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在中国是否“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自由”这个意义，这个理想，“自由”这个名词，并不是外面来的，是中国古代就有的。

“自由”可说是一个倒转语法，可把它倒转回来为“由自”，就是“由于自己”，就是“由自己作主”，不受外来压迫的意思。宋朝王安石有首白话诗：

风吹屋顶瓦，正打破我头。

我终不恨瓦，此瓦不自由。

这可表示古代人对于自由的意义，就是“自己作主”的意思。

二千多年有记载的历史，与三千多年所记载的历史，对于自由这种权力，自由这种意义，也可以说明中国人对于自由的崇拜，与这种意义的推动。世界的自由主义运动也就是爱自由，争取自由，崇拜自由。

世界的历史中，对这一运动的努力与贡献，有早有晚，有多有少，但对此运动都有所贡献。中国对于言论自由、宗教自由、批评政府的自由，在历史上都有记载。

以上内容来自胡适的一次公开演讲。他认为，中国文化里是有自由的传统的，只是这种自由传统一直不被普通大众所认识。

但中国人的自由是如何缺失的？中国的自由主义为何未能发展成体系？

究其根源，以“儒法道佛”为主体的传统文化，都缺乏自由的基因，有的甚至敌视自由。

阿克顿勋爵说，“自由是古老的，奴役是现代的”。诚然，自由是自古以来的传统，但是要拥有它，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自由不是免费的，需要爱自由的人不断去努力争取，否则奴役随时都可能到来。

▌儒家：在修身中泯灭个性

儒学是传统中国的官方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是最公开的、最全面的。

孔子主张对人要有仁爱之心，孟子也主张“民贵君轻”。后世的儒家还将“自我”和“修身”联系在一起，重视个人的气节、人格和责任。 但是追求道德高尚之余，儒家却不重视个体的自由，特别是政治自由。

首先，儒学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上帝”，来为个人赋予一种超验的、神圣的价值。所以，当个人的基本权益受侵害时，只能寄托于一些道德说教，没有高于世俗的理由为自己辩护，也无法说服更多人响应。

其次，儒家的政治原则是社会和谐。所以遭遇个人与社会的冲突时，个人总是要为集体让路，比如家族、社稷、礼教等等。

儒家主张，个人要想齐家、治国、平天下，也自然需要压制个性。比如修身要禁口，要“三省吾身”。个人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由此产生了等级、礼教制度：上位者可以肆意凌辱下位者，而下位者的服从和牺牲就是美德。“文死谏”、“埋儿奉母”、“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都是这种伦理的产物。

所以，受儒学影响的国人，历来都是只反贪官，不反帝制，世世代代盼望“明君贤相”，很少有恶猜人性、限制公权的意识。

▌法家：专制君主的驭民之术

除了儒家之外，中国另外一个重要思想是法家。有人甚至认为，传统中国是“儒表法里”。法家才是中国文化的主流。

法家是最蔑视个人价值的思想，他们将百姓视为国家的奴隶和敌人，教导掌权者不择手段、滥施暴力，践踏一切道德伦理。

《商君书》是法家的集大成之作，充斥着传统中国秘而不宣的“驭民之术”：

鼓励流氓政治，小人政治；以吏为师，施行愚民政策；剥夺私产，重农抑商；使百姓保持贫穷、孱弱和屈辱，避免他们威胁国家；发动战争，外杀强敌，内杀强民。

秦朝践行法家思想最为彻底，以侵略扩张、焚书坑儒等暴行闻名于世。秦朝灭亡后，它留下的政治制度、弱民思想，被历代专制王朝所继承。

即便放眼全人类，法家都是最专制、最黑暗的政治思想，是个人自由最大的敌人。

▌道家：唯一的反叛方式是逃遁

传统中国哲学中，道家最有自由的“基因”。道家宣扬顺其自然，回归自然，强调人的自然性而非社会性。

因此道家鄙视名利和礼教。政治上，道家的政治观比较消极，主张无为而治、小国寡民。

然而，道家的思想也很难长出现代自由。 在 哲学上，道家从自然主义到相对主义，最后将世界万物等量齐观，这会导致个性缺失。

在实践中，道家反感权力争夺，面对强权并不主张抗争，而是避世隐居、回归野蛮。

道家思想可以成就零星的异端癖好、个性解放，对文学艺术产生影响，但是在道德感召力、政治影响力上，都无法与儒家的伦理、法家的暴力相抗衡。

所以道家不可能建立起新的社会秩序，以保障个人自由。因为对于所有最重大的政治问题，道家都拒绝关心和解决。

▌佛家：四大皆空，红尘无我

佛学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外来文化，唐宋之后更是融入了中国主流文化，成为一个重要思想分支。

佛教关于“自我”的概念中，也有某种个人主义的倾向。

佛教相信个体的可完善性，“佛是觉悟后的众生”；佛教强调静坐沉思，克服“自我”的本能欲念，达到“涅槃”的终极境界；佛教主张众生平等、“众生皆是尚未觉悟的佛”。

然而，佛教的世界观决定了，它也不可能生长出自由。佛教绝不相信有一个“自有永有的造物主”，更不会相信“造物主对现实世界的物质个人，会有一个确定的、终极的救赎计划”。

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通过顿悟禅意或是打坐修炼，尽早脱离“尘世的苦海”。

所以佛教的个人主义，不理红尘事务，不管现实政治。 所以他们不会像基督徒那样，把“此岸世界”联于“彼岸世界”，不会积极经营个人的财富、健康和家庭，更不主张抵抗暴政、争取人quan。

因此，即便是外来的佛教，也没能补足中国“自由基因”的缺失。

可见，儒、法、道、释的四大传统思想，都缺乏自由的基因。再加上中国传统政治秩序三大支柱——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官僚等级制、家族宗法制——在本质上都与“个人自由”水火不容。

如此一来，中国没有产生自由主义也就不奇怪了。

事实上，遍观全人类，不仅中国，阿拉伯、日本、印度、中亚等其他区域，也都没有诞生自由主义，只有西方长出了自由主义。

所以与其苛责“中国为何没有长出个人自由”，不如追问——什么样的土壤才能长出个人自由？

一辈子追求自由的殷海光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中就感叹道自由在中国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所谓“先天不足”，是指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几乎没有自由的因子。

所谓“后天失调”，是指自由主义传入中国的时间点是在晚清民国。中西冲突、古今之变，亡国灭种的压力，让知识学人、政府官员、普罗大众都把目标都放在了生存、发展、斗争上，根本没有精力思考自由。

而且“变”成为了彼时中国的常态，严复、梁启超等一流学者尚“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何况一般人？人们根本没有时间系统、全面地认识自由。

而改革开放之后，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甚至纵欲主义成为了社会的主潮流。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自由主义在中国自然很难落地生根。

殷海光先生，是公认的中国台湾自由主义的开山人物与启蒙大师，桀骜不驯的李敖称他为“中国思想界的烈士”“五四之后中国最后一个知识分子”。

本书也是作者殷海光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是其思想集大成之作。它以一百多年来中西文化的碰撞为主线，立足于当代，依托全球视野和基于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为我们呈现出一幅关于中国文化过去、现在、未来的全景图。

本书刚一出版就震惊了思想界，但很快被“台湾当局”封禁，后来才被解禁，并被学术大家金耀基评价为——讨论中国文化问题的一个新的“里程碑”；近代史研究大家雷颐，也评价其为——不能忽视的中国经典。长按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添加：Leonardo2010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