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行政6级改降12级，职务从正部级改为药厂副厂长：这不算什么

“1955年三月的早班点名，赵副厂长来了！”车间主任在冷风中喊着。工人们回头，看见那位一年多前还坐在东北局秘书长办公室的赵德尊，穿着褪色棉大衣站在人群里，只是默默点头。

他是真的从正部级办公室直接掉进生产线。行政6级，这在当时相当于副兵团级，没几个人能爬到那个台阶；行政12级，则属于正厅以下、处级以上的模糊区间，很多省厅干部都比这个级别高。跌了整整六级，响动不小。有人背后嘀咕：“听说这是‘五虎上将’里最年轻的那个。”赵德尊装作听不见，埋头琢磨氯霉素的日产量。

弄清当年的行政级别体系，有助于理解这次落差。军队系统用军衔、套级并行，大将通常按行政4级核定；正兵团级对照行政5级；再往下，副兵团级是行政6级。地方系统沿用同一把尺子。因而，一个四十岁出头、长期在后方工作的干部能被定到行政6级，本身就意味火箭式上升。

速度从何而来？一是学历。放在1940年代，清华毕业生是稀罕物，再加上投身革命，既懂经济又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那就是“高级知识分子”的标配。二是缺口。当时最不缺的是拿枪的，真正缺的是会治理、会动员、会写公文的地方干部。每新解放一块地，都要填大量人手。提拔快，并不稀奇。

再把镜头往前拉。1935年北平街头，赵德尊还是一名学生，参加救国会的游行，写大字报、贴传单，被巡捕房追得满城跑。抗战全面爆发，他干脆离开校园去了冀西。那里枪支匮乏，他先搞宣传，再帮忙组织小股游击队。部队人手紧张，他把《论持久战》拆解成白话稿，挨村念给民兵听。

1945年日本投降，中央决定让一批骨干组成东北干部团北上。黑土地广阔、人烟稀少，基层政权要从零起步。赵德尊先做黑龙江省工委组织部长，再升省委副书记，彻夜摸索“边垦荒、边打仗、边建政”的路子。那几年，冰天雪地里办夜校、收公粮、修桥梁，忙得连名单都顾不上统计。

1952年，全国行政区重划，东北局权力极大。他被定为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挂行政6级。表面风光，其实挑战重重：大厂矿需要恢复，百万复转官兵要安置，还得跑北京为边境贸易要配额。赵德尊耐着性子，写了厚厚一摞报告。

形势急转直下发生在1954年。高岗、饶漱石事件震动全国，东北局高层连续开会自查。会上，有人点名“张、张、赵、郭、马”五人搞“小圈子”，林枫主持会却未及时制止。“反党”的帽子压下来，没人再替他说话。赵德尊一句：“错误可以认，反党不敢当。”声音不大，却被记录在卷。

组织决定：降行政12级，留用，改任东北制药厂经营副厂长。通知下达那晚，他拎着一个黄色挎包，坐吉普到厂区宿舍。连夜写给妻子的信只有一行：“先稳住，等通知。”第二天，他就跟厂里工程师一起比划生产流程，研究苏联引进设备的故障率。

有意思的是，他对降级反应并非外界猜测的愤懑。三个月后，药厂请示增加无机盐车间预算，需副厂长签字。赵德尊用钢笔写了九个字：“可行，急用，不批即误生产。”行政级别降了，效率却没降。车间里年纪大的工人悄声说：“这人不像来镀金的。”

1965年，化工部要在北京筹建深夜化工研究院，调他任副院长。那年他51岁，自嘲“半路学化学”。研究院主要攻克精细化工中试难题，他又开始研读英文期刊。夜里楼道灯亮到凌晨，年轻技术员说：“副院长比咱起得还早。”

然而大规模政治运动说来就来。研究院被贴上“技术保守主义”标签，他再度被隔离审查。两年连轴的“牛棚”生活，和无数老干部一样，柴火垛旁睡稻草、抄写检查、挖“自己”的思想根子。差别只在于，他每天坚持给工友讲安全生产。“机器停转也得有人盯轴承，不能闹事故。”这种口吻，别人劝也劝不住。

1979年三月，中央来电：恢复名誉，调回黑龙江，任省委书记。组织部干部传达任命时，他皱着眉：“别重复了，再念也不会更真实。”隔了半月，中央首长亲自北京见面，“老赵，是该你回去挑担子了。”他沉默片刻，才答：“遵命。”

回到哈尔滨，他走进省委大楼第一件事是看干部花名册。省里原系统多有空缺，需要补位的比想象更大。没人提降级旧账，他也不提。1983年，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政法委主任等职务一起压过来。他按章办事：先熟悉刑事审判统计，再谈“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试点。

1985年九月，离休文件批下。他把自己多年前写的一封短简夹在档案末页：“个人得失，跟新中国的一道账。”那张泛黄的信纸没有附件，算是给过去一个简单交代。

赵德尊一生起落数次，最大转折不是行政级别变动，而是依旧能把工作做完——从省主席到副厂长，最后依然能在省委书记位置上整合资源、调整政策。这条曲线表面波动，但核心是一条线贯穿：角色变了，态度没变。不得不说，在那样的年代，这份稳定心性本身就极为难得。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