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本王安石传，一本账簿，一本辩护词，还有一本是神作！

我向来是不大喜欢读传的。人之一生，本就够杂乱，再经他人之手，往往愈加糊涂。譬如看戏，台上人演得热闹，台下人看得眼花，待到曲终人散，究竟谁是谁非，谁真谁假，早已搅作一团，理不出个头绪。

说起王安石，大抵是无人不晓的。此人名列唐宋八大家，文章做得极好，却又以变法闻名，毁誉参半，争议不绝。历来评说者甚多，有捧之上天的，也有踩之入地的。我想，一个人能被后人如此评说，总归是不简单的。

于是，我买了三本王安石传。一本是邓广铭先生的《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一本是梁启超先生的《王安石传》，还有一本是崔铭女士的《王安石传》。买书如请客，请来的客人脾性不同，席间的光景自然也大不一样。我且一一说来，看官们若有闲心，不妨听听我这番“读后杂感”。

先说崔铭教授的那本，厚厚两大册，合起来怕有五十万字，端的是一部“巨著”。翻开一看，从王安石的祖宗八代写起，何时出生，何地启蒙，何时中举，何时做官，何时娶妻，何时生子，乃至何时上朝，何时退省，何时吃饭，何时睡觉，简直是一笔不漏，巨细靡遗。读起来，就像跟着一个账房先生，逐条核对一本百年老账。年月日，人名地名，官职事件，密密麻麻，排得整整齐齐。可你若想从中看出王安石是个怎样的人，他为何要变法，他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那可就难了。作者似乎生怕漏掉什么“史料”，把所有能找到的关于王安石的“碎片”都一股脑儿地塞了进去，却不肯费点心思，将这些碎片拼凑出一个活生生的人来。

这就好比看一幅画，作者不是在勾勒人物的神韵，而是在数这画上有几笔，用了什么颜色，画纸是什么质地。你说他没下功夫吧，他确实查了不少资料；你说他下了功夫吧，他又像是个没有感情的抄录机器。

那些惊心动魄的朝堂之争，那些影响深远的变法举措，那些撕心裂肺的政见不合，都变成了日历上一个个冰冷的日期。读这样的传记，就像喝一碗温吞水，解渴是解渴，却品不出什么滋味。王安石要是知道后人如此“记录”他，怕是要从坟里跳出来，大喝一声：“我荆公一生，岂是这等账簿记得尽的！”崔铭教授的这本传，大约是给那些专门做“史料研究”的学者看的，于我们这些想“知人论世”的普通读者，实在有些隔靴搔痒，不得要领。

接着说梁启超先生的《王安石传》。梁先生是近代的大人物，学问大，名气也大。梁先生写王安石，其实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他满腔的热血，一肚子的抱负，都寄托在了这位九百年前的改革家身上。所以，翻开这本书，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激情燃烧”的味道。梁先生对王安石，那真是推崇备至，简直把他捧上了天。什么“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什么“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字里行间，满是仰慕与赞叹。

然而，这书读起来，却实在有些“费劲”。梁先生是那个时代的人，写的是半文半白的文字。古文功底好的人，自然觉得典雅精炼；可像我这样白话文里泡大的，读起来就有些磕磕绊绊，像是在崎岖的山路上赶路，一步一颠。更麻烦的是，梁先生在书里大量引用了王安石的文章、奏疏，还有宋史的记载，而且常常是引完一大段古文，自己再用半文半白的话解说一番。这就好比请客吃饭，主人端上一盘菜，却不让你动筷子，先滔滔不绝地讲这菜的来历、做法、营养价值，等你听得晕头转向，菜也凉了。我理解梁先生是想“言必有据”，用王安石自己的话来证明他的伟大，可这样一来，文章的流畅性就大打折扣，读者好不容易进入一点状态，被一大段古文一拦，那点兴致又给堵回去了。

而且，梁先生因为太“爱”王安石了，所以看他什么都是好的。王安石变法中的一些明显弊端，比如用人不当，比如急于求成，比如一些政策脱离实际，梁先生要么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要么干脆替他辩解，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这种“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写法，虽然情有可原，却总觉得不够“客观”。王安石是个复杂的人，他的变法更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岂是一个“好”字或者“坏”字能够概括的？

最后，终于轮到邓广铭先生的《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了。这本书，我前前后后，读了三遍。第一遍，是初识荆公，觉得脉络清晰，观点鲜明；第二遍，是细品其味，觉得论证严密，史料扎实；第三遍，则是掩卷沉思，觉得邓先生笔下的王安石，才真正是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有理想、有担当、有缺点、有争议的“大写的人”。

邓先生是研究宋史的大家，一辈子都在跟王安石打交道。据说，他这本王安石传，前后写了四稿，真是“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这种“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治学精神，在当今这个浮躁的时代，尤为可贵。邓先生的书，没有崔铭女士那种“流水账”的琐碎，也没有梁启超先生那种“激情澎湃”的偏颇。

全书的重点，邓先生牢牢地抓住了王安石那三句石破天惊的话：“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

先说“天变不足畏”。北宋那时候，迷信得很。一旦发生个日食、地震、旱灾什么的，朝野上下就人心惶惶，认为是上天示警，是皇帝或者宰相干了什么缺德事，得赶紧“修德”才能消灾。王安石偏不信这个邪。他认为，自然界有自然界的规律，天变就是天变，跟人事没什么必然联系。与其把心思花在祈祷祭祀上，不如踏踏实实地做好治国理政的事情。这种思想，在今天看来，或许没什么稀奇，但在九百多年前，那可是需要何等的勇气和智慧！

再说“祖宗不足法”。北宋的“祖宗之法”，那可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王安石却偏要摸这个老虎屁股。不能因为祖宗这么做过，现在就一定要这么做，哪怕它已经弊端丛生。这种“法其意，不法其文”的思想，其实就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改革精神。邓先生在书中深刻分析了北宋“祖宗之法”的形成、内容及其在仁宗、英宗时期所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如“三冗”（冗官、冗兵、冗费）问题，土地兼并问题等等，让读者明白，王安石的变法，不是凭空而来的“标新立异”，而是针对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沉疴顽疾，开出的一剂“猛药”。他不是要全盘否定祖宗，而是要“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种态度，是理性的，也是务实的。

最后是“流俗之言不足恤”。改革，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既得利益者要反对，因循守旧者要反对，甚至一些不明真相的普通百姓，因为改革触动了他们的眼前利益，也会发出怨言。这些“流俗之言”，像潮水一样涌来，足以淹没任何一个意志不坚定的改革者。

王安石却偏偏“不足恤”。他认为，做大事的人，不能被这些七嘴八舌的议论所左右。只要认准了是对国家有利的事情，就要坚持下去，“虽千万人，吾往矣”。邓先生在书中生动地描绘了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如何与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进行激烈的论战，如何顶住来自各方的巨大压力，甚至不惜与昔日的好友割席断交。他写出了王安石的“拗”，写出了他的“执拗”，但这种“拗”，不是顽固不化，而是一种“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责任感和担当精神。当然，邓先生也没有回避王安石因为“不足恤”而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他有时过于刚愎自用，听不进不同意见，导致在用人上出现一些失误，一些新法在执行过程中也走了样。

邓广铭先生的客观严谨，崔铭的详尽平实，梁启超的主观激昂，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读者若能三本对照着读，相互参证，对王安石其人其事的理解，想必能更为全面深入。

读史使人明智，读传记亦然。我们读王安石传，不只是要知道北宋有个王安石，曾经推行过变法，更是要从中窥见人性之复杂，改革之艰难，历史之吊诡。

看今日之改革，与王安石时代自然不同，然其中道理，未尝没有相通之处。理想与现实之距离，政策与执行之偏差，改革与稳定之平衡，这些都是永恒的话题。

读王安石传，还有一个感触：评价历史人物，切不可简单化、标签化。人都是复杂的，有功也有过，有优点也有缺点。王安石如此，司马光、苏轼等人亦然。我们读史，要尽量避免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而要努力理解每个人所处的历史环境，所面临的具体困境，所作出的无奈选择。

读书如交友，贵在真诚交流，独立思考。读传记亦然，不必全然信书，也不必全然疑古，要在其中找到自己的理解与判断。如此读书，方能真有收获。

以上便是我读三本王安石传的杂感，拉拉杂杂，不成系统，聊供诸君参考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