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抗日英雄阮英平被3个流氓打死，粟裕：血债就要血偿!

1913年9月，阮英平出生在福建福安县顶头村的一个佃农家庭。父亲很早就去世了，母亲一个人拉扯着三个孩子。阮英平十岁时被送到村里的糕点铺当学徒，每天天还没亮，他就得踩着板凳够灶台，那双手经常被蒸笼烫出水泡。这孩子从来不哭不闹，只是默默地揉着糯米团，渐渐地成了村里人夸赞的“小米糕师傅”。

艰难的生活没有消磨他的志气，反而让他更加体会到世间的不公平。1931年的深秋。在赛岐镇的“陈记茶行”，十八岁的阮英平遇到了改变他命运的地下党员陈洪妹。这位总穿着青布衫的革命者，向他讲解社会不公平的根源。

第二年春天，阮英平在福安甘棠正式入党。他开始借着卖糕点的机会，走遍闽东的深山老林，发动群众开展“五抗”斗争，在黑暗的年代里点亮了革命的火把。

就在阮英平投身革命的第二年，闽东地区掀起了武装斗争的浪潮。1933年冬天的赛岐镇，寒风中带着躁动。阮英平站在农民队伍的最前面，看着地主粮仓的大锁被斧头劈开。在这场震动闽东的农民运动中，他已经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革命骨干。

运动成功后，组织把这个只有二十岁的年轻人派到安德县挑起重担。县委机关设在深山的草棚里，油灯下他总是工作到深夜，处理完文件还要去查哨。1934年开春，阮英平又挑起了宁德县委书记和县独立营政治委员的担子。

在宁德县，他三个月时间里发展了1270名农会会员，建立了4个区苏维埃政府。他还创新使用的“竹排交通网”，借助闽东的水路秘密传递情报，这条交通线后来成了闽浙赣根据地的重要联络通道。

随着闽东苏区的发展，国民党当局调集重兵开始了“清剿”。1935年5月，闽东军分区在寿宁含溪成立，阮英平肩负起司令员的职责。国民党调来了新十师、保安团等上万兵力进行围剿。

阮英平和政委叶飞在周宁紫云村商量出了游击战的策略，把部队分散成小股行动。在福安柏柱洋的密林里，他们在路上埋设竹钉阻挡敌军；在霞浦龙潭，他们趁着大雾设下埋伏。

最困难的时候部队整整七天没有粮食，阮英平带着战士们采摘野菜充饥。他总结的“三不打”原则（地形不利不打、敌人太多不打、群众受损失不打），成了闽东游击战的经典战术。三年来，这支队伍在敌人的包围圈里转战各地，不仅保住了革命的火种，还开辟出9块游击区。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闽东红军接到了改编的命令。1938年2月14日，闽东红军独立师在屏南棠口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阮英平当上了副团长，和团长叶飞一起带领部队北上抗日。

离别的时候，闽东的乡亲们往战士们手里塞煮熟的鸡蛋，战士们把对家乡的思念收拾进背包。部队经过政和、浦城，翻越仙霞岭进入浙江。在浙西抗日前线，阮英平指挥过多次对日作战。

1939年春天的吴兴保卫战中，他亲自带领突击队夜袭日军据点，缴获了3挺机枪。这些实战锻炼让他从游击战专家成长为能指挥正规作战的指挥员。从挺进苏南敌后到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他们转战大江南北，立下不少战功。

抗日战争胜利后，阮英平投入到解放战争的新战场。解放战争打响后，阮英平担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一师政委。1947年5月的孟良崮战役中，他带领部队坚守540高地，打退了敌人两个团的轮番进攻。

这年秋天，粟裕亲自找他谈话，派他重回闽东开辟第二战场。带着中央的指示，阮英平化装成商人南下。他突破层层封锁线，在1947年9月到达古田隆德洋。在这里，他迅速重建了闽东地委，整编各地的游击武装。

短短两个月，就恢复了宁德、福安等6个县的工作委员会。临行前，粟裕握着他的手说“闽东的情况你最熟悉，这个重任非你莫属”。这句话成了阮英平最后的使命。

重回故地的阮英平很快展现出他对闽东的熟悉和影响力。回到闽东后，阮英平立即投入到根据地的重建工作中。在宁德桃花溪，他主持召开了地委扩大会议，制定了“闽东地区工作方针”。

会议记录透露，当时决定重点开展“三征”（征粮、征兵、征枪）工作。他亲自整训的闽东游击支队，很快发展到了400多人。1947年11月，阮英平指挥了恢复根据地后的第一仗，突袭霍童镇公所。

战斗只用了半个小时，缴获了37支步枪。接着又智取虎贝乡，用调虎离山之计缴获了1挺机枪。到年底时，闽东根据地已经扩展到9个区，基本形成了以宁德、周宁为中心的红色区域。

1947年冬天，闽东山区笼罩在紧张的气氛中。国民党调集了省保安第五团和地方武装两千人，对闽东根据地重点“清剿”。

阮英平在宁德天山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分头突围。他亲自带领警卫班十二个人向乾楼方向转移，但叛徒周阿奎却在路上偷偷留下了标记。1948年1月27日，队伍在英山遭遇伏击，子弹打得枯枝乱飞。

左臂受伤后，他撕下衣襟包扎伤口，带着队伍撤往密林深处。为了摆脱追兵，他们白天躲藏，晚上赶路。阮英平怀里揣着组织的活动经费，一只三两重的金镯子。

2月1日天刚亮，他们在乾楼附近又陷入了包围。突围时下着倾盆大雨，阮英平和警卫员在枪林弹雨中失散了。之后两天，他独自拖着受伤的手臂翻山越岭，饿了就嚼野果，渴了就喝山泉水。

2月2日黄昏时分，衣衫破烂的他敲开了大窝村范起洪家的木门，用五块银元换来了一个落脚的地方。这个看似安全的落脚点，最后却成了英雄生命的终点。

范起洪家里的油灯忽明忽暗。阮英平自称是八都来的茶商，说是路上遇到了土匪抢劫。他换药的时候，金镯子不小心掉了出来，同屋的周玉库看见金光，连夜找来了范起洪和范妹仔商量。

2月3日早上，三个人假装要护送阮英平去福州。走到炭山深处时，周玉库突然抡起柴棍猛击他的后脑。阮英平突然倒地时，怀里的钢笔滑落到了草丛里，这支刻着“SY”缩写的钢笔，后来成了指认罪证的关键。

阮英平遇害时只有三十五岁。三个人搜走了金镯子和手表，把遗体随便埋了起来。他们没想到，这个被他们谋财害命的“商人”，竟然是国民党悬赏通缉的闽东地委书记。

第二天早上，范起洪在镇上熔化了金镯子，周玉库当掉了钢笔，随后不正常的消费后来都成了破案的线索。而这个时候，闽浙赣省委的搜寻队正在山里到处寻找失踪的领导人。

阮英平失踪十天后，省委在炭山发现了新翻的土堆。挖出来的遗体让老游击队员们泪流满面，他们认出了阮英平肘部的枪伤，那是三年前孟良崮战役留下的伤痕。

消息传到华东局时，粟裕正在部署淮海战役。司令员盯着电报沉默了很长时间，手里的红铅笔断成了两截。华东局立刻发电报给闽浙赣省委“一定要抓住凶手，彻底查清真相”。

1948年3月，闽东地委在宁德桃花溪为阮英平举行了追悼会。战士们用松枝扎成花圈，群众悄悄送来米糕。与此同时，范起洪他们因为分赃不均产生了矛盾，周玉库喝酒后炫耀自己“干过大事”，风声慢慢在乡里传开了。

新中国成立后，这个案子终于迎来了侦破的机会。1950年新中国刚刚成立，宁德县公安局在整顿社会治安时，注意到大窝村的范起洪突然买起了田产。

公安人员在炭山找到了刻着“SY”缩写的钢笔，经过幸存的警卫员辨认，确认是阮英平的遗物。7月的酷暑天里，三名凶手同时落网。面对确凿的证据，范起洪交代说“看见他露了财，本来只想抢了钱就放人，谁知道周玉库下手太重了”。

这一年8月，宁德中学的操场上召开了公审大会。上万名群众看到三个人被押上台，当年受过阮英平减免租税的老农手里攥着米糕失声痛哭。法官宣读死刑判决时，“血债血偿”的呼喊声响彻会场。

阮英平遇害的地方立起了一块青石碑，碑文上只刻着“一九一三—一九四八”。组织上妥善安置了他的家属，妻子周础带着孩子搬到了福州居住。

在整理遗物时，人们发现他贴身收藏的党员证上还带着血迹，证件里夹着闽东苏区时期的分田册页。粟裕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英平同志遇难，是闽东革命的重大损失”。

1984年，顶头村改名为英平村，村口的纪念馆里陈列着那张饱经岁月的党员证。每年清明节，总有人采来新鲜的杜鹃花放在碑前。

当年他创办的《红焰》刊物，现在只留下半册，其中“革命火种永不灭”的字迹依然清晰可见。这簇火种从柏柱洋燃烧到淮海战场，最终照亮了整个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