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的帝国掘墓人

来源：华夏时报 作者：岳巍

大清国圣母皇太后泉下有知，一定会收回对盛宣怀的所有正面评价。因为这个曾被其称为清廷“必不可少之人”的盛宣怀，虽未亲手点燃崩毁满洲人268年基业的导火索，但是仍被认为够得上大清国的掘墓人。

凭着一份创办实业的辉煌履历。深领李鸿章“办大事，做高官”真意的盛宣怀，利用办实业而跻身高级官僚行列，转而利用行政资源垄断经营实业。盛宣怀的辉煌战绩包括斗垮了红顶商人胡雪岩。于是盛宣怀被视为清末诸臣中的聪明人，直到他的愚蠢决定，引发了保路运动而间接导致清朝的覆亡。

如果张之洞活到1911年，也一定会后悔发出当初那个延揽盛宣怀主持汉阳铁厂的约请。

1896年，张之洞主持的官办汉阳铁厂已近穷途末路，不得不请盛宣怀接手，以期使用“官督商办”的验方令其起死回生。这一年，清廷决定修建“卢汉铁路”，张之洞的推荐使得盛宣怀一并成为了这条从卢沟桥通达汉口铁路的主持修建人。

盛宣怀接过重担后与张之洞的第一个约定就是，如果在湖广境内修建铁路，就一定要使用汉阳铁厂制造的钢轨。盛宣怀1896年9月获委任成为“铁路总公司”的督办，这个专为修建“卢汉铁路”而成立的新公司给盛宣怀提供了新的舞台，上任之后的第一份奏章中，盛宣怀请求把“轨由厂出”定为国家政策。

盛宣怀在铁路督办大臣的9年任期中，做出的一项重大决定就是用向外资借款的方式解决铁路修建资金。尽管借款条件非常苛刻，但是在盛宣怀看来，那也是一时之选，因为借款总比允其入股而导致主权旁落要好得多。

9年中盛宣怀先后向外商借款共计1.8亿余两。从1896年到1906年，盛宣怀共修铁路2100多公里，这是清廷在这之前30年修筑铁路总和的6倍，这个数字也超过了民国前20年的铁路修建里程的总和。

与之伴随的是卢汉铁路通车带来的高额收益。1905年分段竣工通车以后，当年便收得净利2375000两白银，这个数字在1906年则增长了超过100万两，作为借款提供方，外资一年可分享盈余60万两，各地士绅纷纷抨击外资借款修建铁损失过多利权，盛宣怀一时千夫所指，中国广袤的国土上掀起了铁路收归自办和民间商办的热潮。9年任期之后，盛宣怀因为清廷在北京设置铁路总局同时撤销在上海的铁路总公司而完成这一时期的使命，重新又回归实业。直到1911年被任命为邮传部尚书。

这是清廷第二次变法中推出官制改革之后设置的新职务，4个月后，为仿行立宪而成立的“皇族内阁”中，盛宣怀是仅有的4名非皇族成员之一。

这是盛宣怀仕途上的顶峰，当然也是下坠的起点。

铁路是邮传部的管辖内容之一，这对于盛宣怀来说并非新领域，但是却遇到了新问题。

5年之后，也是重新拾回对铁路的关注之后，盛宣怀惊奇地发现，全国路政一团糟：改为自办或商办之后各省成立的铁路公司老板们一刻不离嘴的拒绝外资的爱国口号后面，是混乱。

商股发行中的贪腐行为成为一般现象，旧股无法偿还，新股不能招募。作为有指标性意义的收回利权行动——张之洞用巨款从美国人手里“赎回”的粤汉铁路，其利权竟然被“爱国者”截留而中饱私囊。士绅们将原本归于政府和百姓的“利权”塞进了自己的口袋。转型期的阵痛中，制度的漏洞给了士绅们可乘之机。

似乎我们无从质疑盛宣怀将铁路收回国有的动机是忠心体国，但是事实上，随着历史洪流的演进，率土之滨普天之下也生出了想要守护捍卫自己私产的人民。

各省自办铁路乱象图景中，四川是个重灾区。开工200余里，预计9年方能完工，“全路工竣，需数十年。后路未修，前路已坏，永无成期。前款不敷逐年工用，后款不敷股东付息，款尽路绝，民穷财困。”必须承认，这是当时四川铁路修建工程的现状，经办人以及相关士绅的贪腐行为，对于募集来的铁路修建资金的挪用也都有据可查。也正是在这种现实的刺激下，清廷认定商办铁路“奏办多年，多无起色，坐失大利，尤碍交通”。清廷决定重新采用借款修路的故迹，相比较民间商办的贪腐成风效率低下，也算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5月9日，清政府颁布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的上谕。5月22日，盛宣怀与英德美法四国银行团签订了借款600万英镑修路的合同。可预见的是，这一决定遭到了各地士绅的强烈反对，保路运动勃然而兴。清廷在湖广等地，采用了温和务实的赎买股票方式，这种对商民权益侵害较小的方式使得这些地方的保路运动很快平息。

路政问题的重灾区四川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1904年四川铁路开始兴办时，采用募股方式筹集资金，5年中已经筹集1000余万两，这归功募股方式的灵活，不仅士绅参股者众多，贩夫走卒也成为股东，只不过有大小之分罢了。相当一部分股份采用租股方式募集，使得四川不仅地主士绅，就是一般的农夫甚江湖帮派的头面人物都有股份。这样，四川的铁路修建问题上，原本壁垒森严的不同阶层竟然被归为一个利益共同体。

铁路国有的消息刚刚传到四川时其实并未引起大规模反弹，直到盛宣怀宣布对四川采用与别处不同的收回方式。

盛宣怀没有使用已经被证明有效的赎买方式，而是仅仅同意将境内铁路修建中实际使用的那部分股款，对于四川铁路公司违规存入上海钱庄做投机生意而受骗亏空的700万两银子，政府只同意发给股东大约400万两的国家保利股票，这样计算下来，还有300万两的“窟窿”要四川士绅及民众自己承担。

盛宣怀的理由不能说错——政府的钱来自全国百姓，政府没有权力慷全国百姓之慨，来弥补四川商办铁路公司自己造成的投机损失。但是这显然不能平息川人因为铁路而形成的那个利益共同体成员的集体愤怒。

四川全省成立保路同志会，成都大街小巷到处是复制版的戊戌维新时光绪皇帝发出的“铁路准归商办”的上谕，政府向外国借款的行为被界定为“卖国卖川”，铁路公司的投产引致的亏空被选择性忽视，一场捍卫财产权的战斗使得巴蜀之地山雨欲来。

7月15日起，起先唱大戏似的四川保路运动终于进入武装斗争模式。

四川都督赵尔丰赶走了自己未到任时暂代自己职务主张对川乱使用安抚手段的王人文，盛宣怀也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样一场川人保护财产权的战斗将会带来何种严重后果，并未采用任何怀柔安抚政策，反而积极主张引兵镇压。盛宣怀认为“兵警皆川人，惧不用命”，因此请鄂督瑞澂将湖北驻军调往重庆，保护商埠，以做声援；请云贵督抚调近川之处的“统将带枪队千人驰往”，以其“震慑解散”保路群众。

此举激起川人更大规模的反弹，类似于抱薪救火的派兵弹压使得盛宣怀自己都感到骑虎难下。

蒲殿俊与罗纶的被捕显然是火上浇油，赵尔丰下令向请愿民众开枪，更是自绝后路之举，待到次日解散各处保路同志会的命令下达，川人的怒火已经不可遏制，于是捣毁各处电线，切断交通线，使得政府信息往来中断。

盛宣怀以为自己面对的还只是四川这个火药库，殊不知从武昌调走6营兵力使得湖北防务空虚，阴差阳错之中，武昌起义爆发。

尽管盛宣怀动用手中所掌握的铁路、轮船、电报等工具和财力，用来支持镇压武昌起义，甚至与老对手袁世凯捐弃前嫌，以期挽回形势。

尽管盛宣怀几乎满足了袁世凯的所有要求，但是这个因为小概率事件引发的严重后果已经无法挽回盛宣怀的政治生命。

10月25日，清廷内阁资政院召开第二次会议，“不杀盛宣怀不足以平民愤，不开国会不足以谢天下”的呼声不绝。

从资政院赶回向盛宣怀复命的陆梦熊如实禀告，盛宣怀当夜便开始撰写替自己辩白的奏折，翌日天明，奏折尚未写完，朝廷的旨意已到。盛宣怀遭革除了邮传部大臣的职务，“永不叙用”。

英美德法四国公使派马车将盛宣怀接走，助其由北京赴青岛，随后的几个月时间中，盛宣怀几乎都在“逃难途中”，由青岛转大连，由大连赴日本，直到1912年10月才回到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