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香港新界的警察站接到村民的报告,有一名村民被老虎咬死。两名英籍警察立即出动,前往勘察。
这两名英国的警察之前没见过老虎,以为就是一只大点的猫科动物,一人拿着把霰弹猎枪,另一人挎着把左轮手枪,就兴冲冲地跟着村民出发了。
他们刚到村民所说的地点,一头老虎就从背后扑了过来,手持霰弹枪的警员被扑倒在地。该警员无法开枪,只能单手举着 霰弹枪去格挡,结果被老虎咬断了手臂。另外一名警员立即开枪射击,哆哆嗦嗦打光了左轮手枪的六发子弹,却一枪也没有命中。老虎叼着受伤警员的手臂扬长而去,那手臂还紧握着霰弹枪。受伤警员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结果因失血过多,不治身亡。
负责新界警察事务的警官宝灵汉勃然大怒,带着十几名警察,携带轻重武器,还召集了几十名武装村民前去围捕老虎。围捕中,又一名印度籍警员丧生。最终,这只老虎被军人出身的 宝灵汉一枪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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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老虎体长220厘米,体重130公斤,后来被制作成标本,现在还存放在香港警察博物馆。
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香港警方还接到有老虎出没的报警。估计当时大陆正处于“打老虎”运动的高潮,有老虎自深圳(当时为宝安县)窜进了香港。
广东历史上虎患比较厉害,尤其是明清两朝和民国。
明朝之前,史书上有关广东虎患的记载并不多,到了明朝开始陡增。这是为何?
《宋史.地理志》记载,北宋时期,广南东路的在册人口为78万人。当时的广东,地广人稀,还属于用来贬谪官员的蛮荒之地。
我们在来看看《明史.地理志》,明朝万历年间,广东的人口已经有500多万人,妥妥的爆发式增长。
自宋朝到明朝,广东人口增长了八倍,有几个因素。首先是北宋灭亡,大批汉人南迁,并进入广东垦殖。其次是,明清时期,气温开始渐渐下降,广东的生存环境改善了很多。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番薯、玉米等旱地作物的传入,人们开始开垦大规模开垦山林。
大量开垦山林,让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也受到挤压,人和老虎争食的情况也就越来越频繁。
清初的学者曲大钧在《广东新语》里说:“高、雷、廉三郡多虎。”其实,岂止是这些地方,明清两朝,整个广东境内所有的县都有虎患的记录。
《从化县志》记载,康熙年间,“ 虎爆,虎成群入县城,终夜绕城噬人,死伤无数。”
《德庆州志》:“嘉庆九年,德庆州(肇庆)多虎,下山噬人以二百计。 ”
《新会县志》:“虎暴噬畜甚多、伤男女数十人、噬人计至百余。”
《高州府志》:“六月茂名铁炉山多虎,伤往来行人及牛羊,知县吴睿英亲往驱之虎益横,一月内杀附近居民男女三十七口,至八月乡民极力捕之始息。”
《连州志》:“群虎噬人,山中一处村庄死者数十人、噬百余人。”
《惠州府志》记载,咸丰三年四月,“有虎夜攫郡小西門。”
在明朝之前,广东的虎患还是零星的虎患,到了明朝中后期和清朝,“虎暴”一词频繁出现,人和虎之间的矛盾已经非常深重。
老虎的出没区域一般要具备三个条件:有充足的食草动物;有灌木或者草丛便于隐藏;有充足的水源。广东多山的丘陵地带恰好都满足这些条件,因此虎患严重也不足为奇了。不仅是粤西和粤北的广袤山区,连珠三角也是虎患不断。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广州的白云山甚至是越秀山都不时窜出一只老虎,到城里吃人。
民国时期,雷州半岛,尤其是徐闻一带的老虎为患也特别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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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粤东的惠州,罗浮山、南昆山、象头山和九龙峰都于老虎,老虎为患的报道也很多。
民国时期,虎患频繁爆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人们手中有枪了,猎杀野生动物更加容易。老虎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吃人也更加频繁了。
老虎大规模的消亡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政府大规模号召打虎,对于打死老虎多的猎人还授予“打虎英雄”称号,并给予奖励。
到了1962年左右,广东已经很少看到有老虎了。1986年,湖南安仁县一位农民用兽夹夹住了一只幼年华南虎,这是我国林业部门最后一次接到发现野生华南虎的报告。
如果不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次大规模打虎,野生华南虎会不会灭绝呢?
我认为也很难熬到现在。后来,我国工业化进程加快,铁路,公路网密集,山地被分割得七零八落,他们也很难熬到今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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