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后，河朔三镇首开“藩镇割据”先例

公元763年，持续八年的安史之乱终于平定。当叛军首领史朝义的首级被快马送入长安时，满城文武都以为天下即将重归太平，唐王朝终于熬过了这场浩劫。然而，历史在此刻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安史之乱的结束，并非盛世的回归，而是一个新时代——“藩镇割据时代”的肇始（藩，藩蓠，护卫隔离；镇，军镇。 藩镇意即保护边界的军事重镇）而这个恶劣先例的开启，正源于唐代宗（李豫，762年即位）对安史旧将的安置，其中最为关键的，便是“河朔三镇”。

所谓“河朔三镇”，指的是成德（治所恒州，今河北正定）、魏博（治所魏州，今河北大名）、卢龙（治所幽州，今北京） 这三个位于河北地区的军事重镇。唐代宗为了尽快结束战事，采取了“以功赎罪”的怀柔政策，将这三个战略要地分别授予了投降的安史旧将：李宝臣、田承嗣和李怀仙。这个决定，看似是务实的权宜之计，实则是饮鸩止渴，为帝国埋下了分裂的种子。

唐代宗的初衷或许是希望用高官厚禄换取他们的忠诚，并借助他们的兵力互相牵制。但他严重低估了这些军阀的野心与实力。这些节度使在辖区内拥有完全的军事、财政、行政和人事任免权，俨然是国中之国的“土皇帝”。 其中，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的行为最具代表性。他到任后，立即清查户口，将辖区内的壮丁全部编入军队，迅速组建起一支强大的私人武装，其核心精锐称为“牙兵”。他还自订法令，自收赋税，所有财政收入不再上缴中央。更致命的是，他公然要求将节度使的职位变为世袭，企图把土地和军队变成自家的私产。

矛盾在775年开始爆发。田承嗣公然出兵吞并了相邻的昭义镇。这次赤裸裸的扩张行为，终于迫使唐代宗下诏征讨。朝廷调动了周边八个藩镇的兵力，联合讨伐田承嗣。然而，这场看似声势浩大的围剿，却成了中央权威彻底扫地的“名场面”。各路兵马各怀鬼胎，阳奉阴违，甚至互相攻伐，整个战局变成了一出荒唐的闹剧。最终，朝廷的军事行动彻底失败，不得不与田承嗣妥协。唐代宗非但无法惩罚叛逆，反而被迫下诏赦免了田承嗣的全部罪责，承认了他对地盘的占领。

775年的这场虎头蛇尾的征讨，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 它向天下所有拥兵自重的节度使传递了一个再明确不过的信号：中央朝廷已经无力约束地方，刀把子才是硬道理。 自此，河朔三镇的割据状态从“既成事实”变成了“合法惯例”。他们父子相承，兄终弟及，完全将朝廷的任命视若无物。朝廷的律令在此形同虚设，国家的税收在此颗粒无收。

河朔三镇的示范效应是极其恐怖的。它像一种政治癌变，迅速向帝国肌体扩散。中原、江淮地区的许多节度使也纷纷效仿，或拥兵自重，或偶尔对抗中央。大唐王朝从此陷入了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无休止的博弈和内耗中， 国力被不断透支。此后的唐德宗（李适，779年即位）、唐宪宗(李纯，805年即位）虽曾力图振作，发起“削藩”战争，并取得过元和中兴的短暂胜利，但始终无法从根本上铲除这一制度性顽疾。最终，黄巢民变给了摇摇欲坠的唐王朝致命一击，而最终篡唐自立、开启五代十国乱世的朱温，其身份正是宣武(今河南开封）节度使。追溯源头，五代十国大分裂的种子，正是在唐代宗时期，随着河朔三镇的独立，被亲手种下。 一段王朝的慢性死亡史，告诉我们，对分裂势力的任何妥协与姑息，终将酿成无法挽回的历史苦果。欢迎关注并参与讨论。（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