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捕后1个月再获取保！北京律师45天让当事人重获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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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含墨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郑植升，近期承办了一起涉嫌“仙人跳”的刑事案件。

本案当事人在被逮捕一个月后，经辩护人郑植升及委托人的共同努力，最终于昨日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当事人重获自由。

本案在法律适用和程序上并不存在实质争议。然而，在一个半月的辩护过程中，本律师经历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冲突，却让我意识到：一起刑事案件的能否有满意的结果，不仅在于法律的适用与律师的能力，更在于当事人、委托人能否始终信任自己的律师。

法律定规则，律师明路径，但能否走到终点，往往取决于彼此的信任。

因此，作为辩护律师，我对委托人怀有由衷的敬意。

在长达四十五天的沟通过程中，我们彼此信任、相互配合，没有猜忌，也没有犹豫。委托人在面对压力与不确定时，始终保持冷静、理性与果断，这是刑事案件中极为难得的品质。

这份信任，让辩护工作得以顺利推进；这份理解，让律师得以尽最大努力完成自己的职责。

可以说，这起案件的结果，不仅属于律师的努力，也属于委托人信任的力量。

事情经过

9月中旬，我接到了一起称是“仙人跳”的刑事案件，案发地在北京。

委托人在收到拘留通知后24小时内即与我联系，并迅速确认委托。次日下午，我在北京某区看守所会见了本案当事人。

委托极快，律师会见极快，而案件的报捕也同样极快——在拘留两周后，检察院即批准逮捕。

很多当事人都会关心的第一个问题是：“能不能出来？”

作为辩护人，我无法给予明确的答复。但一般而言，律师在第一次会见后，心中都会有一个大致判断。

本案中，我的初步判断是，当事人“较大概率可以出来”，但案件存在一个关键症结，解决这个问题，人大概率就可以出来，但需要辩护律师与在外的委托人共同努力才能化解。

具体问题由于案件仍在侦查阶段，不便透露，在此期间发生的一插曲，让我印象深刻。

有一天，我从看守所会见结束后，前往办公室面谈，其中一位是委托人，另一位是亲戚。

会面时，我详细说明了辩护方向以及解决问题的可能路径，两位均表示理解与配合。

然而次日晚，那位亲戚突然来电。

电话内容不再赘述，言辞中多有责备，指责我未尽力帮助当事人，甚至提出“你作为律师要负责找到立功线索”“缴纳保释金”等无理且非法的要求。

我反问她：“你这都从哪学的？电影看多了还是哪个神亲戚指导你了。”

她回答：“你不用管我从哪儿学的。”

“我的委托人是×××，我只对她负责，我没有义务向你说明案件情况。”

说完我便挂了电话。

类似的情况，其实并不少见。

当事人家属内部在律师选任或案件处理上存在分歧时，这样的冲突几乎难以避免。

因此，在我与委托人第一次见面时，我就提醒过：

“接下来这段时间，一定会有人告诉你可以‘花钱取保’，一个都不要信；也一定会有人说你找的律师不行，但律师水平、责任心到底如何，我相信您能感受到。”

本案也不例外。

这并不是我有预知能力，而是几乎每个刑事案件都会经历的“考验”。

让我欣慰的是，本案委托人并没有因为我的年龄或执业年限，对我的专业产生质疑。

当我说明那位亲戚的言行后，委托人当即决定不再接听对方电话，也不再与之联系，并将其微信、电话一并拉黑，同时让我也不再接听那名亲戚的任何电话。

此后，委托人继续对我保持充分的信任与配合，我的每一项辩护工作，都全力支持。

至于在失去他人协助的情况下，我与委托人最终如何化解案件的症结，过程可以说颇具戏剧性。

为了推进案件，我们不得不临时调整策略，甚至“入戏”极深——谁能想到，办理一件刑事案件，有时也需要一点“演技”。

在我看来，律师办案若只拘泥于法条条文，而忽视人和事的复杂性，那是远远不够的。

法律是工具，但人性才是案件的变量。

正如我上个月办理另一案件报案时的经验——为了获取关键信息，我一度以学生、客户等身份接触对方，才顺利推动了笔录环节的进展。

办案的核心，其实就是与人打交道。

必要的策略、适度的伪装，以及对人性的精准把握，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这些经验，往往比一份写得再完美的法律意见书，更能推动案件的实质进展。

案件还在侦查阶段，暂不便细谈，待本案结束后，我会再与大家分享更多细节。

总之，这一次，是我们两个人——靠着耐心、判断与信任——一起解决了那个关键的症结。在这期间，如果委托人对我有一丝的不信任，这起案件都不会有今天的结果。

事后，我与委托人通了一通电话。

“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有在他被逮捕后，立刻提交羁押必要性审查吗？”

“郑律师，我从来没有想过也没有查过这些，我对你的工作无条件信任。”

“我知道，但从那件事后，其实我都做好了心理准备，如果有一天你来问，我该如何回答。

或许某个亲戚会跟你吹耳边风，你的律师没有交羁押必要性审查，不称职。

他说的没错，在逮捕后，我确实还可以向检察院提交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但法律规定，在没有新情况下，这只有一次申请机会。

如果我逮捕后不管三七二十一立刻交了，万一那个症结我们一直不能解决，那不就是早早的把日后申请他变更强制措施的出路给断了吗？

我可以做一个演技派律师，应付委托人，法律规定我能交的，我都交了，也不管结果如何，不管有没有作用，事后让你挑不出我的错。

但我演不了，我真的演不了。

我想的是，等有今天的时候，我再交，这会，这份申请才会有作用。

我一直在等这一天，这一天也终于让我们等到了。”

这起案件，给我最大的感触，是“信任”。

委托人的信任，是刑事辩护工作中最重要、也是最稀缺的力量。

不夸张地说，在当事人被批准逮捕前的最后两夜，我几乎没睡好。要么梦到问题已经解决、人被释放；要么天刚蒙蒙亮就醒来，无法入睡。

我还记得，批准逮捕前两天的傍晚，我从看守所回来，站在北京北二环的街头，与委托人一起痛骂的无奈；

也记得国庆节后第一个星期一清晨，我准时出现在郊区看守所门口，见到当事人，为他处理工作；

我记得在返城的公交车上，又闷又热、困倦难耐的样子（是的，我办案不铺张）；

还记得中午在律所见完客户，匆忙在便利店买个三明治边走边吃，再赶往会见的节奏；

也记得那次会见中，劝慰当事人坚持下去、不要放弃——告诉他“大概率能出来”的那一刻。

昨天，他出来了。

今天回顾这一切，我在想：

这个案子难办吗？——挺难的。

爽吗？——真爽。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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