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我在1980年的夏天，到师医院住过一次院，是重感冒，当时头又疼又晕，由于我们营离师部有二十公里，所以营里派了一辆卡车，由连里的卫生员送我去的。
那卫生员忘了叫啥了，只记得个头比我高些，后来连里取消了卫生员的编制，他就归到营卫生所去了。那卫生员是个工作负责的人，到了师医院，我是浑身无力，连站都站不稳，全靠他忙活一应手续，直到把我扶上病床倒头睡下他才离开。
吃药治疗了两天，头疼头晕的症状轻多了，虽然身体还挺虚弱，但已经能下床四处溜达了。
我住的那间病房在二楼，房间里一圈单人床贴着墙摆着，摆了六张还是八张已经忘了。
同屋的病号中，现在有两个还有些印象；一个是开刀治腋臭的，本来他已经出院了，结果刀口没愈合利索就去抻单杠，结果把刀口又给挣裂开了，此次他二次入院实际就是疗养。
由于除了不能高举胳膊，别的干啥也不影响，因此他白天除了吃饭的时候回来，其他时间基本看不到人影，晚上也基本上是熄灯了才回来，洗漱完了就看到他穿着背心，站在自己的床头柜前，借着走廊里投射进来的灯光，往两个腋下抹药水。
还有一个是1978年的兵，发高烧入的院，听说治疗过程中青霉素打过量了，结果聋了，跟他说话时，要大声贴着他耳朵说才行。我住院的时候，他已经是住了近一年的老病号了。
由于长期没人愿意跟他交流，再加上感觉到其他病号的歧视（我也曾当着他的面向别人介绍说他是聋子），以及身心受到伤害的刺激，此时的他神经已有点问题了。
负责我们病房的医生是个男的医助，大概二十四、五岁，估计是毕业不久的工农兵学员，就是他把一个好好的小伙子给治聋了，那病号当时看样子还不到20岁。
男医助每天早上来查次房，然后基本上就见不到影了，他的上面好像也没有主任啥的管着，咋治疗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住院期间也没见过院领导来病房视察啥的。
医院的伙食毕竟比连队强多了，驻东北的部队当时每天都是两顿高粱米饭，住院至少没粗粮，早上还能吃到葱油饼。
我开始吃的是“半流”，每天下午还发几块饼干，好像还有一缸子奶粉冲的牛奶，那饼干已经受潮了，吃起来面面的一点不脆。
有天半夜睡得迷迷糊糊，听到走廊里闹哄哄的，知道别的病房又有新病号住进来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几个老病号去看新病号，只见一个兵有气无力地坐在病床上，手里还捏着小半卷手纸，似乎随时准备起身去厕所。
他是急性痢疾住进来的，据他自己说从昨晚住进来到现在，他已经去了十多趟厕所，一整卷手纸用的就剩下手里这点了。
师医院的楼里只有小便池，大便要出了楼向右走三、四十米到室外厕所去，他常常是刚拉完回来，躺下没几分钟，就又得起来往厕所跑。
他说有次回来刚迈上楼梯就又有便意了，只好马上又转身往回跑，都说“好汉架不住三泡稀屎”，他此时拉的眼窝都已经明显凹陷下去了。
个把星期以后，我已经彻底好利索了，由于吃得好早上不用出操，白天就在师部驻地一带转悠玩，晚饭后和一些病友聚在楼门口的雨搭底下聊天，日子过得非常惬意，完全是一副乐不思蜀的模样。
其实就我所见，在师医院住院的，不敢说大多数都是泡病号的，但至少也是小病大养的，可惜这样潇洒了没几天，当一天早上查房时，那个男医助对我说：“你明天也可以出院了”时，我的心顿时“咯噔”了一下，知道好日子到头了。
然后，第二天我就老老实实收拾东西回连队了，那时候思想单纯，也没想着再装个啥病继续赖在医院不走。
那天，男医助决定让一大批人出院，除了我们这间病房有几个外，隔壁几间归他管的病房，也有不少人要被他撵出院了，现在看来，他平时不主动办理零星的出院手续，而是每隔一段时间集中清理一批病号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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