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定忠奸,还不就是看谁拿着笔杆子,那些被钉在耻辱柱上的人,你真去翻那些老黄历看,不一定就那么坏,有时候是太心急,有时候是跟所有人拧着来,有时候是脑子转得太快,就说三个人,韩侂胄,赵良嗣,章惇,一个南宋权相,一个北宋祸根,一个新政铁腕,在骂声里头活了一千年,说白了都是赶上了那个风口浪尖,命里没给他们翻盘的机会,一完蛋,这锅就得他们来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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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侂胄这个人,家里背景挺硬,就是读书差点意思,祖上有点功劳,靠着恩荫混进官场,旁边围着一群状元秀才,他就像个走后门进来的,那帮文人能服他才怪,八股文章都写不顺溜的人居然当了宰相,这事搁哪儿也说不通,年轻时说话确实不过脑子,朱熹说他“胸无点墨”,要是换了别人,早把尾巴夹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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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侂胄偏不,他就认一个死理,眼看国家要没戏了,那帮人还在那儿写诗作对,金国自己乱了,多好的机会,文官们还在那儿抠字眼,争什么名分,韩侂胄一句话怼回去,“再不动手,以后都没脸见祖宗”,直接拍板北伐,把岳飞的案子翻了,给老岳恢复名誉,辛弃疾、陆游这帮人都给请出山,那一刻的南宋,好像真有点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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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那会儿自己就烂透了,文官一个个都怕担责任,武将又不敢真出头,嘴上喊着忠君爱国,一到真刀真枪的时候,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北伐没打成,他自己被当街砍了,脑袋还给送去金国赔罪,金章宗那边的人都看愣了,说“这人要是不死,我们还真悬”,史书上就那么几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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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韩侂胄不是坏,是天真,总想着一腔热血能把一滩烂泥扶上墙,他不懂官场那些弯弯绕,也不会玩什么权力平衡,一门心思救国,最后自己成了那个搅局的,南宋没救活,他倒背了千年的锅,想救国家的人,反倒被自己人给解决了,这事儿你想想,是个什么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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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良嗣,好多人怕是连这名字都没听过,《宋史》里就几行字,说他搞了个“海上之盟”,让宋徽宗跟金国联手去打辽国,想着金国吃肉,宋朝能喝口汤,结果汤没喝着,连碗都让金国端走了,听着活脱脱一个卖国贼,实际上他脑子特别清楚,当时辽国已经快不行了,金国打得正猛,宋朝被辽国压着打了上百年,赵良嗣自己就是辽国贵族出身,他看明白了,知道老东家没戏了,才跑来投奔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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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主意就是联合金国打辽国,顺手还能把燕云十六州收回来,徽宗一听乐了,可算有人捧他当主角了,这个计划本身看着挺好,宋朝自己打仗那水平实在不行,辽国是倒了,金国还没歇口气呢,宋军被辽国的残兵败将打得满地找牙,好处全让金国捡了漏,金国一看宋朝这么弱,立马就翻脸不认人,赵良嗣一下就从功臣变成了千古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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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换个角度想,他这是给了宋朝最后一次翻身的机会,要是宋军能争点气,把十六州拿下来,南北形成犄角之势,后面哪还有什么靖康之耻,他就像那种懂战略规划的中层干部,知道怎么合作,怎么借力打力,就是忘了合作得看实力,实力不对等,你就是盘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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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国看宋朝这么个软柿子,不捏你捏谁,赵良嗣从英雄变成替罪羊,连名字都被史官给改了,他这人不算坏,就是太信纸上谈兵的道理了,以为有共同利益大家就能好好合作,忘了人心比战场还复杂,步子迈得太大,历史没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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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惇,年轻时候写诗写文章都能盖过苏轼一头,连王安石都说他行,偏偏要去搞新法,非要把宋朝那锅温吞水给烧开,史书里直接给他扣上“酷吏”、“奸臣”的帽子,他跟王安石还不一样,王安石有点理想主义,推行变法好多人不听,章惇是来硬的,一上台就直接对着利益集团下手,谁挡路谁就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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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贬官的贬官,该流放的流放,甚至有的直接掉了脑袋,在那个文人抱团的时代,他等于是一个人跟整个官场作对,后世骂他手段狠,没人情味,祸国殃民,可就那短短几年,新法硬是推下去了,国家财政也好了起来,总算有了点活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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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想法很直接,国家都烂成这样了,不动刀子怎么行,他也知道这刀子下去会砍到自己,但他不在乎,这种人放到现在,就是那种搞改革的CEO,大刀阔斧裁员,砍预算,把那些混日子的老员工全踢走,肯定被骂得狗血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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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公司活下来了,也没人会念他的好,他有句话后来被删了,大概意思是“不能为了一时的好名声,毁掉一辈子的事业”,这话听着挺狂,里面多少是没法子,他心里门儿清,知道这么干肯定得挨骂,可他就不退,真是“工于谋国,拙于谋身”,死了以后史官把他写成了第二个秦桧,可真要比起来,他起码没给金人下过跪,也没卖过国,就是太直,太狠,不会玩那些灰色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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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侂胄、赵良嗣、章惇,一个满腔热血,一个精于谋划,一个手段凌厉,全栽在国家这口大锅里,这三个人干的事都不是为了自己那点私利,就是想让这个国家能多喘几口气,一个想复仇,一个想结盟,一个想改革,路子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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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那个朝廷压根就不是个讲道理的地方,里面全是怕事、怕担责任、怕自己利益受损的人,你想去改变这个环境,最后只会被环境整个吞掉,韩侂胄的热血在别人眼里就成了专权,赵良嗣的远见成了卖国的证据,章惇的果断成了冷血残酷,史书上笔杆子一歪,忠臣奸臣就这么换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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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臣”这个词,用得太轻巧了,后人骂得轻松,是因为站得远,没亲身经历过那个风暴,不知道他们当时有多孤单,看历史不能光看个结果,还得看看他们当初为啥要那么干,有些被骂得最惨的,可能真是撑着屋顶的最后几根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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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侂胄死了,南宋再也没人敢提北伐的事,赵良嗣死了,宋朝的外交也断了线,章惇死了,新法彻底成了个笑话,国家是又多活了几十年,可那点骨气也早没了,这三个人的悲剧,不是他们有多坏,是他们成了最后的理想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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