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衔的重要性不用多说,是一个军队组织性的保证,也是军人独有的标志。
尤其是在战场上,一旦战场的指挥官阵亡,训练有素的军队里军衔最高的军官将自动成为新的指挥官,低级军官和士兵无条件服从他的命令,这样就可以在战斗中,在最短的时间里将军队组织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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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曼底登陆
比如二战时期美军在诺曼底登陆的时候就是这种情况,当时空降兵都散落各处,建制完全被打散,但就是靠军衔这种方式小股组织起来的。
可以说军衔的背后,其实是一整套的体系,不同军衔的陌生官兵能很快在这体系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而在民国时期,国民政府为了统一指挥,也设定了军衔,只是和其他国家相比,国民政府的军衔设置混乱无比,堪称史上最为混乱的军衔体系,没有之一。
比如在1941年3月的上高会战上。
当时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投入6.5万余兵力,兵分三路,企图一举消灭驻防在上高附近的国军第19集团军罗卓英部,打通湘赣要道。
而在上高城外阻击阵地的是国军第57师,第57师是隶属于国军第74军,而国军第74军则隶属于第19集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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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高会战
但不管是第57师师长余程万还是第74军军长王耀武,亦或是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军装领口通通挂着两颗星,也就是中将。
换句话说,师长、军长、集团军总司令的军衔居然都是中将,要不是他们有具体的职务,普通国军乍一看上去,完全分不清谁大谁小。
但实际上,这三人虽然都是中将军衔,但含金量不同。
其中罗卓英才是真正的“陆军中将”军衔,至于王耀武和余程万呢?准确的称谓应该是“中将军长”和“中将师长”,前者叫“铨叙军衔”,后者叫“职务军衔”,是两个不同的体系。
至于王耀武和余程万的铨叙军衔,其实只是“陆军少将”。
明明一套军衔制度就好了,国军为何还要搞两套呢?说白了,就是蒋介石为了维持权位而搞出来的。
01
国民政府军衔的真正设立,始于1935年。
在这之前,虽然也有军衔,但因为国民革命军派系的纷杂以及北洋军阀时期的混乱军制,军衔制度混乱无比,军队将官可以随意授予军衔,哪怕蒋介石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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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时期军衔
比如1930年陈诚率第11师攻克济南当天,蒋介石直接电令晋升其为第18军上将军长,完全没有一套制度,都是靠口头命令。
一般来说,军衔基本上都是和职务挂钩的,但南京国民政府内部派系林立,政治上就不说了,就军事方面就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伐军总司令部、冯玉祥系、阎锡山系、桂系、张学良系等等。
在没有统一的制度下,他们只要一纸手令,就可以给属下军官晋升为少将或者中将,以至于当时将官就已经满天飞了,当然,这和南京国民政府对各派军阀的控制力度太弱有关。
到了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才在新军阀混战中最终胜出,鉴于当时军制和军令的混乱,蒋介石开始谋求军事上的统一,自然也包括军衔体系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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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蔚
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设立“铨叙厅”,以亲信林蔚为厅长,先对国军各个将官以资历、职务、奖惩历史等进行考评,然后统一一叙任正式军衔,这其中,对上将群体的规定特别严格。
说实话,这次整理还是有效果的。
1935年4月1日,国民政府授予新的军衔,其中特级上将有1人,也就是蒋介石。
一级上将8人,为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何应钦、李宗仁、朱培德、唐生智、陈济棠。
其他如二级上将21人、陆军中将则为8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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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国军军衔
军衔整顿后,又对全国军队编制进行统一,规定规定以“路军”为战略单位,直属于军委会,以“军”为战役基本单位,按计划,国军将会编成48个军共96个师,和之前相比,是缩小的。
缩小军队编制,再经过铨叙军衔体系的建立和实施,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的时候,国军的军衔还算正常的,而且都是货真价实的铨叙军衔。
一般路军总指挥为二级上将或中将加上将衔,反正得挂三颗星,而军长和师长则大都为陆军中将,挂两颗星,旅长则为陆军少将,挂一颗星。
比如第18军军长罗卓英就是陆军中将,而第36师师长宋希濂、第87师师长王敬久、第88师师长孙元良也都是陆军中将,而由第1旅扩编起来的第51师师长王耀武,则是陆军少将,可以说符合衔级配套标准,而这两年叙任也不超过200名,属于比较合理和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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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卓英
但随着全面抗战爆发,国军的军衔体系开始趋于混乱。
02
混乱始于1937年淞沪会战的爆发,蒋介石通过军事委员会发布了一道通令,即从现在开始,全面停止铨叙军衔的晋升,也就是说,哪怕在抗战时期立下战功,或者个人职务晋升,铨叙军衔也不会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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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级上将
为何蒋介石要暂停铨叙军衔的晋升呢?一方面是抗战爆发了,现在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抗战上,而对军官的考评叙任是个比较繁琐的行政工作,没有太多的精力放在上面,干脆先暂停。
另一方面铨叙军衔体系属于非战时状态下的产物,而战争时期,立功或者作战不利的太多了,毕竟战功卓著的可以连升三级,而作战不利的应该处罚和降级,铨叙军衔体系已经不太合时宜了。
当然,这些都是表面上的理由,实际上,蒋介石寄希望于在抗战时期,壮大自己的嫡系中央军,然后削弱甚至吞并其他杂牌军,而铨叙军衔的授予那是有正规流程,需要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签署的“任官状”的,对于蒋介石而言,需要接受铨叙条例和任官体系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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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森
一旦暂停铨叙军衔的晋升,那整个抗战时期高级军官职务任免,完全凭借老蒋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任职令”这么一张纸。
只要他签字,什么少将旅长、中将师长、中将军长,都可以自己任命,蒋介石完全获得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军政”大权,进而大肆扩充嫡系,而这样的晋升的军衔,其实就是“职务军衔”。
从1937年秋天开始,“职务军衔”开始泛滥,尤其是中将的数量迅速增多,还是拿王耀武举例。
王耀武之前的铨叙军衔是陆军少将,但晋升第74军副军长兼51师师长时,任职令上写的“中将副军长”,到了1939年的时候,又成为“中将军长”,实际上,他的“中将军长”就是“职务军衔”。
另一个例子是第74军前57师师长施中诚,他在1937年铨叙的是陆军少将。
虽说暂停了铨叙,但因为战争的持续,职务是不断晋升的,但施中诚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非黄埔嫡系,王耀武不愿意让他继续待在74军,就在1941年保举施中诚升任了第100副军长,后晋升军长。
但军长挂陆军少将,不太合适,蒋介石一纸命令下达,委任他为第100军“中将军长”,但不管怎么说,在其档案里,施中诚始终是陆军少将,现在不过是顶着“中将军长”的帽子打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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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中诚
施中诚的不是独例,事实上,随着战争的持续和扩大,国军的军队规模和编制猛增,但有“上将数量基本固定在60人左右”的不成文规定,导致任命为少将、中将职务军衔的数量也直线上升,以至于中将职务军衔就出现了扎堆泛滥的情况,也就说标题里说的“少将满地走,中将随处有”。
这就导致抗战时期,下至师长、军长,上至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甚至战区参谋长、副司令长官,都挂着中将的两颗星。
比如长沙保卫战中,除了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是上将外,副司令罗卓英、参谋长吴逸志、第15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第10军军长李玉堂、第74军军长王耀武等等,都是两颗星的中将。
中将算是高级军衔了,但如今国军内部挂两颗星的太多了,导致中将都快不值钱了。
不过也就王耀武的“中将”含金量不如前几个,因为他的铨叙军衔是陆军少将,而前面几位,在抗战之前都叙任了陆军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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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耀武
不过,王耀武在后面还是破例叙任了陆军中将。
原来是在1944年底的时候,国民政府组建陆军总司令部,打算以王耀武为第四方面军中将司令官,成为副战区级别的方面军司令官,但铨叙军衔依旧是陆军少将,有些不伦不类,毕竟现在王耀武已经和卢汉、张发奎、汤恩伯并驾齐驱了,最终蒋介石特批,在其正式任职之前安排其晋任陆军中将,成为货真价实的陆军中将了。
03
如果只是以职务军衔在表面上取代铨叙军衔,中将还不至于这么泛滥,毕竟抗战前,国军总兵力约180万人,包括182个步兵师、9个骑兵师以及50多个独立旅等等,虽说师长就能授予中将军衔,但不代表所有担任师长的将领都能得到。
所以,如果加上军长,那么国军获得中将军衔的也就两三百人左右。
但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大肆扩军,到了1944年的时候,总兵力已经扩充至600万人左右,包括120个军、354个师,相当于1937年的三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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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和日军存在装备和火力上的差距,靠人数来弥补劣势无可厚非
当然,因为和日军存在装备和火力上的差距,靠人数来弥补劣势无可厚非。
但抗战时期国军的扩张属于无序扩张,并不需要如此多的军、师级编制,而且大多数步兵师其实都是严重缺额的。
比如暂编第5师,整个师兵员才5000人,相当于一个主力旅的编制,严重缺额。
至于晋绥军,空有大堆集团军、军、暂编师的番号,实际上每个师不足4000人。
对比日军在战场的补充,是快速将新兵补入出现战损的师团或者独立旅团,以维持其作战能力,随意新建战役级单位很少。
但蒋介石一方面坐视大量步兵师严重缺额于不顾,一方面却不断新建各种新编师、暂编师、预备师来虚张声势,甚至新建了十四个大战区、40个集团军、若干行营、警备总司令部、方面军司令部等杂七杂八一堆高级指挥部等等。
成立这些部门就需要相应的编制,而担任这些职务的,往往需要挂中将军衔,这就导致中将进一步泛滥。
比如宋希濂、王敬久、李玉堂、霍揆彰这些黄埔一期的毕业生,抗战爆发的时候,仅仅是师长,但在抗战后期,纷纷升任集团军总司令。
而黄埔三期、四期的方先觉、阙汉骞、胡琏等人,也升到军长,不管他们之前的铨叙军衔是陆军中将还是少将甚至是其他,但这些岗位,都需要挂二颗星才合适,否则职衔就不配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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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耀湘
到了后面,黄埔六期廖耀湘、戴笠,一个担任新六军军长,一个担任军统局副局长,也都挂上中将职务军衔,但实际上,他们的铨叙军衔一个是骑兵上校,一个陆军上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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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
注:戴笠在1945年升代理局长的时候,晋升陆军少将,死后追晋陆军中将。
最离谱的是沈醉,铨叙军衔是步兵少尉,但职务军衔已经干到少将了。
除此之外,军队的战时编制层级也相应增加了。
1939年之前,国军在军事委员会以下,新增了行营、战区、兵团、集团军、军团等多个高级编制,这些高级编制中的副职、参谋长、高级参议等等职务,级别在理论上肯定要高于师级,所以至少也得授予中将衔。
所说在1939年取消了兵团和旅这两级建制,但中将的岗位数目依旧很多。
04
到这里,中将已经很泛滥了,但后面,蒋介石一通操作,让中将军衔继续泛滥,这个操作靠收编和笼络来瓦解非嫡系部队。
一直以来,蒋介石对于非嫡系部队都是存着收编和瓦解的心思,比如西北军、川军、滇军、粤军等等。
而在收编和笼络中,蒋介石听取了林蔚的建议,采取了留官不留兵的策略,即大量裁减各部队的士兵员额,却给高级军官们升军衔发高薪以瓦解非嫡系军的实力。
这样的方式效果不错,但代价就是晋升了一批中将,以至于抗战末期,挂上两颗星中将领章的军官足足有900多人,绝大部分都是中将职务军衔。
当然,要是正常退役的话,还能减少一些,问题是国民政府虽然制定了《陆海空军官佐服役暂行条例》,但根据规定,中将在65岁退役,少将是60岁,上将则是70岁。
说实话,这个退役年龄相当宽松,中将居然能担任到65岁,这就导致实际上退役的很少,但晋升的又多,导致中将群体来越庞大。
所以,蒋介石也觉得有些不靠谱了,在抗战胜利后,对现役军官服役限龄进行了修改,其中中将修改为56岁,少将修改到52岁,并在抗战胜利后全面实行军官退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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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军衔肩章
1946年7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退役的有包括冯玉祥在内的15名以及上将,217名中将,576名少将。
伴随着官兵退役的制度正式实行的,还有被中断的铨叙军衔的晋升,比如张灵甫、胡琏等人,都是1945年初叙任陆军少将的。
但他们已经授予中将军长的职务军衔多年,不可能在佩戴一颗星的,所以依旧佩戴职务军衔。
既然铨叙军衔恢复,那职务军衔有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按蒋介石的想法,战后会进行“裁军”和“撤衔”的。
所谓“裁军”,其实就是把战区改成了绥靖公署,把集团军改成了整编军或绥靖区,把军改成了整编师,本质来说,和之前没什么区别,其实就是换汤不换药的做法。
至于“撤衔”,其实就是没有职务的将领得打回原形,当然,撤衔就得先裁撤编制和职务,问题是国军部队编制并没有大的变化,各级职务至多换了个称谓而已,导致国军将领基本都佩戴着抗战时期的职务军衔。
毕竟两颗星挂上去很有面子,谁愿意少挂一个甚至没有呢?
除此之外,国军还收编了批伪军部队,伪军的军衔本来也是乱授虚高,既然收编了,至少得保留原来的军衔,甚至还有一部分晋升,比如孙殿英、吴化文、孙良诚等等,导致中将的数量进一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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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良诚
所以,哪怕恢复了铨叙军衔晋升,但实际上,和抗战时期没有什么区别,依旧是中将多如牛毛。
比如在淮海战役期间,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是中将,几个兵团司令邱清泉、黄百韬、孙元良、黄维是中将,其余的军长如邱维达、熊笑三也是中将,甚至一些老资格的师长也是中将。
可以说不管是叙任的还是职务的,人人都是两颗星的中将。
从这可以看出,国军的军衔已经彻底崩坏了,说到底,一方面是没有合理的晋升制度,一方面就是蒋介石企图用封官许愿来拉拢人心,主打一个想怎么搞就怎么搞.
但搞来搞去,最后彻底失控,将军衔视为玩物,没有荣誉心的部队,焉能不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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