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把事工作为生命交通的管道,才是破解事工和人之关怀间矛盾的关键。
教·会事工怎么可能绩效考核呢?这不是公司该干的事吗?
十多年前我曾经历过一件事,当时,教·会年初根据往年的奉献款增长曲线,定了一年的奉献款目标。
还剩两个月时,牧者私下对财务同工说,如果今年的奉献没有达到年初目标,我的工资减掉三分之一。此事当时没有公开。
后来奉献款刚好达标,财务同工才说了这件事。
我想,如果在还剩两个月时公开说,年底达不到就扣我工资。那就成了公司逻辑,以业绩为奋斗目标。
会众自然就有了道德主义的激励或束缚,如果我捐得不多,就亏欠牧者。
于是,使劲捐,但这样的道德主义捐献显然不蒙祂悦纳。
但我当时没想通的是,为什么要给自己立这个KPI指标呢?
有多少人得拣选,有多少甘心乐意的奉献,不都是祂在做工吗?牧者没有半点功劳。
奉献不达标也是神的心意,未必就是牧者不尽力。可能牧者尽力但因各种原因奉献少,也可能牧者不尽力,但收获多,哪天哪位肢体发了笔大财,来笔大捐献也未可知。
绩效考核的重点是责权利统一。你承担的责任,创造的绩效和对你的奖惩清晰关联。关键词:清晰。
决定奉献多少的原因很多,与牧者工作的关联非常不清晰,为何要作为考核自己的指标呢?
后来我开始服侍,编剧导演福·音·戏剧,也面临事工效果问题。
所谓效果,不是说有多少人看了后可以得救,这是祂的事工,不是我的。
我要做的首先是保证顺利演出,不能有哪个演员和后勤临时撂挑子。
第二,要保证演出质量,从剧本到表演,都要尽力做到最好。
第三,当然是展现出正确的信仰。
这是我理解的尽心尽意尽力。
只要有看得见的事,就一定会有绩效考核。
主日有没有接待、诗班有没有唱诗,剧组有没有演出,传道有没有讲道,这些事工做得有多好,都是绩效,哪怕绩效考核是在心里。
做事工有绩效,必然就会有目的,那服侍就有目的性。那在做事的过程中,就难免把人工具化。
先设想公司里的场景,你要完成这个月的团队销售指标,手下的每个销售员就是你完成指标的工具,这是一个事实判断,不以人的意志转移。就算你是一位人性化管理大师或者天下最善良的人,都不会只关注手下员工的成长,而不顾他完成多少业绩。
员工这个月想花一半时间陪家人,这是好的,良善的,于是你对他说,销售业绩怎么有家人重要呢?好好陪家人吧,业绩能完成多少都可以,你幸福才是我的盼望。如果你这样当领导,估计公司早就破产了,所有员工都可以回家陪(he)伴(xi)家(bei)人(feng)。
教会事工也一样。假如圣诞演出前,演员王弟兄突然发现话剧服侍没有平安,他发现接待服侍才是自己的使命。于是他临时退出演出,整个剧组干瞪眼。这个时候,我是应该尊重他的想法?这确实对他有好处。还是对他说,先把演出做完,演员一个都不能少?如果是后者,我是不是把别人当工具了?
以色列学者马丁·布伯把人与人的关系概括为:我与你的关系,我与它的关系。前者是生命相交,后者是把人工具化。他认为现代社会大生产很容易形成我与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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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做不好,是亏欠;事工时与同工的生命联系不好,也是亏欠。前者轻看了教·会,后者高看了自己,只要有目的性,就一定会工具化他者,并建立起控制来。只要想着控制,就是在潜移默化里,把自己向神的方向推高几尺,事工也就悄悄的成为荣耀自己的工具。赢了事工,输了生命。一场空。
在事工和人之关怀间,面对具体情景,有时很难抉择。我以前往往采取私下补偿,比如某位弟兄姐妹平时有什么我可以帮助的,我就用帮助来报答他在剧组的服侍。但这只是工具的交换而已,我用A事上做他的工具来交换B事上他做我的工具。想想都别扭。不过这确实是服侍中的张力。
我的同工,思泽和红柳就做得比我好得多,尤其是思泽他总能既很好完成事工,又能实现人与人的生命交通。至今,以前剧组的人都跟他的生命联系更多更好。我跟他相处也受益匪浅。
也许把事工作为生命交通的管道,才是破解事工和人之关怀间矛盾的关键。
然而,这需要长时间的磨练。
也许,这才是服侍和做事最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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