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波：以聚落考古探寻海岱地区文明进程

“海岱考古大家谈”口述历史项目，是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济南日报报业集团合作开展的重要文化工程，具体由新黄河客户端·济南时报执行。项目自2022年1月启动，于今年6月底圆满结束，遴选记录了10位山东考古人的心路历程，展现了山东考古人的奋斗历程，呈现了山东考古的辉煌历史和成就。项目融口述历史采访整理、纪录片拍摄制作、图书编辑出版、媒体传播于一体，完成了10位考古大家的口述历史采集，并形成了10集纪录片和10篇文稿，并编辑出版《海岱考古大家谈》。

2023年8月27日，“海岱考古大家谈”口述历史项目成果发布会在山东书城举行。

目录

张学海：为海岱考古倾注一生激情

于海广：50年考古岁月，问心无愧

栾丰实：探寻海岱地区史前文化发展谱系和社会复杂化进程

王永波：铁血丹心为考古

崔大庸：城市考古与文物保护的情怀和担当

郑同修：我们进入了一个考古的黄金时代

方辉：考古学的国际视野和多学科交叉研究

王守功：考古是荣耀，更是责任和使命

刘延常：与考古事业的时代发展同频共振

孙波：以聚落考古，探寻海岱地区文明进程

孙波：以聚落考古探寻海岱地区文明进程

孙波，现任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研究馆员，兼任山东省考古学会秘书长。长期工作在田野考古一线。主持和参加了王府、玉皇顶、桐林、薛故城、扁扁洞、彭家、城子崖、大汶口、齐故城、建新、景阳冈等几十处重要遗址或墓地的考古发掘，及南水北调和多个大型水库、高速、高铁等配合基建项目的文物保护工作。2012年任考古研究所业务副所长，2019年10月开始主持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全面工作。

主持和参加多项重点项目和课题，主要有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项目《海岱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科技部支撑课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二)-(四)阶段子课题桐林遗址和城子崖遗址的聚落形态研究，已顺利结项。

到丁公遗址实习，开始真正爱上考古

小时候，可能大家普遍都有点历史情结，都对古代、对过去非常好奇。我对历史、对地理都非常喜欢。在中学的时候，我的地理、历史学习成绩也都是拔尖的，所以上大学的时候，报的第一志愿就是考古专业。我们班极少第一志愿直接报考古专业的，我是其中一个。

当时对考古有很大浪漫和想象的成分在里头，认为考古就是一个可以到全国各地游历山川名胜，甚至也有可能到世界去跑跑的专业。上大学后也是抱着这种期待，但是实际上就发现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同样面临着和其他专业、其他各科一样繁重的学业。同时，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大学里有各种各样的文化热现象，各种公共课程和讲座很多，历史、哲学和美学当时是非常时髦的，包括其他的艺术史，我都关注的比较多，甚至对一些科学的最新进展也非常感兴趣，当时感兴趣的学科比较多，对我诱惑也非常大，精力就没有怎么放在专业上，对考古学习的热情一度比较低落。

直到大学四年级上学期，我们在丁公遗址进行田野考古实习，我才真正地开始对考古产生了兴趣，从此爱上了这个工作。在那之前，我们上一届师兄他们实习，我们去见习过，但是说实话，那次见习对我影响不大，也没有什么效果，完全不懂。只有这一次发掘，系统地进行了田野考古的基础性的训练和学习之后，心里对考古真正有了这种感性认识，才真正爱上考古，真正地喜欢上这个专业。

1991年丁公遗址参加大学田野考古实习，左一为孙波。

也非常感谢当年带领我们实习的栾丰实、许宏和方辉老师，他们的严格要求，非常高的田野考古操作水平，成为我克服困难攀登学习的坚强后盾。也很幸运，丁公遗址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遗址。一般都认为这种遗址不大适合初学者去训练，但是我觉得非常幸运，虽然文化堆积现象很复杂，但是我得到了充分的训练，就此打下了比较扎实的考古发掘的基础。

1995年12月，和景阳冈龙山城发掘人员及山东省部分文物考古人员在景阳冈村武松庙前（龙山城中的大合基上）合影，前排左四为孙波。

丁公遗址以龙山文化堆积为主。就在我们实习的那一年，发现了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址，发现了著名的“丁公陶文”——刻在一片陶片上的11个文字。所以说丁公这一系列重要的发现，不仅为我们这些同学的田野考古打下了比较好的、比较扎实的基础，同时也使我们对考古学的兴趣一下子提上来了。原来这么重要的现象，而且都是可以在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的考古发现，并非遥不可及，我们同样能遇到，能把它挖出来!

这一点实际上是我们当年实习最重要的印象，我们都没想到这么一次普通的考古发掘也能有这样多的重要发现。以后从事这个工作，还不知道会有多少同样的发现等着我们呢!我想可能有很多同学都由此对考古发生了真正的兴趣，起码从我个人是这样的!

在丁公之前，虽然我们山东在边线王、在城子崖也发现了龙山城址，当时有专家认为凡是在这个聚落群的中心，可能都有重要的发现，都有中心聚落，这些中心聚落可能就是城市，但是大家都没有想到丁公遗址会是一个龙山城。因为这个遗址也不是特别大，大约十几万平方米，它的规模在山东不是最顶尖的那一类，同时它也没有像其他龙山时期那种重要遗址一样中心往往有个台地，一看就像个“城子”，比如城子崖这样的，老百姓就把它叫作城。丁公没有这种现象，看起来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遗址，只是它保存得相对比较好一点。所以说，发现了龙山城，这一下子改变了大家对寻找龙山城的认识，大大地提升了咱们山东考古界对寻找龙山城的期待。大家普遍都意识到，在其他的一些中心的地方可能都存在龙山的城址，龙山城并不像大家想象得这么神秘。

因为发现了龙山城，第二年，又要对城墙和城壕进行解剖，进一步地了解。同时上一年发现文字陶片的那个灰坑，还剩了一半，也要把它清理出来。承蒙栾老师的信任，也是对我的厚爱，第二年非常有幸地又跟随着他进行了几个月的发掘，一是把剩下的那半个灰坑清理完毕，二是我又参加了解剖城墙和城壕的其中一条探沟的发掘。这条探沟的发掘，对我以后认识龙山城，判断龙山城的性质，从地层学上去分析龙山城墙与城壕的形态结构、建筑工艺、维护管理、阶段分期等，打开了一扇方法之门，是我龙山文化城址研究的开端。

平度大沽河旧石器调查，左为孙波。

走进聚落考古

丁公实习之后，大学四年基本上就结束了。我被分配到了当时的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也非常幸运，我第一次参加工作就碰到了枣庄建新遗址的考古发掘。

枣庄建新遗址属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当时觉得是一个很小的聚落，一个最基层的聚落，但是现在看来这个聚落规模也不算小，大约有10万平方米。这个聚落好在它保存得比较好，我们发掘的区域清理了大量的房址，弥补了过去大汶口文化房址数量非常少的缺憾。大汶口文化自发现和识别以来，过去对大汶口文化的考古发掘，主要集中在墓葬，发现了两千多座，但是截止到建新遗址发掘之前，清理的房址非常少，特别是房子比较集中的、能体现它的聚落形态的考古发掘更是少之又少，像长岛北庄这样几乎全面揭露的更是寥寥无几。

建新遗址的发掘区，正好横穿了这个遗址的中部偏南部分。发掘区内，我们发现了聚落功能区主要是分为居址和墓地，地层关系非常清晰地呈现出两者很规律地交错分布的情况。有一段时间，比如这个地方是墓地，但是墓地废弃了之后，后来人并没有把这个地方放弃，而是又把它辟为居址，就搁这里盖了房子，在这里居住。和居址区同时期的这些人，他们的墓地也在附近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可能是上次那个墓地对应的那个居址区。所以说建新遗址使我当时产生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认识，就是墓地和居址区功能上的转换，是一个交互的关系。上一个阶段，这个地方是居址，那个地方是墓地，到了下个阶段，居址的地方可能变成墓地，墓地的地方又变成居址了。我们现在看到，这种现象在焦家、岗上也有某种程度上的再现与反映。它的意义对我们认识大汶口文化时期，人类的聚落以及人类的行为方式，当时人的文化和社会的特点，非常重要。

发掘建新遗址对我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实际上在发掘建新的时候，我们对聚落考古完全可以说是一无所知。目前中国的考古学，北京大学赵辉先生从考古学史上把它分成两个大的阶段:前个阶段就是我们对考古学文化史的研究，搭建了我们中国考古学各个区域的文化史的框架;后个阶段是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往后开始的，我们对中国古代社会史的复原研究。在前一个阶段上，我们使用的考古学方法，主要是通常所说的对遗址纵向的发掘和研究，重点解决的是遗迹之间的叠压、打破关系，关注它们纵向的关系，谁早、谁晚、谁和谁同时，目的是解决器物年代学的脉络是怎么变化的。这个任务基本完成之后，我们进入了社会史的研究，更多地关注它横向的关系。比如在龙山阶段，这个社会展现出一个什么形态、面貌，大汶口阶段展现出一个什么形态、什么面貌。我们后来关心的这个问题，上个阶段已经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大家也从各个方面对它进行一些研究，比如通过对墓地的研究来看当时的社会关系，甚至人的族群、家庭单位的结构，包括对一些环境、房址功能的研究，也都体现了对社会史的探索，但是不系统，也没有成为我们考古学的一个中心任务。只有在物质文化史年代框架基本上搭建起来之后，我们进入了第二个阶段，这时候随着本土学者的探索，还有国外相关方法的引进，我们才正式进入了对社会史的探索。

对社会史的探索，在我们中国目前来看，主要的方法还是聚落考古。我们刚开始对建新遗址发掘的时候，脑子里是没有聚落观念的，不知道要把墓地和居址联系起来考虑，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居址和墓地的这种交互的转换，这是发掘完这个遗址之后的认识，在那之前，特别是刚刚开始发掘的时候，脑子里完全没有这种意识。后来我们老所长张学海先生到工地现场对我们进行指导，告诉我们要关注各个遗迹之间的、各区域遗存之间的共时性的关系、空间的关系，一个平面上不同性质的这些遗迹有没有组合关系，这种组合关系能反映一种什么样的聚落形态。这一点对我当时来说真是醍醐灌顶，这才开始想到我们要怎么去关注这些问题，把我们考古发掘的资料，不仅能找出它的早晚，还能把它拼合出一个社会的图景来。它首先是一个聚落的图景，然后再根据这个聚落的图景，我们再研究它背后社会的图景。

1993年发掘完建新遗址之后，当年年底我就转入到了薛故城的遗址发掘。薛故城是一个周代时期的规模非常大的城址，从西周到春秋，到战国，有三个阶段的城址。过去的(20世纪)80年代早中期工作，甚至是(20世纪)70年代末的工作，对薛故城的基本框架的了解，认识到，也探明了有战国时期的城址，有城墙、城壕，也有春秋时期的城址和城壕。当时的勘探过程中，也发现了西周城的迹象，但是没有去证实，也没有专门地去探索。

我们这次工作就是要对西周城进行探索、证实，甚至还可以联系到旁边的前掌大遗址。前掌大遗址挖的都是墓葬，没有发现聚落，所以说，有专家也设想和前掌大同时的聚落城址可能在薛故城里。

薛故城的工作进行了一年左右。在这个遗址的发掘上，主要也是张学海先生对我们进行了指导。这个指导对我的影响在哪里?主要就是考虑问题的时候，特别是后一段的这种考古发掘，要充分和它的历史结合起来。当然我们的发掘是以考古为主，但是也要充分考虑到它的文献史所反映的时代背景和历史阶段。同时，它和它周围一些相关的遗迹现象、聚落的关系，也要统筹、纳入到对这个遗址的本身的考察上。

其后，我又参加了景阳冈的工作。前期阶段从1995年开始，是围绕着景阳冈遗址展开的对聊城地区南部几个县区的一个区域性的考古工作。后期阶段是对景阳冈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后期阶段考古发掘我参加得很少，主要是参加了前个阶段工作。也是在张学海先生的主持之下，我跟着他把阳谷、茌平、东阿这几个县区，包括聊城市区都跑了一遍，把这些过去觉得有线索的遗址大部分都进行了探勘。这项考古工作使我当时隐隐约约意识到，在做聚落考古的时候，要考虑到它的区域，不仅是遗址本身和这个遗址相关的，还要有对聚落群的关注。这些重要的遗址，包括没有它重要的普通遗址，它们在空间上都是有关系的，可以组成一个群落，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我们本土学者探索中国的聚落考古非常重要的一个进步，我觉得它的意义非常重大。虽然当时没有明确地提出这种区域的概念，但它在我们本土的这些最顶尖的学者里头实际上是已经有了，只是用另一个名词来代表它。比如张学海先生经常使用的就是“文化小区”或“聚落群”。

从景阳冈开始，我又参加了一系列的考古工作，包括丹土遗址短暂的发掘，济宁玉皇顶发掘，济南王府遗址的发掘，这几个发掘工作历时好几年，时代也不一样，从新石器一直到商周时期，我也参加了一些汉代墓地的考古发掘。发掘之外，还有大量考古勘探和调查，配合京沪线、京福线等高速公路的调查勘探、考古发掘，实际上都锻炼了我田野工作的专业和组织能力，同时也提升了我对所遇到的各种考古现象的综合思考。这时期我的学术积累到了一个程度，对很多问题都有了自己的思考，也有了比较丰富的田野工作经验，但是还没有真正地形成学术上的突破。

进入新世纪初，我们考古所和北京大学合作，对桐林遗址展开工作。北京大学从很早之前，甚至从严文明先生开始，就对山东的工作进行系统的关注，有意识地进行山东考古工作布局，服务于他们在聚落考古学上的探索。当然北大关注的是全国，但是在山东获得的经验尤其重要。北大探索了几十年，在聚落考古上已经形成了一套很系统的理论方法，相应的，配合这些考古工作也逐渐摸索出一套技术的规范，这套技术规范就要在桐林遗址上做最后的验证和推广。对桐林遗址的工作经过可能大约4个季度，这套技术规范最后成型，被国家文物局作为新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颁发了。

我有幸作为当时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业务人员，完整地参加了这项工作，从2001年的调查到2002年的试掘，再到2003年和2005年的正式发掘。这项工作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一个是和国内最顶尖的学者合作，使我无论是在基础的田野工作上，对当前学术前沿的把握上，还是对多学科合作，我们怎么能充分地从遗址上去发掘信息、掌握信息，然后怎么去通过一系列的技术手段把各个方面的信息整合在一起，从而加深我们对这个遗址的认识等等。这一系列方面都受益非常大，特别是赵辉老师，对我的影响非常大，这也是我个人学术成长经历上非常重要的一段。我自己感觉，只有经过这一段桐林的工作之后，我才真正地具备了独立进行考古学研究的素质和能力。

2012年，孙波（左）在纪王崮春秋大墓发掘现场。

探索海岱地区文明化进程

从那以后，我们考古所参与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先后对桐林和城子崖遗址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专项调查。随后对大汶口、城子崖遗址持续进行发掘工作。

2015年冬，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辉、秦岭先生指导城子崖遗址发掘工作，左一为孙波。

2020年，我们申报的《考古中国——海岱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获得国家文物局的批复立项，也获得了国家文物局的支持。这项工作是一个以山东为主，跨苏皖，我们三省合作的项目，当然也有北京大学、山东大学、上海大学、武汉大学等多家大学参与其中。

2012年，陪同国家文物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与会专家考察泰安大汶口遗址发掘，前排左三为孙波。

考古中国和探源工程不一样。探源工程是国家的一个重大项目，我们山东是听命方，国家安排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所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被动的。当然其中收获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我们对城子崖连续几年的工作，从龙山到岳石，甚至到岳石和商之间的聚落各个阶段的形态，龙山城址的形态，岳石文化阶段城址的形态，岳石文化向商过渡的这种节点上的认识，都是在这次工作中获得了一些新的突破性认识，包括龙山时期向岳石文化转变，城址还有聚落所反映的岳石文化的政治实体和龙山文化时期政治实体之间的转折。

我们对桐林遗址的发掘，山东大学在两城镇、在焦家，在后来苏家村的这些考古工作，实际上都是我们中华文明起源这个阶段上，我们对海岱地区实际情况的探索，而且都有相应的收获。

目前从探源工程所涉及的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这几个大区域来说，山东地区无论是考古工作探索出来的材料，还是我们的认识，我觉得都算是比较系统，也比较有连续性的，实际上它在我们认识古代社会的变化规律上的理论意义，也是比较突出的。

相比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给了各个区域、各个承担项目的承担方更大的自主权，更多的灵活性。我们对海岱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的设计，就体现了我们对我们这个地区的考古材料和工作分配项目上的系统性、主动性。我们一共涉及焦家、岗上、城子崖、景阳冈、桐林，还有垓下、花厅，以及弥河流域，还有鲁南、淮北地区的几项调查，它们实际上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

海岱地区文明化的进程，我们过去已经有一定的了解基础。它在每一个阶段上的具体情况，使我们和其他区域比如中原、河套地区、长江中游、长江下游、红山文化等比较，更能突出我们这个地区所走过的特点。这个特点也不是说我们海岱地区就与众不同，完全和别人不一样，不是。在整个中华文明进程中，它有它的一般性，同时又体现出我们自己的特点。我们还看到，这个特点在中华文明总体文明进程中，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一般认为就是我们贡献了早期中国的礼制，就是它的意识形态。特别是焦家刚发掘出来的时候引起轰动，礼出东方，认为我们棺椁制度、器用制度，在焦家遗址都是最早发现。现在随着新近考古成果，岗上和焦家一道，我们看到我们海岱地区在礼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贡献又更具体化、更完备了。我们的棺椁制度、器物箱制度，还有大汶口文化时期所展现出的陶器、玉器、石器、骨角器这些各种器物、各类器物所组合、所展示的那种器用制度，都非常重要，而且这种制度对中原地区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到中原的龙山文化阶段，以陶寺为代表的墓葬所体现出来的规制化特点，好多和我们海岱地区有极大的关系。这就证明海岱地区在整个中华文明总体起源过程中，包括早期发展过程中，是有实质性的贡献和作用的，而且随着考古的探索，现在越来越清楚到底是在哪一部分起作用，如何起作用。

制度的传播是最难的。随着新的考古探索和考古材料的逐渐增多，不光我们山东学者，包括河南地区的学者，也越来越意识到海岱地区文化对中原地区的深刻影响。具体说来，就是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存在两个直接的衔接点，其中一个就在淮河中游蚌埠一带，这个地区对中原可能产生了更直接的影响。当然这样的变化，我想实际上只是当时从大汶口到龙山这个阶段，整个中国极其复杂的社会运动的一鳞半爪，现在完全不能说我们已经掌握了这种历史现象，没有，我们还远远没有触及到历史的本身。但是，随着考古工作的展开，现在好多迹象、好多线索指向了这种变化，使我们脱离了过去的那种迷茫，开始更清晰地看到早期中国文化层面和社会层面运动变化的趋势，这种趋势和以山东为中心的中国东部地区的关系也是越来越紧密。

我想，考古中国项目现在刚刚开始，随着我们工作的不断深入、规模的加大，我们可能从更广的面上、更深的层次上，越来越多地触及这个阶段的社会运动本相。我们把海岱地区文明化的进程，以及在它早期阶段的转折，更全面掌握之后，我们才能开启下一个阶段的研究工作。

2021年，孙波（中）参加黄淮论坛所长论坛。

聚落考古与龙山文化社会形态

在论文《聚落考古与龙山文化社会形态》(原名《龙山文化社会形态研究》)中，我主要从四个方面去考虑当时的社会。第一个方面是当时的家户组织结构，它是怎么在血缘上和亲缘上组织起来的。第二个方面是从生产、贸易等经济上考虑社会发展的程度。第三个方面是讲社会分层，实际上说的是政治上的变化。这个社会分层不是从墓葬随葬品的多少、贫富差距，主要根据区域聚落结构的分层、分级来推断当时社会在政治权力上的分化，是从聚落分化上去讲社会权力分化。第四个方面是根据聚落从城址为中心的区域聚落形态的整合，来认识当时的政治实体。我从这四个方面统揽龙山文化社会的形态，论文中社会形态主要是指社会的定性、面貌，当时社会的各个面相。

四个方面虽然是针对龙山文化来讲，但是它也有一个历史的过程、认识的过程，它是我们海岱地区从早期的后李、北辛到大汶口、龙山的一个演化过程。这个演化的过程就是家庭规模逐渐变小的一个趋势，这个趋势在整个中国史前都存在，海岱地区比较典型。这里引进“家户”的概念。从考古学上来讲，它被简化为经济独立的家庭单位。一个小家庭，一夫一妻制，只要经济是独立的，它是家户。如果没分家，和父母住在一起，这就是个大点的家庭，这种扩展家庭也是一个家户。有的情况更复杂，一对夫妻有几个儿子，其中一个儿子分家了，还有几个儿子没分家，它也有核心家庭，也有扩展家庭，甚至还有三代四代同堂的那种更大规模的类似于家族的家庭，只要它经济上一体，也是家户，像《红楼梦》经济独立的宁国府、荣国府分别是两个大家户。在史前文化研究中，我们发现经济独立的家庭单位，它的规模是越来越小的，到了龙山文化时期，就是以个体家庭为主，一夫一妻和他们未成年的子女形成了一个家庭，无论从墓葬的研究上，还是从居址的研究上，从房子的研究上，都指向了这种情况。为什么家庭越来越小、越来越分化?这可能和财产私有化有关，财产的私有属性越来越明确，家户才变小。

当然，到了龙山阶段是以个体家庭为主的情况，可能和商周时期我们看到的情况又不大一样，商周似乎又返回去了，规模又大了，到了战国、汉代我们才看到这种核心家庭又成为社会主流了。龙山文化阶段，家户的核心家庭化有几个意义。第一，大家生产的积极性提高了，给自己家里干，那就干得很好，而且这样正好和我们对龙山文化的观察是一样的，龙山文化动土能力、聚落的活动能力是非常强的，不光是中心聚落，普通聚落也比较强。第二，家庭核心化的私有财产明确化对社会交换是有意义的。据我所知，其他学者可能还没有很清楚地提到这一点，因为财产明确了才好交换，像过去一个大家庭，老祖母或者老祖父掌握财产，其他人想拿到社会上交换是不可能的，是做不到的，现在自己说了就算，而且说了算的人很多了，这个交换的前提就比过去充分多了。刚才说到的大家生产积极性提高了，产品、社会财富也多了，这就和龙山文化时期我们看到的陶器、石器产量巨大，一致性也比较强，甚至专业化的程度更高，这都是相一致的，这样导致了龙山文化时期在交换基础上的比较活跃的社会生产，这又和我们对区域的聚落形态的观察非常一致。

我经常举的例子就是城子崖、丁公、桐林、边线王，鲁北地区这一条线上四座龙山城，就是现在的济南、淄博、潍坊一线，现在这一线到青岛也是山东的经济走廊，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现在看来，这种态势早在龙山时期就形成了。可见是龙山文化时期奠定了鲁北一带的人文地理的格局，几千年变化不大。山东地区的这个轴心，是奠定在交换基础、经济基础之上的，这四座龙山城不仅仅是对抗，它实际上更多地可能是合作。我们社会的发展更可能是在经济和财富积累之上的，不一定是打仗打出来的文明，中原地区可能冲突更激烈，我们没有像他们那样多的乱葬坑、奠基坑、祭祀坑等，比较来看海岱这边的社会应该比较稳定。

这些研究都是我们对整个社会面上的观察结果，经济基础导致了社会、聚落的分层。我们看到最充分的是鲁东南沿海，就是两城和尧王城围绕的中心是城，旁边还有二级的环壕聚落，再到下边还有基层聚落，等级是非常清楚的。这个等级不是我们完全从规模上去比较得来的，而是从空间结构上看出来的，而且我们还看到它的这些重要的节点，包括两城和尧王城下边的这些二级的中心，也主要在贯穿两城和尧王城的这条线路上，就是说这个节点的形成、人口的集中，是往交通线上集中的，这个交通线就是现在的206国道，它和地理联合起来综合起作用，不是哪一个技术来了就能导致什么变化，不一定，它肯定是一个综合性的变化，可能导致社会整体的跃进。

这些之后，我们再反观以城市为中心的政体是个什么样的政治形态。虽然从考古材料上谈论这些受到很大局限，但也可以逐渐地去讨论。以城址为中心的区域政体鲁北地区有四个，鲁东南沿海有两个，都是区域社会。鲁东南沿海两城和尧王城是很清楚的，它的聚落群中间都是有边界的，而且和它地理上的边界有点重合，它们甚至就是两个小盆地，有几百到1000平方公里左右。这种政治实体，我们怎么给它一个定义?我认为这就是城邦。城邦也不是我发明的，国际上已经通用了好多年了，进入早期国家的时候，往往是这种城邦的形态。

再往前追溯，我们看到焦家、岗上、垓下这些大汶口时期的中心，它也有城，而且它城墙的建筑技术是相当成熟的。当然比起龙山城址，一大差别是什么?它周围的聚落，围绕的这个城周围的聚落，它发育不如龙山文化充分，也就是说它的区域社会还没后来那么发达。我们说得更直接一点，就是这个中心对它周围区域的治理还没有到龙山那个程度。相应的，这个区别也投射到两者的社会形态上。我们看到大汶口的社会形态和龙山社会形态的区别，很重要一点是大汶口的血缘色彩还非常强烈。焦家就很典型，一挖几百座墓，大家还是埋在一起，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到了龙山就不这样了，几十座以上的墓地都很少，都是很小的小墓地，几家人、几个人、十几个人埋在一起，埋不了两三代实际上就断了。到龙山时期，也可能土地开始私有化，不能乱埋了，就和现在的农村似的，不能埋人家地里去，只能埋自家的地里。但是大汶口时期，土地不是个体家庭私有的，在相当程度上是公有的，所以说大汶口城址反映的社会形态和龙山城址反映的社会形态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是社会发展阶段性差别的表现，巧合的是这种区别也和文化的阶段性是同步的，整体上这是我们海岱地区非常鲜明的一个特点。

上述认识是目前为止，我们通过探源工程、通过考古中国的考古工作，对整个海岱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研究得出来的。我们认识的程度现在就到了这个层次，它展现出来的这种特点，第一个是我们的阶段性很清楚、很系统，也是连续的，大汶口和龙山之间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它还是前后一贯发展下来的。第二个像刚才讲到的海岱地区文明的进步、社会的进步主要力量是来自于经济生产之上的社会积累，主要不是靠打仗、靠社会冲突、靠族群之间的冲突形成的，当然肯定是有这方面的原因，但这不是最主要的。这是海岱地区的特点，这种特点在中国早期的文明进步中当然有它的意义。

其实到现在大家还往往都认为过了龙山之后到了岳石文化，海岱地区衰落了，因为我们看到无论是社会生产呈现的陶器、石器，还是玉器，都远远不如龙山时期那么好了，人口密度和总数应该都大大下降了，整体上呈现一种比较凋敝的状态。实际上是这样吗?我们对城子崖遗址本身的发掘，发现城子崖在岳石文化阶段比龙山文化阶段要重要得多。虽然它周围的聚落没有龙山文化阶段多，甚至城的规模到了晚期阶段比龙山还缩小了一点，但是无论城门一门三道的结构，那种恢弘的、庞大的气势，还是高大城墙的建筑技术，以及城内发现的岳石文化夯土基址，大型的祭祀坑，包括南城门内上千平方米的夯筑台址，所展示的建筑技术和能力，它都远远超过龙山文化时期。

既然岳石文化有这么高的成就，那为什么它和我们平常印象有这么大的反差呢?我觉得这些岳石文化时期所谓成就，主要集中于城子崖这样的社会中心里，实际上大量的发掘表明，岳石文化的基层聚落还是比较符合我们的传统印象的。这说明了什么?我看是到了岳石文化时期，它对基层社会的治理方式改变了，改变了龙山社会那种城邦政治的方式，大大加强了对基层社会财富的攫取，导致了基层社会相对的凋敝，财富更加集中于城市，更加集中于社会上层。这背后是岳石文化时期社会权力空前集中了，可能进入了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

建设世界一流考古机构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已经被国家文物局列入10个建设世界一流考古机构计划，这对我们是一个莫大的压力，当然也是动力，今后我们要着力谋发展，争取达到目标。当然现在基础比过去好了，搬到新院址，有很好的硬件设施，我们会积极建设科技考古中心、文物保护中心、石窟寺研究中心，在学科上健全完善研究基础，同时还有布局全省的考古基地和工作站，全面推进考古能力的建设。在综合发展方面，新建考古博物馆，加强服务社会的能力建设。同时我们要打造一支年轻化、高学历的专业研究队伍，我们要以团队的形式，结合重要的项目或者研究课题，逐渐提升整体的研究水平和研究能力，要从项目上、能力上向国内一流和国际水平看齐，这方面我们已经有了一些重要的项目和资源点，包括跋山遗址、赵家徐姚遗址，包括考古中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所涉及的一些项目，包括我们齐鲁故城。我们团队的建设以田野考古学为基础，下一步要大力建设多学科，科技考古的分量要逐步增大，稳步提升。田野考古出身的人员，对科技考古的了解和掌握越来越牢，越来越深入，纯科技考古出身的专业人员，对传统考古学也要认识、理解和把握，这是一个双向的结合，这样才能建设成一个高质量的研究梯队。

2022年，孙波（左）考察跋山遗址。

当然，我们地处山东，还要关注经过几十年来探索的山东考古的几大核心问题。一个是以跋山遗址为基础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研究，它涉及现代人类的行为方式在东亚地区的出现、传播和周围地区的关系。同时还有沂沭河流域的细石器遗存，包括赵家徐姚遗址代表的最早期的陶器，再到后边扁扁洞遗址，这几个遗址串联起来的山东地区所能反映的北方地区旧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转换过渡、农业的起源、新石器文化的起源，这是一个重大课题。国际上常讲三大起源，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国家起源，起码我们山东能涉及农业起源、国家起源这两个世界性课题。再往后就是张马屯、后李、北辛所代表的阶段，这个阶段我们可以把它归到上个阶段，也可以纳入到下一个阶段，它是农业逐渐立足，成为主要的社会发展基础，聚落从早期到真正的大规模定居之后所展现的一个过程。然后就是我们从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所看到的文明化进程的过程。

2011年，孙波（左一）等陪同栾丰实先生（右一）扁扁洞遗址。

再往后就是以鲁国故城和齐国故城为代表的齐鲁文化考古学研究，齐鲁文化特别是现在齐和鲁的考古学文化的体系基本上构建起来了，在这个基础之上，通过一系列的遗址的发掘、调查和勘探，对齐和鲁的文化整体上在景观上、空间上的分布也有了了解。这可以看到齐鲁文化本身的特点及其在中华文明传统、中华文化传统塑造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我们都知道，秦皇汉武为代表的帝制时期继承了相当多的齐鲁文化因素，不仅仅是我们过去常讲到的鲁及其儒家在我们道统里所起到的奠基性的、主干性的作用，同时也可以看到齐在为后来的国家制度建设、意识形态建设上的早期实验、实践所积累下来的这些成果，在秦皇汉武所形成的帝制国家中，也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这样我们通过从考古学上这些遗留下来的，能反映这些现象的遗迹，这些探索、研究，逐渐地搞清楚齐鲁文明的特点、它的面貌、它起的作用，这也是我们下一步的重要工作。

再一点就是我们对石窟寺的研究。山东在秦汉以后、汉唐以后的这些考古在全国不是很突出，资源也不如汉以前的重要，但它还是有自己的特点。我们要把它搞清楚，这样才能真正地说明白，进入到封建王朝之后，我们海岱地区、山东地区到底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过程，发生了怎么样的一个变化，到我们今天的样子。

记者：江丹 钱欢青

漫绘：孙婷婷

编辑：徐征

校对：杨荷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