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日本诺奖得主人数远超中国？

2025年10月，诺贝尔奖再度聚焦日本。大阪大学特任教授坂口志文因在外周免疫耐受机制方面的开创性研究，与美国科学家Mary Brunkow、Fred Ramsdell共同荣获当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Mary Brunkow、Fred Ramsdell与坂口志文

这位74岁的日本免疫学家，不仅为人类攻克免疫与癌症治疗难题带来希望，也使日本再次成为全球科学舞台的焦点。

每当东亚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中日对比”便成为常见话题之一。为何日本人获得诺贝尔奖的次数持续领先，而中国科学家的名字却鲜少出现在诺奖榜单？截至2025年10月6日，日本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物理、化学、生理医学）的本土科学家已接近30人（不含日裔外籍科学家，如南部阳一郎、真锅淑郎等）。

相比之下，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中国本土科学家仅有屠呦呦一人。即便算上获奖时非中国籍的外籍华人，如杨振宁（已回归中国籍）、李政道、钱永健等，总数也不足10人。那么，日本究竟是如何培育出如此众多荣获诺奖的科学家的？中日两国在哪些环节出现了差距？

日本的成功并非偶然。坂口志文等人的成就，归根结底是系统性的国家战略、教育理念、社会氛围与科研体制共同作用的结果。2001年，日本政府在《第二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郑重提出“力争50年内使诺贝尔奖得主达30人左右”这一著名国家目标。

战略提出后，日本在基础科学研发方面投入巨额资金。2000年至2021年间，日本基础研究投入占科研经费的比值平均为12.28%。相比之下，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我国基础科研经费占比为6.91%，虽较2020年增长了70%，但比例仍远低于日本。

与“收益高、见效快”的应用技术相比，基础科研“产出难、周期长”，长期以来在中国科研领域相对“冷门”。然而，基础科研恰恰是一个国家科技发展的关键基石。在《三体》中，三体人试图通过封锁地球人的基础科研来阻碍地球科技发展，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取得了成效，虽为小说情节，但也反映了一定事实。

日本政府长期在基础科学领域大量投入，改革科研评价体系，使日本科学界逐渐摆脱对“即期成果”和“短期效益”的过度依赖。日本政府和各类科研基金会为“冷门、产出难、周期长”的基础课题提供稳定经费，客观上为日本科研精英营造了“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的科研环境，为诺奖得主数量的增长奠定了基础。

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广泛推进大学法人化与学术自治改革，不再以“指标考核”一概而论地约束科学家，让他们更多地依据兴趣和学术良知选择研究方向。对于有潜力的青年学者，国家提供中长期职业保障，即便数年、十余年看不到“产出”，也不会逼迫其放弃冷门研究。这赋予了日本科研群体难得的耐心与安全感，即敢于从事“无用之学”，方能产生“有用之用”。

从获奖情况来看，日本诺贝尔奖科学类得主大多处于60-80岁的“成名较晚”阶段。这背后，是其国家体制对“原始创新”高风险、长周期的容忍度远高于“短平快”政策诉求。以当年获奖者坂口志文为例，他的调节性T细胞研究是一项持续数十年、鲜受外界关注的基础课题，远离市场和流量，但正是这种扎实研究和后发优势成就了厚积薄发。

从社会结构和政策层面看，日本对科学家的尊重体现在各个方面。企业愿意参与基础研究投资，公众耐心等待“无用研究”数十年后结出硕果，政策确保不会因短期看不到成效而“一刀切”断供。科学家能够安心坚持数十年的“冷板凳”研究，全社会共同承担这种耐心带来的风险。政策设计巧妙地“为创新让步”，例如科研经费评估侧重原创性和长期影响，而非即时可见的经济效益或论文数量；评奖体系鼓励探索前沿未知领域，不因小领域冷门而被忽视。

相比之下，随着中国整体经济的发展，国家对科研的投入不断增加，近年来已位居全球前列。但体制中“重部署、轻探索”“急功近利”的短期考核和功利化价值取向仍较为普遍。科研人员常因“帽子工程”、论文指标、职称升迁等外部压力，难以专注于耐心探索冷门难题。“实验创新”远不如“应用转化”受重视，对失败的容忍度不足。“学术行政化”“工程攻关型”评价体系导致有潜力的科学家过早被挤出一线。

除基础科研外，教育水平的差距也是重要因素。日本重视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全面科学素养培养。小学阶段注重自然体验和实验动手能力，中学阶段鼓励批判性思维和自我驱动。这种教育理念使日本孩子能够“因热爱而从事科研”。

相比之下，中国孩子从小深受应试教育影响，千篇一律的教学模式和大量试卷磨灭了他们的创新能力。即便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进入大学，选专业更多是为了毕业后找份好工作，而非出于内心热爱。当下的社会氛围也反映了这种心态。几十年前，尽管社会上有“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说法，但很多七零后、八零后小时候的理想是“长大后成为科学家”。而如今的孩子，有人想做网红，有人想当明星，立志成为科学家的孩子还有多少？

在日本，科学家在社会上享有极高声誉。诺贝尔奖已成为日本社会的精神象征之一。每一位诺奖得主的出现，不仅引发媒体密集报道，更成为校园、企业、政府主流精英学习和致敬的榜样。他们的学术故事被编入教科书、制作成纪录片，成为无数年轻学子的志向灯塔。日本媒体长期的宣传以及企业、政府的资源倾斜，共同营造了“全民崇尚科学”的独特社会风气。

随着当年坂口志文再次获奖，媒体连日头版报道，政府高层予以表彰，企业、高校、学生纷纷邀请他举办讲座。在国际上，他引领了全球免疫学的发展潮流；在日本国内，他成为数十万日本青年的科研偶像。

坂口志文

当然，我国近年来逐渐认识到“基础创新”对国家长远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性，科研环境正朝着“宽容失败、鼓励原创”的方向转变。但在管理机制、社会风气、研究支持以及科学文化的长期建设等方面，仍需时间弥补短板，让更多科学家能够安心追求内心的“执着梦想”。

如今，我国不断涌现顶尖青年学者，基础科研投入与世界同步，AI、生物、材料等新兴领域频频取得突破。可以说，我国在实力和潜力上并不逊色于日本。但要实现“诺奖井喷”，尤其是在物理、化学、生理学等基础科学领域，仍需时间和改进。我国需要进一步改革学术行政体制，提高对失败的容忍度，完善人才流动和自由探索机制，也需要社会更加尊重和理解科学探索的长期性和试错性，摒弃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

在现代文明社会，国家间的最大竞争在于科研领域的互相超越。尤其是面对曾给中国带来深重灾难的日本，真正的较量并非来自仇恨宣传后“手撕鬼子”的臆想，更不是来自“双赢就是中国赢两次”的盲目自大，而是依靠冷静、理性的心态和在基础科研方面脚踏实地的努力。

科学创新没有捷径，唯有通过制度保护原创探索、教育培育批判精神、社会给予耐心与尊重，才能收获历史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