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慰安妇回国后，其亲人和丈夫会如何看待她们？

1946年8月，东京车站外的地面还残留着烧焦的砖瓦味，一列军方专列慢吞吞停下，车门打开，数十名面容憔悴的女子被催着走向出口。她们来自中国、南洋各地的慰安所，此刻终于踏上故土。汽笛声淹没了低低的抽泣，却掩不住围观者异样的目光。

与战前离家时的誓师场景相比，归途格外冷清。家属接站的身影寥寥无几，很多女人甚至不知道家门是否仍在。理由并不复杂：战败的阴影与“慰安妇”印记同时笼罩，一旦被认出，等来的往往不是拥抱，而是冷漠甚至辱骂。

战后日本官方资料显示，大约六成归国慰安妇选择不报户口，直接改名换姓。她们担心村里的闲言碎语，更担心丈夫或父母的责难。“别再提前线的事。”一位姓井上的妇女在调查中只留下这句话，然后消失在记录里。短短十个字，道尽回家之难。

丈夫的态度各有不同。部分男性当年已被征召，自己亦在战场上经历惨败，羞愧与疲惫让他们无暇再深究妻子的经历；但也有男人将失败情绪发泄到女人身上。学者中野日出在1952年的统计里提到，约三分之一的归国慰安妇在三年内遭到离婚或遗弃，理由始终绕不开“失节”二字。

“你回来，就是耻辱。”有丈夫当众吼出这句狠话，随后转身再也不见。对比之下，同村因饥荒卖儿卖女的悲剧似乎更容易被原谅，日本社会对性与名誉的苛刻在此暴露无遗。

父母辈的反应更显矛盾。一方面，他们在物质匮乏中需要女儿劳作，另一方面，家族名誉高于一切。战后头五年，九州、四国等地出现大量“寄寓”现象：慰安妇被“寄”到外地亲戚家当佣人或在城市租房独居，以免影响本家子弟的婚事。外界很少知道，她们为寄宿支付的费用全靠自己打零工挣来，完全谈不上“家人庇护”。

值得一提的是，政府对这一群体的态度极其暧昧。1947年的复员省文件只字未提“慰安妇”三字，而是用“海外从业女子”含糊带过。补贴、口粮票、医疗照顾全无，她们在政策层面被当作透明人。官方保持沉默，地方社会的歧视因而更加肆无忌惮。

精神创伤不止来自外界评价，还有身体后遗症。性病、子宫损伤、营养不良困扰不去。战后医疗资源紧张，慰安妇很难排到公立医院的号码，无法生育的阴影随之放大。数据显示，1950年前后，日本国内领养数量激增，背后恰好对应大量归国慰安妇无法生子的现实。

有人试图自救。大阪、神户等地出现“互助茶屋”，十来名前慰安妇合租民房，白天卖面点，夜里互相照看。她们把店名起得轻松，如“向日葵”“海风”，可一旦警察查证身份，茶屋就要被迫关门。对当局来说，过去的“军属”竟比普通妓女更让人头疼，索性统一驱离。

学界对她们的关注起步很晚。直到1973年干田夏光出版《从军慰安妇》，这一群体的名字才正式进入日本大众视野。可书中不到一成篇幅触及“归国后的处境”，原因在于受访者极少愿讲。“经历说出口，亲戚先翻脸。”采访笔记里这句旁白隐约解释了沉默的缘故。

亲情裂痕往往难以弥补。冲绳地区某寺庙的登记本记载：1955至1965年，寺中为二十九名女子举行无亲属葬礼，其中十九人身份备注为“元从军慰安妇”。她们用极端方式切断过往，也避免给家族留下一点“耻辱”痕迹。这种以身殉名的悲凉，放在任何时代都骇人。

遗憾的是，归家者里能真正获得丈夫接纳并维系婚姻的，只占少数。成功案例多发生在丈夫同时经历战俘收容所的另一种苦难，双方用沉默达成共识：不追问、不埋怨，只求活下去。外人看来冷冰冰，但在废墟时代已是难得恩情。

若问日本社会为何如此苛刻，还得回到“家”与“村”的共同体逻辑。被贴上“不贞”标签，就等同切断血脉传承的正当性。家族史里容不下污点，个人命运于是被牺牲。放到更宏观的层面，军国主义的失败需要替罪羊，而弱势女性最易被推出顶罪。逻辑残忍，却又合乎那段岁月的荒诞。

今天已难统计出多少慰安妇在沉默中老去，亦难求证多少丈夫、父母最终原谅了她们。能够确定的是：战争不只毁灭城池，更撕裂最脆弱的亲情纽带。那些女人背负的，并非个人选择，而是时代强加的枷锁。她们回家了，却再也找不到家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