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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9月17日,观看《文明之旅》第77期节目:《公元1075年:哲人为什么当不了国王?》,9月23日以笔记的形式记录关于“文明”的独特记忆。
一、王安石在朝堂的最后时日:
1、1075年3月,王安石再次被召回,重新担任宰相。距离他第一次罢相,仅仅过了九个月,相当于放了一个长假就又回来上班了。
2、到了1076年11月,王安石再次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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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这次罢相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的儿子王雱(pāng)去世了。这不仅仅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王安石对王雱的感情远远超越一般父子。王雱从小聪明,有豪杰气质,是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助手,也是他心中宰相的接班人。他对儿子既自信又钟爱。
33岁的王雱去世,55岁的王安石还在世,他彻底心灰意冷。这一次辞职,他是真心想离开,王安石也因此得以解脱。
4、离开开封前,王安石去了一次佛寺。出寺门时,他突然有所感悟,写下了一首诗:“江上悠悠不见人,十年尘垢梦中身。殷勤为解丁香结,放出枝间自在春。”这一年,王安石作为历史人物,正式离开了政治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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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安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历史上对王安石的评价,经常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有人称他为“千古第一完人”,也有人说他是“祸国殃民的大奸臣”。仅仅在宋朝,宋代的几位皇帝对王安石的评价就天差地别。
2、宋神宗称王安石为“师臣”;宋哲宗时期,王安石配享宋神宗的宗庙;到了徽宗时期,王安石配享孔子,仅次于颜渊和孟子,还被追封为王爵。这是王安石历史声誉的最高峰。
3、宋高宗建立南宋后,开始贬低王安石。配享神宗被取消,追封的王爵也被撤回。到了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近200年后,又给了王安石一个称号:“万世罪人”,认为北宋灭亡全赖他。这时王安石的声誉跌至谷底。
4、此后几百年,他基本被视为祸国殃民的奸臣。
5、直到清末,梁启超为他翻案,王安石才重新成为正面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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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历史上为什么对王安石的评价会有这么大的波动?
原因很简单,对后世来说,王安石就是一个符号,一个搞改革的符号。
1、强调继承传统的人,认为王安石是“大逆不道”的代表。因为他敢说“三不足”——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简直是要颠覆一切。
2、而当一个时代强调变革和创新时,王安石又会被推崇为改革家的象征,成为正面形象。梁启超称赞他:“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意思是在中国历史上找一个完美的人,那就是王安石。
3、后人会根据时代需要,重新给古人打分,所以王安石的评价才会如此起伏。
4、但如果只用“功过”“成败”“忠奸”这些标准来评价王安石,无论结论如何,其实都是把他当成一个政治家来看:被重用,搞变法,失败了。用这九个字好像就能总结他的一生,但这种角度其实低估了王安石。
5、真实的情况是,王安石凭借自己的学术思想和长期积累,堆起了一座高塔。虽然在被宋神宗重用之前官位不高,但他的江湖声望已经把他推到了宋神宗面前。在变法之前,他就是大经师、大学问家、大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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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个人有思想、有学问,就一定能治理国家吗?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且古老的问题。历史上无数事例证明,有思想、有学问是人成为优秀治理者的重要条件,但绝不是唯一条件,甚至不是决定性条件。“有思想学问”和“能治理国家”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深入探讨:
1、思想学问的类型不同:“思想”和“学问”本身是多元的。
①理论之学vs.实践之学:一位研究量子物理的科学家或专攻古希腊哲学的学者,他们的学问虽然高深,但属于理论思辨领域,与处理民生、经济、外交等实际问题所需的知识并非同一类型。治理国家更需要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公共管理等经世致用之学。
②批判性思想vs.建设性思想:很多思想家善于批判、解构现有秩序,发现问题和弊端。但治理国家不仅要发现问题,更需要构建方案、平衡利益、凝聚共识、推动执行,这是一种建设性的能力。一个出色的批评者未必是合格的建设者。
2、治理国家所需的核心能力远超“学问”:治理国家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求领导者具备多种综合素养,其中很多能力是“书本上学不来”的:
①实践智慧与决断力:现实世界的问题往往模糊、复杂且信息不完备,没有现成答案。治理者需要在压力下,基于有限信息做出艰难决断,并承担后果。这是一种在实践中磨炼出的“政治智慧”或“领导力”。
②对人性的洞察与同理心:治理的本质是管理“人”。需要深刻理解不同阶层、群体的诉求、欲望和恐惧,并具备一定的同理心,才能制定出符合人性、能够落实的政策。只活在书本概念中的学者,容易脱离实际,变得不食人间烟火。
③组织、协调与执行力:国家是一个庞大的组织。治理者需要知人善任,团结甚至驾驭不同的政治力量,协调各部门的利益冲突,把政策蓝图转化为具体行动和成果。这需要很强的组织能力和政治手腕。
④平衡利益与达成共识的能力:社会充满分歧。治理不是贯彻一个人的理想,而是在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如公平与效率、发展与环保、当前与长远)之间寻找平衡,并说服大多数人接受这个方案。这需要妥协、谈判和沟通的艺术。
⑤强大的意志与心理承受力:治理者面临巨大压力、批评甚至攻击,需要有超常的心理韧性和意志力,坚持信念,应对危机。
3、历史的反例与正例——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镜鉴:
反例:王莽与王安石
王莽是西汉末年的大学问家,精通儒家经典,他的改革完全依据儒家理想化的“周礼”。但他脱离社会实际,政策迂腐复古,最终导致天下大乱,是有学问却治理失败的典型。
王安石同样是旷世大儒,文学和学术成就极高,他的“青苗法”等政策在理论上很先进。但在执行中,由于用人不当、脱离实际、急于求成,加上未能有效协调各方利益,导致激烈的党争,最终变法失败。这说明即使学问和理想很好,缺乏政治智慧和执行力也会导致失败。
正例:古代贤相与现代技术官僚
中国历史上很多名臣,如诸葛亮、张居正等,他们本身也是学问家,但成功更关键在于卓越的政治实践能力、审时度势的眼光和坚定的执行力。
在现代国家,许多成功的治理者(如新加坡的李光耀、德国的默克尔)并不一定是开宗立派的思想家,但他们都具备深刻的现实洞察力,善于管理和解决问题,是卓越的实践者。他们拥有的是“治理的学问”,而不是单纯的“书斋学问”。
结论:
所以,回到你的问题:一个人有思想、有学问,就一定能治理国家吗?
答案是:不一定。
思想和学问是治理国家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一个优秀的治理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思想深度和知识储备,否则就像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但要把思想和学问真正转化为治理能力,还需要一个关键的“转换器”,也就是实践智慧、政治手腕、对人性的洞察力、强大的执行力和坚韧的意志。
可以说,思想和学问是治理者的“武器库”,但能否打好“治理”这场硬仗,还取决于使用武器的“人”以及他的“兵法”(也就是实践能力)。一个理想的治理者,应该是“思想家”和“实践家”的完美结合。
4、哲学家和政治家不仅是两种身份,更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
哲学家——思考世界,关注的是世界的本质。他们追求精准的概念、严密的逻辑,力求直达事物核心,讲究简洁、纯粹和优美。
政治家——思考世界时,并不那么在意世界的本质,他们关注的是如何解决实际问题。为了解决问题,需要权衡利弊、妥协让步、规避风险。
两者的区别在于对现实世界复杂性的态度。哲学家追求优美和简洁,因此倾向于剥离现实世界的复杂性;而政治家则像在丛林中小心前行,一步失误就可能全盘皆输,所以他反而需要尽可能细致地把握现实世界的全部复杂性。因此,政治家才能理解尼采那句话:“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曲折地接近自己的目标。一切笔直都是骗人的,所有真理都是弯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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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1、得到APP|罗振宇《文明》公元1076年:哲人为什么当不了国王?
2、DeepSeek、Get笔记
3、图片:得到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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