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转运的戴笠，因一张合影被蒋猜忌，文强献计成其催命符

提起并不太光鲜的“特务”这两个字，很多人恐怕第一时间想到的会是戴笠。作为老蒋曾经最信任的心腹之一，戴笠对他的价值不言而喻。

正因如此，戴笠本人在1946年3月因飞机失事而亡后，我党秘密战线工作的奠基人周恩来曾感慨道：

无独有偶，多年后败退台岛的老蒋，也曾发出“雨农（戴笠字）不死，我们今天不至于撤到此处”的感叹，可见戴笠与他的关系非比寻常。

其实，戴笠的起起落落，以及最后折戟南京的命运，都与老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30岁以前的戴笠，做过小学教员，学过少林武艺，也在上海滩闯荡过江湖，甚至还在老家开过武馆，但总的来说，基本都是在混日子、消磨时光。

直到30岁这年，戴笠下决心报考黄埔军校，这才算是步入一条正轨。在校期间，戴笠通过揭发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博得了老蒋的信任，之后又陆续为对方搜集学校的各种情报，也渐渐获得了老蒋信任。

此外，善于察言观色的戴笠早已摸透了老蒋的秉性，尤其在任人唯亲这个问题上，老蒋主要遵循着三个“铁律”，即亲戚或同乡、黄埔嫡系和对自己忠心者。

前面两条戴笠已经全占了，要想和老蒋接近，剩下的就是跟对方“表忠心”了。有了这层领悟，戴笠很快就在与老蒋的相处中“如鱼得水”。

有意思的是，他还逐步总结出了一个“捋毛技巧”，即每次与对方商量对策前，他都准备两三套方案放在不同的口袋，待打探清楚老蒋的真实意图后，再掏出与其意图相近的方案来。

而老蒋每次骂他的时候，他也都只是侧耳听着，摆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总之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过，这一招也确实奏效，戴笠不久就被老蒋任命为秘密成立的“中华民族复兴社”特务处处长一职，开始专门替他发展情报网络。

工作归工作，忠诚归忠诚，要想二者兼得，就必须要有一个合适的机遇。对戴笠而言，这个机遇就是“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联合兵谏，在西安软禁了老蒋。当宋美龄点名要戴笠一同前往西安见蒋时，戴笠立刻意识到自己表忠心的机会来了。

戴笠不仅陪同前往西安，还专程写了一封遗书来表达对蒋的“赤胆忠心”：

在此期间，戴笠和宋子文共同行动，形影不离，实实在在的上演了一出“忠心护主”的戏码。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戴笠继续受到老蒋的重用，他手底下的特务处也扩大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戴笠以副局长身份主持工作。

抗战时期，军统共搜集日军情报约100万件，对日伪破坏2000多次，暗杀日伪人员近2万人。军统正式登记在册的牺牲特工人数也近2万人。

当然，老蒋真正关心，甚至可以说足够令他忌惮的，却是另外一组庞大数据：戴笠手下的便衣特工多达18万人，武装游击队多达7万人，别动队和“忠义救国军”等累计近10万人，粗略估计，军统总人数约35万人左右。

要知道，西安事变时张学良的东北军总数也不过40余万人，而戴笠一个军统就拥有如此庞大的人员力量。这不能不令疑心颇重的老蒋忌惮。真正让他对戴笠产生警觉的，却是一张特殊的合影。

1945年12月15日，老蒋携宋美龄飞抵北平视察。在此期间，安保工作全部由戴笠亲自负责。

原本一切都按部就班的进行，老蒋对戴笠的表现也很满意，可次日一早，戴笠的种种表现就让老蒋有些不舒服了。这天，戴笠的着装由中山装改为中将军服，在陪同老蒋游故宫时，一向低调的他竟主动要求和老蒋在太和殿合影。

要知道，太和殿是明清两代帝王登基的地方，在这样一处敏感的地方合影，难保老蒋不会怀疑戴笠有取代自己位置的野心，因此也就生出忌惮之心。

其实，聪明的戴笠之所以要执意拍下这张合影，并非是空穴来风。抗战期间，不甘心久居军统的戴笠就利用他和美情报员梅乐斯的关系，与美国海军界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美国海军部甚至承诺战后以一部分海军舰艇援助国军为条件，支持戴笠出任海军司令。为此，戴笠也是下了血本去拉拢和搞定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

因此，戴笠这一举动，多少有种试图“拿捏”老蒋的成分，往大了说这就是“仗势欺主”，通常是很难有好下场的。

果然，察觉到老蒋对戴笠有猜忌之心后后，心腹陈诚等人就开始密谋架空戴笠了。1946年1月10日至30日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取消特务机关”的口号呼之欲出，重庆上下“讨伐特务机关”的声音不绝于耳。

此时的戴笠也感觉到了一种恐惧，他敏锐的察觉到背后的始作俑者是老蒋本人。果然，会后老蒋任命自己昔日的助手唐纵为内政部政务次长，说白了就是让唐纵来牵制自己，也是为对方下一步出任警察署长做好准备。

果然，刚一上任的唐纵就开始着手制定“取消特务机关”的事宜。戴笠深知对方手中有老蒋的“尚方宝剑”，因此只能暂时拖延应对对方的步步紧逼。为避开唐纵主持的相关会议，戴笠索性以“肃奸案件太多太忙”为由缺席会议。

可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总这么耗下去也不是办法。戴笠随即找来自己的心腹干将文强等人商量破局之法。

这年3月初，老蒋再次给戴笠发电报催促尽快参会，探知消息的毛人凤特意在这封电报的反面注上了“重庆宣（铁吾）、李（士珍）、黄（珍吾）在捣鬼，谨防端锅，请亲自呈复”，以此来提醒戴笠。

戴笠接到电报后果然情绪异常激动，他向文强等人倾诉着内心的不甘与愤懑：

随即，他请文强代自己拟一份电报，请老蒋宽限半月，容他处理完手头的事再去参会。同时，他还要求文强在电报中表达对宣铁吾等捣鬼者“必须揭发”的意见，但措辞要委婉，不能露出与人争长短的痕迹。

文强拟好稿子后，起初觉得措辞过于激愤，容易招惹事端，计划再行修改，但被愤怒冲昏头脑的戴笠看后却坚持用原稿，主要内容是：

电报发出去后，戴笠整日忧心忡忡，却又始终没能等来老蒋的回电。内心焦虑、恐惧的他越发觉得后背一阵发凉，随即又再次找来文强商量对策。

文强思索再三后，给他出了一个“以退为进”的计策，用他的话讲：

文强料定内战即将爆发，到那时，一旦老蒋与美国关系不牢，他势必会面临“拜将不得”的局面，戴笠就又有了用武之地。

此外，文强还特意叮嘱戴笠，若老蒋电召他回国，他必须“一再电召而后归”，如此才能“身价百倍”，打开新局面。

用我们今天的话讲，文强是在给戴笠“画大饼”，且不说饼要成型会面临多大困难，即便侥幸能成型，能否顺利吃到嘴里也未可知，何况所谓的“以退为进”多少有点要挟老蒋的意思。

以老蒋的猜忌心理，戴笠和文强的这段密谋若被他知晓，戴笠绝无存活可能。与文强“密谋”后的次日，戴笠与第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会面时，竟按捺不住激动心情，直说吐露出返渝后将赴美一行的计划。

这个消息，无疑加速了戴笠的死亡。从某种程度上讲，也可以说文强给戴笠出的这个主意本身就是一道“催命符”。

1946年3月12日，戴笠在北平与执行军事调处任务的郑介民会面，二人的谈话更像是一场“最后的交代”，郑介民越听越觉得有种“不祥预感”。

当时没有人知道，戴笠做这样一番安排究竟是出国前的“交接”，还是已预感末日到来的“临终安排”。总之，仅仅五天过后，戴笠就坠机身亡了。

关于戴笠之死，坊间传闻很多，有说是老蒋杀了他，有说是毛人凤动的手，也有说是戴笠的宿敌痛下杀手，更有甚者说他的死与“情人”胡蝶有关……

总之，戴笠之死成了永远的谜案。但无论如何，他的死又确实与蒋介石有重大干系，至于是否是老蒋精心安排的一次行动，那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