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远征军，前后历任三位总司令，他们是谁？

“1942年4月的清晨，昆明白龙机场，通信兵急匆匆跑来大声报告：‘罗司令，委员长急电，命十万大军即刻跨出国门！’”短短一句话，将那场远征拉开了帷幕。中国远征军，这支诞生于抗战最艰难时刻的部队，先后听命三位总司令——罗卓英、陈诚、卫立煌。三人风格各异，却在缅北丛林与日军反复较量的血火中留下深深烙印。顺着时间脉络捋一遍，就能体会到这场跨国作战的曲折与沉重。

先看罗卓英。1942年4月2日，最高军事委员会的任命电报把他推到远征军第一任总司令的位置。他此前在第一次、第三次长沙会战以及上高会战中露过脸，尤其上高一战，前线部队反复拉锯，他连续两昼夜待在指挥所，摊开的地图用汗水湿透。正因长沙三战的“漂亮仗”，蒋介石决定让他率部入缅。罗卓英手里有黄埔系的硬骨头：第五军杜聿明、第二百师戴安澜、新编二十二师邱清泉，还有廖耀湘、郑洞国等人。10万官兵翻山越岭开进同古、仁安羌，一度打得日军措手不及。可惜情况急转直下：英印军突然收缩，盟军防线瞬间空缺，罗卓英的主力被迫向东南和东北方向分流。杜聿明率第五军退向野人山，一路沼泽、疟疾、饥饿，几千官兵倒在藤蔓与毒蛇间。有人统计，野人山回国的第五军，人数锐减三分之一。罗卓英的首次远征，以失利收场，外界责难声骤起，令这位总司令深感挫败。

1943年2月，轮到陈诚走马上任。此时的陈诚名气更大，级别更高，但外界一直质疑他“不善野战”。他接掌远征军后，先在昆明主持会议，制订滇缅反攻草案：兰姆伽训练、补充美械、进行丛林适应课程，一项项写得极细。美国顾问史迪威对这位中国同僚并不客气，却承认方案“条理清楚”。然而，陈诚身患疟疾、高烧不退，在滇缅前线只待了数周便被送回陪都。6月，他改任军政部长，而东线战事仍在酝酿。有人说陈诚在远征军时期“功过皆淡”，倒也不全对：正是那段日子，他敲定了新一军、新六军的美械武装方案，为下一轮反攻埋下伏笔。

陈诚离开后，蒋介石把希望押在卫立煌身上。1944年12月，卫立煌正式成为远征军第三任、也是最后一任总司令。卫立煌自幼行伍，东北作战时就以“猛、准、快”著称，日军情报里把他列为“头号难缠对手”。接手远征军后，他迅速提出“先打通滇西，再攻缅北”的思路：滇西腾冲、龙陵、松山三点成线，若能合围，再沿密支那向西一路推进，就能恢复中印公路运输。1944年底到1945年初，新一军孙立人、新六军廖耀湘整编完毕；同一时间，日军第18师团自诩“丛林之虎”扎在缅北。卫立煌亲赴芒友前线，在地图上画了个圈：“这里是关键，夺下松山，公路就能接起来。”随后的数月，远征军配合美军工兵凿山开路，火炮对松山主峰倾泻。1945年1月，松山要塞告破，怒江浮桥架设成功，滇缅公路重新贯通，滇西缅北战役基本完成预定目的。卫立煌成为三任总司令中唯一在任期内拿到明显战果的人。

若把三人放在一起比较，画面颇有意思：罗卓英锐气足、起手漂亮但后续乏力；陈诚擅长后勤与制度，却被病魔拖住手脚；卫立煌倒像“终结者”，稳扎稳打，以攻势收尾。远征军也在三人手里经历了由仓促出国、受挫而归，到美械整训、再到大反攻的完整轮回。短短三年，三任总司令，不同战绩，却共同承担了跨境抗战的全部压力。

日军在缅甸的投降文件上签字时，远征军官兵依然身穿丛林作战服。有人问老兵当年最难忘的情景，他回想良久，说的不是枪林弹雨，而是“野人山里看不到尽头的队伍”。那段极端艰苦的撤退，是罗卓英时代未竟的痛；后来的再度进军，则由卫立煌时代来弥补。历史不会只褒奖胜利者，也不会永远惩罚失利者，它更在意一支军队有没有留下继续作战的勇气与能力。

远征军的故事并未在1945年终止。战后数年，新一军、新六军部分官兵被调往东北参战，甚至一路撤至台湾，滇西密林中的老战壕却逐渐被野草掩盖。如今站在松山、怒江西岸，偶尔还能看到锈迹斑斑的铁丝网；它们默默提醒后人：曾有三位总司令、数十万将士，把生死系于这一条崎岖公路，只为让国内外补给线重新呼吸。把这段历史捧在手里掂量，会发现它沉甸甸，里面掺杂着胜利的喜悦、撤退的屈辱、补给的焦虑以及指挥者风格的差异。三位总司令已经先后谢幕，但远征军留下的精神坐标，仍然矗立在滇缅边境的山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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