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话与思想｜海盗王国背后的反威权、性别经济学和直接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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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小鸟与好奇心）

这本书正文前有推荐者袁长庚的序，他引述乔姆斯基一段话，“我们阅读英国革命的历史的时候，看到的总是国王和议会之间的博弈，但是别忘了那个时候民众为了抗争而奔走呼号。人们到处演讲，印刷，出版各种各样的小册子”，他们作为普通人希望“被了解人民痛苦的人统治”。袁长庚说从人类学的视角看来，我们不能忘记“社会”，忘记普通人的行动和见解。

大卫·格雷伯这本书你可以理解成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作为启蒙者的海盗，他说：“孟德斯鸠发表过这样的观点，说所有国家的起点都非常类似于乌托邦实验：伟大的立法者贯彻了自己的愿景，愿景成为法律，法律塑造了伟大民族的性格。在这些启蒙代表人物幼年或青少年阶段无疑听说过的故事中，米松或埃弗里等海盗船长恰恰就是要做这样的事。”

作为一种观点，当然无可厚非，就像十几年前，我们城市里小区业主觉得参加业委会是一种民主实验一样，无政府主义者大卫·格雷伯，选择海盗作为 17 和 18 世纪新启蒙者，合情合理。只是大卫·格雷伯比我们的业主更理性一些，他写到高潮处，自己也说，“我将它冠以原始启蒙政治实验之名，当然是在有意挑衅。但我认为，挑衅在这里是恰如其分的。讲马达加斯加语的人们开展了一场自觉的政治实验……”我们的业主大约是到了 2022 年被关在家里，大约才会从幻觉中走出来。

大卫·格雷伯在这本书要告诉我们的另一个层面的内容，是作为行动者的海盗，用大卫~格雷伯的政治术语来说，叫“全球政治行动者”所带给我们的启发。

他说：“本书真正想要达到的目的，其实就是从这个角度重新审视马达加斯加海盗的历史和贝齐米萨拉卡人的兴起。海盗船笼罩在各种凶悍恐怖的故事中——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些故事就是海盗的武器的盔甲——但在船上，他们似乎是通过对话、商议和辩论来处理事务的。”

他最后说：“如果按照我提出过的看法，政治行动最好被定义为影响了至少一部分不在场的他人的行动——也就是说，通过相关谈论、故事、歌谣、绘画、文字或其他表现形式来影响他人——那么，17 世纪与 18 世纪之交马达加斯加东北沿海的海盗、女商人和庞加卡正是最完全意义上的全球政治行动者。”

经“后浪”授权，我们摘选了结论部分的内容分享给读者。

结论

神与人是形影不离的伙伴。有一天，神对人说：你为什么不去地上走一遭，好给我们找些可以聊的新话题呢？

一则马达加斯加民间传说的开头

我开篇论证道，17世纪和18世纪世界的思想躁动程度要远远超过我们通常的想象。所谓的“启蒙思想”或许是在巴黎、爱丁堡、柯尼斯堡、费城等城市得到充分阐发的，但对话、争论、社会实验在全世界纵横交错。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海洋世界在其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因为最活跃的对话想必就发生在船上和港口城镇里。当然，这些对话的99%已经永久遗失了。1720年在咆哮湾建立据点的海盗到底有没有（如克里斯托弗·希尔所说）受到1649年阿比泽·科普（Abiezer Coppe）写的《激愤鼎沸之声》（“Fiery Flying Roule”）的影响？我们完全无从得知。同理，最先在圣玛丽岛上迎接海盗的扎菲易卜拉欣人果真如他们自称的那样，是也门犹太人的后裔吗？沿海地区的神灵观果真受到了伊斯兰教诺斯替派的影响吗？我们也永远无法确知。但我们不了解的只是具体细节，完全有理由相信，人、物和思想经常从跨越印度洋乃至更远的地方来到马达加斯加；这座岛屿早就是政治流亡者、宗教异见者、冒险家和各种奇人异士最可能去避难的那种地方如果马达加斯加后来的历史可供参考的话，那他们确实来到了这里避难。

新人来到马达加斯加后，要花一大部分时间用来与原住民对话。我们有把握这样说，不仅因为对话是人类在任何地方的主要活动形式之一纵观历史，所有人类都将主要时间分配给劳作、娱乐、休息和讨论也是因为马达加斯加人特别重视交谈这门艺术。马耶尔写道：“马达加斯加人好奇心重，喜欢新鲜事，时间对他们不值钱，一切都是卡巴里的素材。”从严肃大会到日常亲友聚会构成了一个连续体。事实上，任何文化中的人都会，或者说应该会享受磋商、辩论、俏皮话、讲故事和优雅修辞之乐。而且对于熟悉当地语言、能够听明白的外国人来说，它们往往也取得了这样的效果。

1729年，一本标题叫《马达加斯加：罗伯特·德鲁里十五年岛上俘虏生活记》（ ）的书在伦敦出版，作者据说是一名英国船舱服务生，船在马达加斯加以南遭遇海难后，他在岛上做了多年奴隶。历史学家对此书真伪争论多年。甚至有人主张此书实为丹尼尔·笛福所写。最后是考古学家迈克·帕克·皮尔森（Mike Parker Pearson）一锤定音。他证明，书中的许多地理细节非常准确，除非是真在岛上相应区域生活过的人，否则不可能知道这些情况。就我自己而言，我是在1991年从马达加斯加回来之后不久读到这本书的。我注意到，当作者讲马达加斯加妻子的魅力时，专门提到她“言谈讨喜”，还说他回到同胞之间后发现与欧洲女人讲话远没有那么有趣，遂感失望。我当时就确信这本书是真货。没去过马达加斯加的英国作者不可能编出这样的话。但我一读到就能立刻产生共鸣。在马达加斯加，人们认为性吸引力与言谈技巧密切相关，两者都造就了马达加斯加文化的独特魅力。

这一切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马达加斯加文化的起源至今仍是一个谜。人们一度认为，最早在马达加斯加岛上定居的是一群来自加里曼丹岛的刀耕火种的农民，他们扩散到马达加斯加全岛，并逐渐融合了后来的来自非洲大陆的移民潮。考古研究发现，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最早在马达加斯加定居的人并不是一个同质化群体，后来传播分化，而似乎是多个彼此几乎没有共同点的群体马来商人及其仆人、斯瓦希里城镇居民、东非牧民、各类难民、逃亡奴隶而且在定居后的最初几个世纪里，他们基本上各自独立生活，并未构成单一社会。到了某个时间，大约是11世纪或12世纪前后，某种融合发生了，我们现在视为马达加斯加文化的大部分典型特征和模式出现了，并开始在全岛扩散。这个新的文化网格极其成功。在几个世纪间，局面就和今天的相差无几了：一个生态无尽多样的广阔岛屿，全民几乎都讲同一种语言的各种变体，讲同一批故事的各种变体，人一辈子的各种仪式大同小异，并在其他方面有着同一种文化网格下的上千种地方实例。我们不知道这是如何发生的。这当然不是有意识的政治规划的结果，至少不是自上而下的政治规划：当时没有任何统治者有统一全岛的能力，更不用说将一套文化强加给各个部族了。一定要说的话，这似乎建立在对港口城市文化礼教和一神教的普遍排斥之上。成为马达加斯加人似乎就是要明确否定海上外来者的生活方式，当年和现在都是这样。我们不知道这种新的文化网格是如何囊括了这座跨度达1000英里的岛屿上的几乎每一个人的，但无论如何，性和言谈都必然发挥了核心作用。

至今依然如此。一千年来，外人来到马达加斯加，然后基本被同化。也并非所有人都是如此。有人短暂停留后离开；也有人游离在小小的区域内，比如“海民”。但是，绝大部分成了马达加斯加人，他们的后代如今在大多数方面与其他人没有区别。再说一遍，我们并不完全理解这段历史的发生过程。例如，移民似乎在所谓马达加斯加“族裔群体”的产生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但方式可能与一般人的设想不同。因为岛上的语言差别很小，所以区分的依据一般要么是地理位置（“沙漠人”“森林人”“渔民”等），要么基于一些群体的自我界定它们将自己定义为特定的“外来的内部人”阶层的反面，那些阶层例如安泰莫罗祭司王，他们自称穆斯林，但没有《古兰经》，只有用阿拉伯字母写的马达加斯加语魔法书，又比如建立了萨卡拉瓦族博伊纳和梅纳贝王国的冒险家王朝。他们总被人民视为外来者，而人民正是通过与他们的对立来定义自身：所有为扎菲波拉梅纳王朝效力的人都自视为萨卡拉瓦人，尽管他们在任何时候都分裂成大大小小的王国，尽管统治者并不是萨卡拉瓦人；而所有与扎纳马拉塔人生活在一起，并通过与扎纳马拉塔人对立来定义自身的人都是贝齐米萨拉卡人，尽管扎纳马拉塔人自己并不是贝齐米萨拉卡人。

真实的利博塔利亚之二：贝齐米萨拉卡联邦

从这些情况来看，马达加斯加孕育启蒙政治实验的可能性似乎很低。那么多外来者都被新兴的马达加斯加文化成功吸引和同化，这种文化的秉承者至今仍为它的吸引力感到自豪，在这样的事实面前，我们不应简单认为这个文化网格只是消灭了它遇到的所有差异。马达加斯加社会以自身特有的方式保持着极高的国际性。我们知道从爪哇到阿曼的印度洋各地的人都曾来到马达加斯加，因此他们肯定与遇到的当地人进行了许多长时间的对话，外出游历后归乡的马达加斯加人也是如此。当然，这些对话几乎全部无从得知了，最多只留下了极其模糊而不确切的痕迹。大多数情况下连这种痕迹都没有。我们只知道对话肯定发生过。

本书真正想要达到的目标，其实就是从这个角度重新审视马达加斯加海盗的历史和贝齐米萨拉卡人的兴起。海盗船笼罩在各种凶悍恐怖的故事中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些故事就是海盗的武器和盔甲但在船上，他们似乎是通过对话、商议和辩论来处理事务的。像圣玛丽，尤其是像安布纳乌这样的定居点似乎是自觉地企图在陆地上复制这种模式，一面用狂放的海盗王国故事威慑潜在的外国朋友或敌人，一面用心在内部发展平等商议式的流程。但是，定居、与雄心勃勃的马达加斯加女性结盟、建立家庭的过程本身，将海盗卷入了一个全然不同的话语的世界。我的论点是，马达加斯加公主用“奥迪菲提亚”（爱情魔法）引诱海盗上陆的故事的真正含义正在于此：卷入马达加斯加社会的生活必然意味着进入一个无休止讨论、揣测和争论隐秘力量和意图的世界，而在这个新的话语世界里，本土女性显然占据上风。（当然，正如默文·布朗指出的那样，如果有海盗真的试图打破这个言谈的世界，单纯诉诸暴力，那杀掉他也是轻而易举的事。）

这进而导致许多马达加斯加男子试图建立属于自己的独立话语圈子：完全禁止女性参加的大卡巴里。我强调过，我们实在不知道这些男人是谁，名字叫什么，生平如何。主要推动者似乎是虽然年轻，但了解外部世界的人。有些去过伦敦和孟买。许多人很可能至少有基础的法语或英语水平，少数可能还旁通其他语言（阿拉伯语、斯瓦希里语等）。有些人甚至可能识字。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投入大量时间与活跃或退隐的海盗交谈，讲故事，揣测他人的动机，交流关于金钱、法律、爱情、战争、政治和有组织宗教的观点。他们还有很多机会观察海盗的行事之道，并将之与其他更熟悉的方式做比较。联邦的组织架构的首要来源就是这些对话，包括只有在战斗中才能真正发号施令的假中央独裁者、海盗誓词和民主决策。

正如海盗自己在安布纳乌等据点进行的实验一样，设计贝齐米萨拉卡联邦至少有部分用意是要给外人留下深刻印象。只要考察一下前面讲过的时间线就能看出来。联邦成立的时机恰恰是英法对海盗王国和海盗乌托邦讨论最热烈的时候。联邦最初成立于1712年，当年查尔斯·约翰逊（Charles Johnson）的《成功的海盗》（）一剧在伦敦首演，剧中虚构了亨利·埃弗里的手下在马达加斯加建立王国的情节：它被普遍认为是第一部将霍布斯和洛克关于建国的早期启蒙思想呈现在大众面前的剧作。在战争结束的1720年，丹尼尔·笛福推出了自己的第一本讲埃弗里的书。一年后，孟德斯鸠出版了《波斯人信札》，该书被认为是法国启蒙运动的第一部重要著作。交战期间正是海盗使节或者说冒充海盗使节的人接触欧洲各国君主，寻求盟友之际。这一切都是当时欧洲各地的谈资吗？显然是的。我们还应该记住，启蒙运动是一场与交谈形式有特殊联系的思想运动；这不仅适用于萌生启蒙思想的沙龙和咖啡馆，甚至还适用于启蒙运动发展出的文风，特别是在法国这种文风诙谐、轻松、有对话性，仿佛背后有一种信念在推动，即所有棘手的社会和学术难题都可以在思想探讨的朗朗日光下消融。路易十五时期巴黎的沙龙里会讨论海盗王国和海盗乌托邦吗？很难想象不会，因为当时几乎其他所有地方都在讨论它们。这些讨论如何影响了沙龙的一部分出席者，以及他们关于自由、权威、主权和“人民”本质的（对他们来说）革命性的结论？对此，我们只能猜测。我在本书中只是想要指出一点：直到现在，我们甚至都没有提出过类似的问题。我们建构的理论话语几乎抹杀了提出这种问题的可能性。但是，如果按照我提出过的看法，政治行动最好被定义为影响了至少一部分不在场的他人的行动也就是说，通过相关谈论、故事、歌谣、绘画、文字或其他表现形式来影响他人那么，17世纪与18世纪之交马达加斯加东北沿海的海盗、女商人和庞加卡正是最完全意义上的全球政治行动者。

题图来自电影《海盗2:鬼怪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