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的书信与人生》⑩|人生幸事，莫过于苦尽甘来

生活的样子

1940年秋天，林徽因和梁思成为躲避敌机的频繁轰炸，在昆明郊外择地盖房。

这里风景优美，附近的长堤上长满古画中那种高大笔直的松树。

他们盖了三个房间、一个厨房和一个空着的用人房。为了节省费用，梁思成亲自做木工和泥瓦匠，林徽因和孩子帮忙运料。

饶是如此，他们还是花费了本就不多的积蓄，随后陷入窘境之中。

同样来到昆明的金岳霖，在梁家旁边添盖了一间耳房。如此，北京总布胡同就原封不动地搬到了昆明。

金岳霖给费慰梅、费正清夫妇写去一封信，叙说他刚到此地的印象：

“太阳非常明媚，正像徽因昨天对我说的，有些地方很像意大利…… 她仍然是那么迷人、活泼、富于表情和光彩照人——我简直想不出更多的话来形容她。 唯一的区别是她不再有很多机会滔滔不绝地讲话和笑，因为在国家目前的情况下实在没有多少可以讲述和欢笑的……”

1938年，林徽因与家人朋友在昆明

为了维持生计，赚钱治病，林徽因找到一份去云南大学为学生补习英语的工作。每次去上课，她都要走很远的路，途中翻过四个山坡。

长途跋涉的艰辛使梁思成旧疾复发，背部经常疼痛难忍。林徽因承担起全部家务，还变着花样学做饭菜。

买菜、做饭、洗衣、收拾，繁杂琐务迫使林徽因陷入忙碌之中，在金岳霖看来，这种日子，让林徽因有了浪费掉生命的危险。

无论怎样，生活总算安定下来，梁思成也开始重新开始外出考察。然而日军轰炸变得越来越厉害，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中写道：

“我们只是觉得麻木了，但对可能的情况也保持着警惕。日本鬼子的轰炸或歼击机的扫射都像是一阵暴雨，你只能咬紧牙关挺过去，在头顶还是在远处都一个样，有一种让人呕吐的感觉。”

在这种情形下，金岳霖每天还要早上五点从村子出发，走去城里上课。还没来得及上课，空袭就开始了，然后开始奔跑躲避，傍晚绕很多路回村。一整天没吃、没喝、没工作、没休息。林徽因发现，这就是生活。

她听说，冰心在这一时期将飞往重庆做官，冰心的家人都将乘飞机同往，家当由一辆靠拉关系弄来的卡车全部运走。在林徽因看来， 再没有比这更无聊和没劲的事了。

在这里看到很多事情，有些非常坚毅，有些让人感到扫兴。注重情感体验的林徽因觉得，其实这也是生活的一种。

“我也许仍是站长，但他却是车站！”

在昆明住了没多久，教育部命令营造学社搬迁至四川李庄。

这次迁移，让林徽因和梁思成感到非常沮丧。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将要去到一个远离大城市、远离任何机关的陌生之地，而且要和一群老朋友分离。

从1940年底开始，梁家老小在偏远的李庄度过了五年时光。

在这里，他们过着父辈年轻时候的那种生活，却做着现代工作。他们坐在菜油灯下，给孩子缝制布底鞋，因为条件有限，只能买一些粗米杂粮糊口。

梁思成已经暂停建筑研究工作，每天做着烤面包、修炉灶、运煤块等各种修修补补的杂事。为改善伙食，他用切碎的橘皮和红糖熬制成“甘蔗酱”，让孩子抹在馒头上。

尽管卧病在床，尽管日夜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但是林徽因的思想活动从未停止，一会儿像是在发表演说，一会儿又想到了佛像。

关于她这一阶段的精神状态，当时去李庄休假的金岳霖给费慰梅写信说道：

“徽因看上去和一年前一样，依然充满活力，依然侃侃而谈，还是那样执着于寻找艺术灵感，继续为人性忧虑的同时挥洒着她的博爱……”

病榻上的林徽因

梁思成是个慢性子，不善于处理杂七杂八的家务，一次只做一件事，可是杂七杂八的事情像铁道站台上随时会到来的各路火车那样，不断向他驶来。

对于夫妻俩不同的个性，以及生活中的配合，林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中写道：

“我也许仍是站长，但他却是车站！我也许会被碾死，他却永远不会。”

至于金岳霖，林徽因将他比作过客，有时来车站送客，有时来接人，虽然对交通略有干扰，却总能使车站显得更有趣，也会使她这个站长更高兴些。

病中，林徽因虽然需要长时间的卧床休养，但她终究不能让自己闲下来。她让梁思成从史语所借回很多书，以便帮他一起翻阅典籍、查找资料。

为了给当时探究汉代墓穴的梁思成提供资料，她阅读了大量汉代历史书籍。对此，梁思成在给费正清的信中写道：

“你可能不知道，她已经深陷汉代不能自拔。而且和各类汉代人物私交甚笃，什么汉代皇帝、皇后、文武百官，他们的好恶，她讲来头头是道，好像在说自己的邻居一般…… 假如她持续如此研究下去，她会成为当代一位博学的年轻女汉学家……”

疾病的折磨有时会让林徽因感到烦躁，旷日持久的战争让她难以忍受，以至于想到死。但最终，她将生命中的苦难一一忍受了下来。

在艰难的年月里，他们的物质生活非常匮乏，精神生活却和从前一样丰富充足，他们凭借信念生存了下来。

苦与乐，其实是一回事

抗战胜利后，林徽因再次来到昆明。

这一次，与老朋友们的重逢给她带来由衷的喜悦，为之满怀感激和兴奋。

大家相聚一处，用了十多天才将各自生活中的琐碎情况讲清楚。他们自由地谈论着国家的政治形势、家庭经济、战争中沉浮的人物和团体，彼此很容易理解对某个人某件事的感觉和想法。

这时候，已过不惑之年的林徽因忽然明白，唐宋时代的诗人在被贬他乡的路上和朋友不期而遇是怎样一种欢乐，然后又将怎样在长谈中推心置腹。

八年抗战终于结束了，林徽因和所有远离故土的人们一样，渴望回到曾经度过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的地方，如同唐代人思念长安，宋代人思念汴京一样。

此时，她在写给费慰梅的信中说道：

“我们遍体鳞伤，经过惨痛的煎熬，使我们身上出现了或好或坏或别的什么新品质。我们不仅体验了生活，也受到了艰辛生活的考验。 我们的的身体受到了严重损伤，但我们的信念如故。现在我们深信，生活中的苦与乐其实是一回事。”

1946年7月，林徽因、梁思成全家回到思念已久的北京，搬进了清华园的教授楼，开始着手创办建筑系。

战争总算结束，可是还有其他事情将发生巨大变化。林徽因猜不出那会是怎样的变化，但她认为，只要年青一代有有意义的事可做、过得好，有工作，其他一切也都无所谓了。

林徽因去医院做肾切除手术之前，找了个机会，和女儿以及女儿的朋友们去颐和园游玩。

因为体力有限，她只能坐人力车到颐和园门口，然后雇一顶滑竿抬着去到山顶。孩子们陪伴在身边，前呼后拥着，让她一时觉得自己像个大贵族。

在旁人看来，这完全是不必要，甚至是危险的活动，但是林徽因心里清楚，自己能从深渊里爬出来，很大程度上依赖这些。否则，她早就不在了。

1945年，去重庆看望在美国大使馆新闻工作处的费慰梅时，当地最有名的胸科医生替她做了检查，预言留给她的时间已经不多，最多五年。

事实上，在这之后，林徽因又在这人间活了十年。她那股顽强丰沛的生命力，正如费慰梅写给自己母亲的信中所说：

“在她短暂而灵动的生命即将走到终点时，她依然活力四射地拥抱生活的每一个赐予，直到走向生命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