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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长期在广州市工作的41岁湖南衡阳市衡南县栗江镇男子陈长前(化名),今年6月回乡办理更名业务时,意外发现被人冒名进行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和失业登记,并申领了社会保险补贴(灵活就业人员)、生活费用补贴。
当地社区书记竟称此举只是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每月录入一百人信息”的任务指标,属于“凑人数”,并未实际领取补贴款。这一事件不仅暴露了基层治理中的形式主义顽疾,更揭示了某些地方政府将民生政策异化为数字游戏的扭曲政绩观。
”每月录一百个人信息“的硬性指标,是这场闹剧的直接诱因。石滩社区居委会党支部书记罗新展向媒体坦言,由于实际到居委会办事的群众数量无法达到镇政府下达的任务要求,从2021年前后开始,镇里便授意居委会工作人员随意录入人员信息以补足差额,直到2024年6月才被叫停。
在这一过程中,包括陈长前在内的数百名居民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冒名办理了就业困难认定、失业登记及补贴申领等多项业务。这种将政务数据异化为”数字游戏“的操作,彻底背离了国家就业帮扶政策的初衷。
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和补贴申领本是一套严谨的民生保障制度。按照正常程序,就业困难认定需核实个人身份、收入状况、就业情况等多重信息,补贴申领更有严格的审核环节。然而在栗江镇,这套制度却被简化为社区工作人员可以随意代办的”数字填空“。
更令人担忧的是,罗新展提到的”和他类似情况的还有百多个“暗示这并非个案,而是一种系统性、有组织的违规操作。当民生政策的落实沦为应付上级检查的”数字达标“,其背后反映的是基层治理中”数字政绩“压倒真实需求的深层矛盾。
这种形式主义的考核机制危害深远。一方面,它导致宝贵的行政资源和财政资金被浪费在虚假数据上,真正需要帮扶的群体可能因此被挤占资源;另一方面,它也助长了基层“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不良风气,使政策执行与政策目标严重脱节。
值得注意的是,罗新展声称“申领的补贴只是凑人数,并没有真正拿到补贴款”,试图以“无实际损失”淡化事件性质。然而,即便未实际套取资金,这种冒用公民个人信息、伪造政务数据的行为也已涉嫌违法,更可能为日后的权力寻租埋下隐患。
从法律视角审视,栗江镇的做法已触及多条红线。重庆中西律师事务所主任侯亮指出,如果居委会工作人员通过合法渠道获取个人信息后进行滥用,即便未实际冒领补贴,也可能面临行政处罚;若利用这些信息冒领国家补贴,则涉嫌犯罪。我国《刑法》明确规定,盗用、冒用他人身份信息情节严重者可构成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罪;《治安管理处罚法》也对冒用他人身份骗取财物的行为规定了拘留、罚款等处罚措施。在此事件中,陈长前等居民的身份信息被擅自用于办理多项政府业务,且留下了非本人掌控的电话号码,明显构成了对公民个人信息的非法使用。
陈长前事件绝非简单的基层“凑数”行为,它暴露出的是某些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中的严重扭曲。新京报评论指出:“'不知情被办理申领国家补贴'的闹剧背后,不能是一笔糊涂账”。究竟有多少人像陈长前一样被冒名?这些“凑数”的补贴申请是否真的如居委会所称没有发放?如果没有发放,上级部门下拨的相应资金又流向了何处?这些问题都需要上级纪检监察部门和审计机关介入调查,给公众一个明白交代。
民生政策关乎民众切身利益,其执行过程必须公开透明、规范有序。任何将政策异化为数字游戏的行为,都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和对民众信任的伤害。只有彻底扭转“唯指标论”的政绩观,建立科学合理的政策评估体系,同时强化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才能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真正让国家的惠民政策落到实处、发挥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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