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一交通员落入敌手，随后用小便浇墙数日，趁雨夜逃出生天

一九四一年十月初的苏南，秋风裹着寒意，吹过常熟珍门镇这片饱经战火的大地。

一条泥泞小路上，地下交通员费老元正急匆匆地赶路，当日，他要将一份情报送到二十里外的联络点。

就在费老元穿过一片竹林时，突然听到一声吆喝。几个持枪的日军从竹丛后窜出来，为首的竟是本地密探苏坤。费老元心里一沉，下意识摸了摸胸口。情报就缝在衣襟里，现在销毁已经来不及了。

“就是他，费老元，共产党的交通员！”苏坤指着他说。

日寇一拥而上，将费老元捆了个结实。他咬紧牙关，一言不发。一个日军小队长走过来，用生硬的中国话问：“你的，同伙的在哪里？”

费老元抬起头，目光平静：“我就是个种地的，听不懂你们说什么。”

日军随后便将费老元押到苏家尖，关进了长泾观音堂。

这座废弃的庙宇早已没了香火，前后两进的建筑被日军改成了临时牢房。费老元被推进后进的一间厢房，木门“哐当”一声关上，外面传来上锁的声音。

屋子里很暗，只有一扇高窗透进些许天光。费老元靠在墙上，慢慢滑坐到地上。他仔细回想着刚才的一幕——苏坤怎么会知道他的行踪？是哪个环节出了纰漏？更重要的是，情报还没有送出去，组织上知不知道这个情况？

这些问题像一根根针，扎在他的心上。

接下来的几天，日寇每天都会提审他。有时是白天，有时是深夜。他们问他地下组织的名单，问他知道哪些抗日干部，问他传递过什么消息。

费老元每次都装出一副茫然的样子。“我就是个农民，”他重复着，“种地的，什么都不知道。”

甭管敌人如何拷打，他却始终咬定自己只是个普通农民。渐渐地，审讯的次数少了，日军似乎也开始怀疑情报的准确性。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放人。费老元被闷在这个暗无天日的房间里，一关就是十多天。

每天，他只能从高窗透进的光线判断时辰。清晨是灰白的光，正午是明亮的，傍晚又变成昏黄。他看着光影在墙上移动，日子一天天流逝着。

这天下午，他正靠在墙角打盹，手无意中碰到一片脱落的墙皮。他下意识地抠了抠，发现底下的墙体不是砖头，而是土圾——当地用泥土夯制的土砖。

一个记忆突然闪过他的脑海：小时候，他家的老屋就是这种土砖砌的。有一年雨季，屋顶漏雨，雨水顺着墙面流下来，那一片土砖很快就酥软了。父亲说：“土圾最怕水，一泡就软。”

这个念头让他心跳加速。

他仔细端详这片墙壁。纸筋已经大面积脱落，土砖裸露在外。他伸手摸了摸，质地松软。

一个大胆的计划在他心中成形。

从那天起，他每天夜里都会在这片墙根小便。尿液慢慢渗进土砖，一点一点地侵蚀着这块墙体。这个举动很冒险，万一被哨兵发现异常，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他总是选择深夜，趁着哨兵最疲倦的时候。

每一次，他都屏住呼吸，竖起耳朵听着门外的动静。哨兵的脚步声时远时近，有时还会停下来咳嗽两声。每当这时，费老元就停下来，假装睡着。

白天，他会用手指悄悄试探墙体的变化。第一天，墙面只是微微潮湿；第三天，表层开始剥落；到了第七天，他的手指已经能轻易插进土砖里了。

希望在他心中生长，像黑暗中点燃的一盏灯。

但他知道，必须耐心等待。墙体的酥软程度还不够，现在动手风险太大。而且，他要选择一个最合适的时机——一个所有日军都在熟睡，哨兵也最松懈的深夜。

等待是煎熬的。

每一天都变得格外漫长。他既要装作若无其事，又要时刻关注墙体的变化，还要留意日军的动向。这种三重压力让他的神经始终紧绷。

第十天的夜里，风雨交加。雨水敲打着观音堂的瓦片，也掩盖了其他声响。费老元知道，机会来了。

他悄悄起身，走到墙角。伸手一探，土砖已经酥软如泥。他心中一阵狂喜，强压住激动的心情，开始用手一点点抠挖。

第一块土砖很容易就取下来了。他轻轻把它放在地上。然后是第二块、第三块......他的动作很轻，很慢，指甲缝里塞满了泥土，手指也被磨破了，但他感觉不到疼痛。

洞口从拳头大小，慢慢变成碗口大，再到能够伸出一个头。他停下来，侧耳倾听。风雨声中，哨兵的脚步声很远，似乎躲到前进去避雨了。

他继续挖掘。

汗水顺着额角流下，和脸上的泥土混在一起。他顾不上擦，全神贯注地扩大着这个通向自由的洞口。

当洞口终于能够容纳一个人通过时，已经是后半夜了。风雨渐歇，四周一片寂静。

费老元深吸一口气，先将头探出洞口，仔细观察。观音堂的后院空无一人，只有几棵老树在风中摇曳。他侧身钻出，轻巧地落在地上。

自由的感觉如此真实。

夜风扑面而来，带着雨后泥土的清新。

凭着对这一带地形的熟悉，他猫着腰，迅速穿过院子，翻过矮墙，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先绕到村外的土地庙。在神像后的一个缝隙里，他留下了一个暗号——三块叠在一起的石头。这是告诉同志们：他脱险了，但需要暂时隐蔽。

做完这一切，他才悄悄回家。妻子看到他，又惊又喜。他来不及多说，只匆匆拿了几件衣服和一点干粮。

“我要去唐市，”他低声说，“这里不能呆了。”

妻子眼中含泪，却什么也没问。这些年，她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分别。她默默包好干粮，塞进他的行囊。

费老元最后看了一眼妻子，转身没入黎明前的黑暗中。

他知道，敌人很快就会发现他逃走，一定会全力搜捕。他必须尽快赶到唐市，与那里的同志会合，继续他的使命。

天色微明时，他已经走出了十几里路。回头望去，珍门镇在晨雾中若隐若现。那里有他的家，他的亲人，他熟悉的土地。但他知道，现在还不能回去。

他整理了一下行装，继续向前走去。这条路还很长，但只要活着，就有希望。只要还能走，就要继续走下去。

那面被他用尿液浸软、用手抠开的土墙，不仅给了他第二次生命，更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再坚固的牢笼，也关不住一颗向往自由的心；再黑暗的长夜，也终将迎来黎明。

到达唐市的第二天，费老元就重新接上了组织关系。同志们听说他的脱险经历，都感叹不已。有人问他：“老元，当时害怕吗？”

他想了想，说：“怕，怎么不怕。但我更怕再也见不到同志们，再也完不成任务。”

这句话，道出了那个年代无数像费老元这样的普通人的心声。他们不是天生的英雄，也会恐惧，也会犹豫。但在关键时刻，他们选择了勇敢，选择了坚持。

这种勇气，比天生的无畏更加珍贵，也更加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