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作家入狱的罪名，常常折射出时代的荒诞底色：或因政治立场触怒当权者，或因思想异端不容于世，更有甚者，
仅因一行诗句便身陷囹圄。而在所有离奇的指控中，“社会寄生虫”这一标签，堪称最具讽刺意味的一笔。
约瑟夫·布罗茨基——这位日后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就曾被这项罪名压上五年苦役之刑。
1962年，二十二岁的布罗茨基因诗名渐起，引起了苏联当局的注意。国家安全部门的监视如影随形，他的诗作被贴上“晦涩颓废”的标签，被指为“宣扬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审讯与骚扰接踵而至，他甚至两度被强行送入精神病院，试图以“病态”之名消解他文字中的力量。
1963年底，逮捕令终于降临。控方的指控近乎荒唐：布罗茨基被指“以黄色诗歌与反苏作品毒害青年”，更因“不从事社会劳动”，被正式定性为“社会寄生虫”。
在那场被秘密记录的庭审上，女法官冷峻质问：“你凭什么自认是诗人？”
他坦然回应：“我想，这是上帝赋予我的天职。”
“你接受过诗人的专业训练吗？”
“我认为，这种训练本就不存在。”
这份庭审记录后来被辗转带出苏联，震动了整个西方文坛——一位年轻诗人竟因写诗而被判五年苦役，成为极权时代最荒诞的注脚。
所幸，在国内外知识界的持续声援下，布罗茨基仅服刑一年半便获释。
1972年，他被剥夺苏联国籍，如同被丢弃的“无用之物”般驱逐出境。流亡美国后，他依然笔耕不辍，以俄语与英语双语创作，让诗行在两种文化的交汇中生根发芽。
十五年后，历史给出了最有力的回应。1987年，四十七岁的布罗茨基站上诺贝尔文学奖领奖台。
布罗茨基的人生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一个时代的悖谬：一个宣称要清除“寄生虫”的体制，却将最敏感、最自由的灵魂视为害虫，连根拔起。
而布罗茨基的诗歌，恰恰在如此的压迫与流放中，淬炼成一种能够穿透所有边界的力量——它越过铁窗，越过国界，也越过时间的长河，至今仍在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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