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雨：古有诸葛借东风，今来督军抽龙王？ | 循迹晓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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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阵，在发大水之前，全国各地还经历了一段“烧烤”模式。尤其是华北地区温度一下子飙升到40度，这种烧烤模式动辄十几天甚至更长时间，不仅气温高还一点雨都不下，不少地区因为高温和不下雨已经严重缺水，附近的湖泊、河流都被烤的露出湖底。又是大水漫灌又是高温炙烤，不少人真是体验了一把“水深火热”。

◇ 图为相关新闻截图

就算现在科技这么遥遥领先，很多人还是受不了这种极端天气。咱们老祖宗碰上这种天气那更是一种折磨。众所周知，中国自古以来作为一个农业国，不下雨对农业生产会造成毁灭性打击，所以每到这时候先民就要琢磨求雨。那么，古代先民求雨都求谁？如果求雨不灵了该怎么办？老祖宗为啥对这些漫天神佛有两幅面孔？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早在先秦时期，当时人们的想法非常朴素，就认为自然灾害是上天降下来的惩罚。那会儿的人们根本没有多少防灾抗灾的能力，所以，人们心中对神灵充满着敬畏。他们会用上供、奏乐、舞蹈等方式祭祀神灵，祈求天降甘霖。这种祭祀方式又被叫做“雩祭”，论语中曾说：“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其中“舞雩”就是举行“雩祭”时跳舞的台子。既然“雩祭”这玩意是用来祭祀神灵的，自然表达的诚意要多一点，至少牛羊肉这些贡品要备足。如果要表达更大的诚意，甚至会把巫师一同献祭作为贡品。在关于商朝祭祀的文献中经常会出现“焚巫尪“的字眼，“巫尪”就是指“古时的祈雨女巫”，“焚巫尪求雨”也就是说“烧人求雨”。

◇ 图为中世纪烧女巫场景图

如果烧女巫还没能感动上天给下雨，必要的时候君主都得做一番秀。根据史籍记载，商朝的开国君主商汤登基之后，没过多久就遇到了7年大干旱。当时，商汤几乎把所有的祈雨方式都用了，结果都不管用。于是，商汤找来了巫师，让他想办法。巫师给了一个终极必杀技，那就是咱得玩票大的，拿人祭天。商汤一听，大惊失色的说：我本卜祭为民，岂乎自当之！那意思是说，我祭天求雨是为了人民，怎么能拿人民的脑袋来祭天呢，就算是祭天也得是我自己来。于是商汤不顾群臣的劝阻，进行了一整套准备工作，包括沐浴、更衣、斋戒等等，最后一屁股坐在了柴火堆上。商朝的其他民众可能是不想让国君这么被烧死，于是围着柴火堆载歌载舞向神灵祷告，希望再努力一把。当火把点燃柴火之后，商汤神色淡定，一点也不为所动。眼见开国之君就要葬身火海了。就在这紧要关头，一场甘霖如期而至，将火完全熄灭，当地的旱灾也解决了。

◇ 图为商汤画像

由于这次祭祀在“桑林之地”，于是人们又称这次祭祀的仪式为“桑林之舞”，并成为了商朝王室最为流行的舞乐之一。后来周武王灭商，将原来商朝的遗民都改迁到宋国，等周公旦制定周礼时，有关商朝一些祭祀仪式被取缔，但宋国人可以保留原有的祭祀传统，其中也包括这个桑林之舞。在春秋时代这个舞种还有一段尾声，说的是晋悼公复兴晋国霸业，将一块土地赠送给宋国，宋平公为表示感谢，率领国家舞团到晋国来献舞，其中要表演的就是桑林之舞。

◇ 图为现代舞剧《妇好》中展现的“桑林祷雨舞”

当时晋国的臣子们都表示反对国君看这个，因为在过去的几百年里，只有周天子看过桑林之舞。晋悼公如果看了这个舞蹈的话，就有越级之嫌。但晋悼公觉得桑林之舞远近闻名，如雷贯耳，还就宋国有，若错过之后，恐难再见，哪怕是越级也要好好欣赏一次。于是，晋悼公正襟危坐，以赏桑林。哪里知道看到一半就引发了强烈的身体不适，《左传》记载说晋悼公“惧而退入于房”，因为害怕回到房间里。今天联想到商朝经常拿活人祭祀，就可以推断，这桑林之舞八成也有杀活人的桥段，这才让晋悼公如此恐惧。

到后来，这种杀人求雨的祭祀活动可能是过于重口味，人们就改用更平和，更人道的仪式求雨。直接把人扔到太阳底下暴晒就够了，承担祈雨的对象也逐渐由巫师转为了实际统治者。比如《晏子春秋》里就记载，齐景公就曾因为国家闹旱灾，用暴晒自己的方式求雨，晒了三天终于天降甘霖，缓解了危机。从商汤到齐景公舍身求雨的故事来看。咱们老祖宗还真讲究权责对等，国家遇上点自然灾害，闹得民不聊生，这时候第一责任人就得站出来想办法解决。这种权责对等的概念到了汉代，就形成了所谓“天人感应”的学说，天底下这儿闹点水灾，那儿有了旱灾，这当天子的都要站出来写写罪己诏，向老天爷承认都怪自己不行，别再坑老百姓。当然了，这种罪己诏表演成分比较高。但相比于后世那些连演都懒得演的君主来说，这“天人感应”多少还起到制衡皇权的作用。

◇ 图为郦道元雕塑

到了南北朝时期，人们仍然祭天求雨，但和过去那种极致的卑微不同，这时候人们求雨就硬气多了。此时阴阳学说比较盛行，老百姓认为无论是干旱还是洪涝灾害，归根结底都是因为“阴阳不调”，而非单纯的神明发怒。比如说雨水属“阴”，所以求雨就要“亢阳纵阴”，也就是说过去求雨是在求神，现在求雨是改造神，让神为我所用。当时北魏学者郦道元，就在《水经注》中记载了控制晴雨的“阴阳石”，他说：“每水旱不调，居民作威仪服饰，往入穴中，旱则鞭阴石，应时雨多；雨则鞭阳石，俄而天晴。”那意思是说，老天爷不下雨，那就用鞭子抽阴石；老天爷要是老下雨，那就抽阳石。在两晋南北朝人看来，水旱不调就说明阴阳失衡，阴阳失衡就需要用鞭子抽石头，才能正阴阳秩序。

◇ 图为白居易画像

可以说，受阴阳学说的影响，当时民间有事没事抽石头属于普遍现象。而在官方层面官员的态度虽然还是对神明有所敬重，但绝不是像以前那样不讲逻辑的跪舔。尤其是到了唐宋时期，很多诗人、文学家做过官，也求过雨，留下了不少求雨文。比如白居易在杭州祭黑龙潭的《祭龙文》，韩愈在湘赣地区的《祈雨告养山文》，苏轼在陕西凤翔的《凤翔太白山祈雨祝文》。这些求雨文格式都差不多，就拿白居易的《祭龙文》来说。一上来先卖惨，说不下雨百姓多惨，“实忧灾沴，重困杭人”；然后白居易自己自罚三杯，承认自己有责任，“居易忝奉诏条，愧无政术，既逢愆序，不敢宁居”，我自己没什么本事，就是奉上天旨意到这里做官，今天遇到这里闹旱灾不敢稳坐家中，要出来为百姓做点事；然后给神仙戴高帽，说神仙你不一样，什么都懂，什么都会，“聪明正直，洁靖慈仁；无幽不通，有感必应”；接着提要求赶紧下雨，并给神仙画饼，说“增修像设，重荐馨香，歌舞鼓钟，备物以报”，只要你下雨了，修庙宇重塑像，无论是鲜花贡品还是歌舞鼓乐，到时候都给你备足了；最后还留了一手，说“若长吏虔诚而不答，则不独人之困，亦唯神之羞”，这么虔诚的求雨你敢不答应，到时候不光是老百姓生活困苦，你当神仙的面子上也不好看。

◇ 图为大宋天圣五年的祈雨碑拓片

地方官员在求雨文里虽然不客气，但承诺不是空头支票。只要祭祀完，真下雨了，不论是民间还是官方大概率会给这位神仙立碑修庙。今天山东省傅村镇出土了一个“宋天圣五年碑”，上面讲的故事就是当地旱灾，老百姓想起来龙王庙年久失修破败不堪，一定是龙王爷生气了，就摆上贡品说只要你下雨了肯定给你重修庙宇，没几天果然下雨了，庙宇也得到了重新修缮，这才刻碑纪念。可以说下雨灵不灵相当于地方小神仙们的 "科举"，是他们提升自己地位，获得朝廷编制的最有效途径。到了宋朝干脆从官方层面把求雨修庙制度官方化、流程化了，天不下雨就找神祭祀，神不灵就换，听老百姓意见。那些个显灵的神仙，没庙额的赐庙额，有称号的加封爵位，从侯爵到公爵再到王爵。到了明清时期，地方上显赫的神庙大多和求雨有关。咱们今天看全国各地有不少经历了几百年保留到今天的关帝庙，只要注意看一下这些关帝庙的简介，基本都能发现老百姓到这里求过雨。

甭管地方官是威逼利诱还是画大饼，下雨终归是自然规律，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于是就经常出现地方官表现的足够虔诚，但老天爷还是不赏脸不下雨的情况。一些暴躁的地方官干脆就冲进庙里砸了神像，唐朝人张鷟写了一本《朝野佥载》，这是记载唐朝朝野之事的笔记小说集，里面就提到作者他自己任平昌县令时候，有一年大旱，然后一个巫婆和一个和尚施法求雨，装神弄鬼搞了二十多天，还是一滴雨都没有。张鷟大怒，直接冲上法坛把龙王神像给砸了，结果当天晚上就下了雨。

◇ 图为谢肇淛《五杂俎》书影

当然了，神明毕竟是神明，就算是他们做的再王八蛋，也不是说打就能打的。明朝学者谢肇淛在他的《五杂俎》里就记载了这么两则故事，提醒人们别随便抽打神灵。话说，北魏皇族宗室、封南安王的元桢，在公元495年授镇北大将军、相州刺史，次年五月到邺城履新。那时正是初夏，赶上大旱，元桢寻思：“我刚上任就旱，神明太不给我面子了吧？”就问手下，邺城当地什么庙最灵。手下异口同声的回答说：邺城石虎庙最灵验，庙里供的石虎，五胡十六国后赵的第三位皇帝，死后被人当神仙给供了起来。元桢本想找一尊最灵的神好好祭祀一番，结果发现最灵的是个前朝皇帝。坏就坏在元桢自己也是朝廷宗室，哪有本朝皇亲给前朝皇帝行磕头大礼的道理？于是，他提着鞭子就找了过去，见了石虎的神像，元桢拿马鞭指着他说：“我知道你是个前朝小国的皇帝，现在是大魏的天下了，奉劝你识时务者为俊杰，给我放老实点，别给本官找不自在。我限你三天内下场雨，不然打死你。”三天之后，果然万里无云一滴雨没下，元桢回到石虎庙，拉下神像，结结实实抽了一百鞭。结果是没有任何效果，邺城大地照样是晌晴薄日，反而是元桢似乎遭到了神灵的诅咒，当月就背疽发作，一命呜呼。

◇ 图为邺城遗址博物馆中西门豹祠文物

元桢死后多年，相州又来了一位刺史，是北魏名将奚康生。这位奚将军和元桢的遭遇几乎一样，刚到任上就遇到旱情。这位将军大概是没听过前任元桢的事迹，来到石虎庙后，对于石虎更为不客气，不由分说又把石虎神像从庙里拉出来抽了一顿鞭子。估计石虎在天之灵还是懵圈的状态：“老子招谁惹谁了，不下雨都来打我干啥？我又不是分管这一摊的？”奚康生打完石虎，恶狠狠地说：看来求你也没用，今天老子不找你照样不耽误求雨。于是，转头去了邺城历史上的大名人西门豹的祠庙，请这位地方名臣给降点雨。西门豹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名臣，他在主管邺城时兴修水利工程，让民众远离水患之苦，后人感念他的恩德才修了这座西门豹祠。奚康生对西门豹不敢怠慢，不仅修葺了门前杂草，还郑重其事的焚香祷告，摆上猪牛羊三牲。然而西门豹也不领情，等了多天，又是一滴雨没下，奚康生大怒，拎着棍子带着人就把西门豹的神像从供桌上掀下来，并锯断了西门豹的舌头。不久之后，奚康生也遭到了报复，他的两个儿子先后暴死，随后他自己也死于政变。

《五杂俎》能记载这两个故事，也说明了当时人们求雨不成，在愤怒之下打神拆庙的那都是常规操作。不过，有没有人因打神拆庙遭报应就不好说了。当然了，这种“求雨不成，打神拆庙”到传统也一直延续下来。比如晚清时期英国的传教士就记录过，广东地区的官员因为求雨不成，把龙王扛进监狱拿链子锁上了。

◇ 图为岑春煊坐像

1907年的《时事画报》更是报道了一则爆笑案例，当时广州也是好久没下雨，老百姓怨声载道。两广总督岑春煊以铁腕治官，官员有一点贪污行为都会遭到他的严查，在两广总督任上几年的时间里有1400多位官员因为腐败问题遭到他的弹劾，因此岑春煊又有“官屠”之称。如此铁腕一个人，自然不会被那些神灵束缚住手脚，本地的雨神这么不听话，岑大人自然要教训一番。于是调来炮兵向雨神庙开炮。可惜他的铁腕手段在官场上有用，神仙可就不吃这一套了，大炮隆隆过处，老天爷依旧滴雨不下，铁腕总督终是留下笑柄。《时事画报》在把岑春煊“炮轰雨神”的举止当笑料来说的同时，还不忘普及“雨泽之稀少，由水不化气之故”的科学道理，并感慨地说：“官智之未开，甚于民智万万也”。也就是说官智未开比民智未开的危害还大。不过话说回来，岑春煊是晚清改革派的人物，无论是在山西、甘肃还是两广地区，都积极推行西式学堂，按理说干不出朝天开炮炸雨神的行为。能被人黑成这样多半是因为岑春煊曾镇压晚清革命党，而《时事画报》正是革命党创办的刊物，为了黑岑春煊，就给他头上按了这样的故事。

◇ 图为张宗昌（1881年2月13日—1932年9月3日），字效坤，山东省掖县人。时人称其为三不知将军，即“不知道有多少钱，不知道有多少兵，不知道有多少女人”

这岑春煊开炮大概率是假的，但军阀张宗昌开炮确是真的。根据民国报人喻血轮的《绮情楼杂记》记载，1925年开始张宗昌就任山东督办，成为当地的军政长官。然而就在这段时间里，济南大旱，庄稼几乎都枯死了，老百姓眼看就要颗粒无收，苦求张宗昌祭天求雨。张宗昌遂了民愿，下令在龙王庙设坛诵经，祈求风调雨顺，他自己还亲自到龙王庙里去主持了求雨盛典。不过，在龙王庙的求雨盛典上，张宗昌与众不同，他既不烧香，也不祷告，而是径直走到龙王的神像前，抬手就扇了神像几个耳光。一边打一边破口大骂，“你个老龙王，还不下雨，想害死山东老百姓啊！”打完骂完，张宗昌扬长而去。

◇ 图为邵氏电影《大军阀》中张宗昌龙王庙求雨

结果是几天后，还没下雨，百姓又来苦求。张宗昌恼火之极，发出布告，声称如果老天爷三天内再不下雨，便与老天爷决一死战。为表决心，张宗昌还做了一首诗，名为《求雨》，全文如下：玉皇爷爷也姓张，为啥为难俺张宗昌？三天之内不下雨，先扒龙皇庙，再用大炮轰你娘。三天后，还是没下雨，张宗昌就真的在济南的千佛山，架炮轰天。一时炮声隆隆，响彻济南城。可谁也没想到，这一次张宗昌竟然歪打正着，大炮一轰，果然天就由晴转阴了。当晚，一场大雨瓢泼而下，老百姓欢天喜地，当时的报纸也称此为“未之前闻”之术。

◇ 图为邵氏电影《大军阀》中张宗昌龙开炮轰天

可以说在古代中国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人对于求雨的态度向来都是如此，可以虔诚的供奉，但需要见到回报，一旦付出没有收益，立刻就指着龙王爷骂街。往深了说，在求雨这一问题上我们也能了解到中国人对于宗教信仰的态度，中国古代就没有什么类似于西方宗教的信仰，或者说中国人从来就没有集体性地思考过“什么是信仰”的问题。中国人所谓的宗教信仰都是带有功利性的。我们的语言体系中有两个词，一个是“祭拜”一个是“保佑”，祭拜的目的是求得保佑，只有保佑灵验的神祇才会值得祭拜而香火旺盛。如果说有一个东西可以成为中国人的信仰，那就是“政治实用主义”。水来土掩，兵来将挡，随机应变，实事求是地解决眼前的问题，这就是中国人的信仰。所以，宗教信仰也没有被“淘汰”，其他形式的“信仰”也没有被“淘汰”，而是所有的信仰都成为了中国人的备胎，当前谁有用，就用谁，就这么简单。

如果能有一句话高度概况中国人的宗教观，就是这句话：别问我信不信，就问你灵不灵；灵了，那就上三柱香，再给你磕个头；你保佑我，我给你加香火；我向你许愿没达成，那不好意思，我拜别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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