怎么会知道他的行踪?是哪个环节出了纰漏?更重要的是,情报还没有送出去,组织上知不知道这个情况?
这些问题像一根根针,扎在他的心上。
接下来的几天,日寇每天都会提审他。有时是白天,有时是深夜。他们问他地下组织的名单,问他知道哪些抗日干部,问他传递过什么消息。
费老元每次都装出一副茫然的样子。“我就是个农民,”他重复着,“种地的,什么都不知道。”
甭管敌人如何拷打,他却始终咬定自己只是个普通农民。渐渐地,审讯的次数少了,日军似乎也开始怀疑情报的准确性。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放人。费老元被闷在这个暗无天日的房间里,一关就是十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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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他只能从高窗透进的光线判断时辰。清晨是灰白的光,正午是明亮的,傍晚又变成昏黄。他看着光影在墙上移动,日子一天天流逝着。
这天下午,他正靠在墙角打盹,手无意中碰到一片脱落的墙皮。他下意识地抠了抠,发现底下的墙体不是砖头,而是土圾——当地用泥土夯制的土砖。
一个记忆突然闪过他的脑海:小时候,他家的老屋就是这种土砖砌的。有一年雨季,屋顶漏雨,雨水顺着墙面流下来,那一片土砖很快就酥软了。父亲说:“土圾最怕水,一泡就软。”
这个念头让他心跳加速。
他仔细端详这片墙壁。纸筋已经大面积脱落,土砖裸露在外。他伸手摸了摸,质地松软。
一个大胆的计划在他心中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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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天起,他每天夜里都会在这片墙根小便。尿液慢慢渗进土砖,一点一点地侵蚀着这块墙体。这个举动很冒险,万一被哨兵发现异常,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他总是选择深夜,趁着哨兵最疲倦的时候。
每一次,他都屏住呼吸,竖起耳朵听着门外的动静。哨兵的脚步声时远时近,有时还会停下来咳嗽两声。每当这时,费老元就停下来,假装睡着。
白天,他会用手指悄悄试探墙体的变化。第一天,墙面只是微微潮湿;第三天,表层开始剥落;到了第七天,他的手指已经能轻易插进土砖里了。
希望在他心中生长,像黑暗中点燃的一盏灯。
但他知道,必须耐心等待。墙体的酥软程度还不够,现在动手风险太大。而且,他要选择一个最合适的时机——一个所有日军都在熟睡,哨兵也最松懈的深夜。
等待是煎熬的。
每一天都变得格外漫长。他既要装作若无其事,又要时刻关注墙体的变化,还要留意日军的动向。这种三重压力让他的神经始终紧绷。
第十天的夜里,风雨交加。雨水敲打着观音堂的瓦片,也掩盖了其他声响。费老元知道,机会来了。
他悄悄起身,走到墙角。伸手一探,土砖已经酥软如泥。他心中一阵狂喜,强压住激动的心情,开始用手一点点抠挖。
第一块土砖很容易就取下来了。他轻轻把它放在地上。然后是第二块、第三块......他的动作很轻,很慢,指甲缝里塞满了泥土,手指也被磨破了,但他感觉不到疼痛。
洞口从拳头大小,慢慢变成碗口大,再到能够伸出一个头。他停下来,侧耳倾听。风雨声中,哨兵的脚步声很远,似乎躲到前进去避雨了。
他继续挖掘。
汗水顺着额角流下,和脸上的泥土混在一起。他顾不上擦,全神贯注地扩大着这个通向自由的洞口。
当洞口终于能够容纳一个人通过时,已经是后半夜了。风雨渐歇,四周一片寂静。
费老元深吸一口气,先将头探出洞口,仔细观察。观音堂的后院空无一人,只有几棵老树在风中摇曳。他侧身钻出,轻巧地落在地上。
自由的感觉如此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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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风扑面而来,带着雨后泥土的清新。
凭着对这一带地形的熟悉,他猫着腰,迅速穿过院子,翻过矮墙,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先绕到村外的土地庙。在神像后的一个缝隙里,他留下了一个暗号——三块叠在一起的石头。这是告诉同志们:他脱险了,但需要暂时隐蔽。
做完这一切,他才悄悄回家。妻子看到他,又惊又喜。他来不及多说,只匆匆拿了几件衣服和一点干粮。
“我要去唐市,”他低声说,“这里不能呆了。”
妻子眼中含泪,却什么也没问。这些年,她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分别。她默默包好干粮,塞进他的行囊。
费老元最后看了一眼妻子,转身没入黎明前的黑暗中。
他知道,敌人很快就会发现他逃走,一定会全力搜捕。他必须尽快赶到唐市,与那里的同志会合,继续他的使命。
天色微明时,他已经走出了十几里路。回头望去,珍门镇在晨雾中若隐若现。那里有他的家,他的亲人,他熟悉的土地。但他知道,现在还不能回去。
他整理了一下行装,继续向前走去。这条路还很长,但只要活着,就有希望。只要还能走,就要继续走下去。
那面被他用尿液浸软、用手抠开的土墙,不仅给了他第二次生命,更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再坚固的牢笼,也关不住一颗向往自由的心;再黑暗的长夜,也终将迎来黎明。
到达唐市的第二天,费老元就重新接上了组织关系。同志们听说他的脱险经历,都感叹不已。有人问他:“老元,当时害怕吗?”
他想了想,说:“怕,怎么不怕。但我更怕再也见不到同志们,再也完不成任务。”
这句话,道出了那个年代无数像费老元这样的普通人的心声。他们不是天生的英雄,也会恐惧,也会犹豫。但在关键时刻,他们选择了勇敢,选择了坚持。
这种勇气,比天生的无畏更加珍贵,也更加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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