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柏龄当初跟何应钦平起平坐，后来怎么就被老蒋无情抛弃

1942年8月，平日里被日军飞机炮火威胁的成都城内却一片素白，平日里不怎么出门的国民党军政要员纷纷送上挽联为王柏龄送别。
王柏龄去世后如此大的牌面与其说是一位上将的哀荣，不如说是对一段跌宕历史的集体缅怀。这位与蒋介石同窗、同袍的保定军校生，黄埔军校的重要筹备者，最终在政治与军事的漩涡中，从权力巅峰跌落至佛门青灯，曾经的枪火和权斗，如今都是一抔黄土了。

天时地利人和
说起来，王柏龄的革命之路，堪称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典型代表。
1903年，14岁的王柏龄弃文从武进入南京陆军小学，三年后保送保定陆军速成学堂，与蒋介石、张群等人成为同窗。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王柏龄回国参战，从沪宁光复的连长升至团长；“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又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期骑兵科毕业。那个时候日军陆军士官学校的文凭可是一个民国军队中的通行证，可以说是响当当的硬通货。
1916年经蒋介石引荐，王柏龄加入居正领导的山东讨袁军，历任参谋、代参谋长、旅长，并在云南讲武堂任教七年。
这样“军政双修”的经历，使王柏龄成为兼具军事理论与实战指挥的稀缺人才，在1924年孙中山决定创办黄埔军校时，他自然也被列入筹委会核心名单。

同学情谊
若说王柏龄崛起是“时势造英雄”，那么他与蒋介石的关系，则是“英雄相惜”的典型。
蒋、王二人同赴日留学，在振武学校加入同盟会，这样“同窗+同袍+同志”的三重纽带，让蒋介石对他始终另眼相看。
1923年，蒋电邀其赴广州任大元帅大本营高级参谋；次年黄埔筹建，王柏龄不仅是七人筹委之一，更出任教授部主任，从选址、教材到教官招聘、军服设计，多有亲为。
时至今日，有一张照片流传很广泛，在这张图里孙中山居中，蒋介石在右后，左后正是王柏龄，其地位可见一斑。
而此时的王柏龄也堪称蒋的“左膀右臂”，他力邀叶剑英任副手，主导“孙文主义学会”与共产党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并立，还在黄埔军校特支委员会任组织委员，深度介入国共合作。
1925年东征陈炯明时，王柏龄任教导第二团团长，与何应钦的教导第一团形成“双核”。

然而，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在东征棉湖一役，何应钦以千余人击溃万余敌军，一战成名；而王柏龄的教导第二团却在淡水城下溃败，他本人一度临阵脱逃。
这种反差，让蒋介石不得不重新来评估两人价值。能力不足已经相当致命，而此时王柏龄的私生活也受到大家的指责，他沉迷烟酒赌色，北伐期间甚至流连妓馆，致南昌战役中孤军冒进，被孙传芳反包围，几乎全军覆没。
老蒋虽怒其不争，但仍念同窗之谊，仅撤军职，改任长江要塞司令。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王柏龄虽连选中央执行委员，却再无实权。后来，当何应钦凭棉湖威望成为“蒋何系”核心时，曾经一度炙手可热的“蒋王系”已名存实亡。
一切有迹可循
说起来，王柏龄的沉沦既是个人性格的悲剧，也是时代的产物。
从能力上来老，王柏龄缺乏何应钦的严谨与韧性。何应钦性格上再怎么不堪，但是他以军校为家、事必躬亲。而王柏龄则是让副手替自己干，还贪图享乐。
这样的差异，在战场就会被放大。而有意思的是，晚年的王柏龄试图通过皈依佛门、修缮扬州重宁寺、五亭桥等寻求寄托，却因丑闻（如与外甥媳之事、逼死妻妾）再损声名。
等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王柏龄随政府西迁重庆时，他已沦为“政治花瓶”中看不中用了，虽然黄埔名宿的面子倒是还在，但是实权早被陈诚、白崇禧等后起之秀分走了。

王柏龄有留日背景、军校资历与同窗之谊，却因性格与战略失误，从巅峰跌落至青灯古佛。与之对照的何应钦，同样出身保定、参与黄埔筹建，却凭棉湖战绩与严谨作风成为国府“二号人物”。
1942年，王柏龄的骨灰归葬扬州瘦西湖畔熊园时，这位昔日“黄埔元勋”已鲜有人问津。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之前再高的地位如今也不过是一捧黄土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