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我们是在和别人互动中认识自己的。（专治过度自省症）

做点什么而不仅思考，

“你”就在你的行动和关系中！

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特别是他对“自我”概念的颠覆性理解，为现代人深陷“寻找真我”的过度自省困境提供了一剂解药：

停止向内寻找幽灵般的“真我”，在行动与关系中“生成”自我。

维特根斯坦前期思想核心是“语言图像论”，认为语言像图画一样描绘世界。最有名的是“凡是可说的都可以说清楚，凡是不可说的应该保持沉默”。

这个时期他特别看重逻辑，觉得哲学问题都是因为语言用错了。

在后期，维特根斯坦提出“语言游戏”概念，强调语言要在具体使用中理解。这时候他认为哲学不是建立理论，而是帮人摆脱概念困惑。

一些传统观点认为存在一个内在的、私密的“我”（心灵、意识、灵魂），它是思想、感觉、意志的主体和源头。语言（尤其是“我”）只是用来命名或描述这个内在实体的标签。

维特根斯坦批判了这种观点。他认为，我们之所以能使用“我”这个词，并让它有意义，并不是因为它指代了一个独立于语言和行为的、神秘无形的内在实体。

“我”这个词在语法上看起来像一个名词（像“苹果”、“桌子”一样指代一个东西），这极易误导我们认为它命名了一个对象（即内在的“自我”）。

但“我”不是藏在思维背后的观察者，而是通过具体行为显现的。“我”不是一个凝固的景物，而是状态的描述。

人不断自问“我真正想要什么”时，其实脱离了具体语境，就像硬要问“棋子的本质是什么”而不去下棋。你的行为本身就在展示你是谁。

维特根斯坦的这个观点，对于困扰于“我究竟是谁”、“我的想法真实吗”、“我的感觉可靠吗”这类问题的过度自省者，有着深刻的“治疗”效果。

1.过度自省的困境

过度自省一般会有一个前提：假设存在一个“本质的、不变的真我”需通过内省发现。然后陷入“寻找幽灵”循环，越内省越迷失，进而引发存在性焦虑：

一是陷入怀疑主义泥潭，不断质疑感受/思想的真实性。比如，想到一个计划，立刻质疑：“这个‘想法’真是‘我的’吗？会不会是环境灌输的？感情中一直试探对方"是不是爱的是不是真是的我"，把关系作没了。

二是脱离生活实践，过度聚焦内在，忽视外部互动； 比如，反复测评自己是INTJ还是INFP，但从不主动和人交往。内心戏越丰富，现实越单薄：脑补各种创业方案，甚至连把方案写下来的勇气都没有。

三是语言误用，将“我”视为私有实体，脱离公共规则。比如，用"我的感受你不懂"拒绝任何沟通。

对此，维特根斯坦给出的解药是：

1）解构“自我实体”——“我”不是一个固定实体。

如上文提到的，维特根斯坦认为，“我”是流动的，你在不同场景（家庭、职场、社交）中表现的“我”，并非“伪装”，而是语言游戏规则塑造的合法身份。而脱离语言游戏的“内在自我”是伪概念。

2）“我”在语言游戏中生成——“我”在不同语言游戏中扮演不同角色（即“生成”）。

“生成”意味着“我”这个概念、意义和功能并非预先存在，而是在参与和使用语言的过程中被塑造、确立和体现出来的。

在不同的语言游戏中，“我”承担着截然不同的功能。

比如，我疼，这是表达感受，它的功能是引起他人注意或寻求帮助；

我保证，这是承担责任的社会契约。

我是医生，这是身份声明，是公共角色标识。

我认为，是在陈述观点，标记信息来源。

我站在这里，这是在指出说话者身体的物理位置。

正是在这些形形色色的公共实践中，“我”这个词获得了它的意义和功能。不是先有一个内在的“我”在使用语言，而是在使用语言（参与语言游戏）的过程中，“我”这个角色、这种视角、这种主体性才得以显现和被理解。 “我”是语言游戏中的一个位置、一种用法，而非游戏背后的神秘玩家。

“我是谁？”这个问题，其答案并非来自内省一个孤立的灵魂，而是来自参与社会生活和语言实践。我们的身份、角色、责任，乃至我们如何理解和表达“自己”，都是在与他人互动、遵守语言规则、参与各种语言游戏的过程中被塑造和“生成”的。

“我”本质上是由你此刻参与的语言游戏规则所定义的——这就是“生成”的真谛。

2. 治疗方法：回归生活本身

解决过度自省的核心是从“内在反思”回归“公共实践”，即具体的生活实践中。

这需要消解伪问题，如： “真我在哪？”，“真我”是在实践中展示的； “他人懂我吗？”， 这需要考察双方语言规则是否兼容。

行动即解药，存在感通过具体实践生成。归纳起来，它有以下几个应用场景：

1） 心理健康与自我认知：打破“固定自我”的执念。

对于“找不到真实的自我”、“自我认同混乱”而焦虑，认为存在一个本质的、不变的“真我”需要去发现等问题。维特根斯坦给出的启示是——“自我”是流动的：你在不同场景（家庭、职场、社交）中表现的“我”，并非“伪装”，而是语言游戏规则塑造的合法身份。

这需要接纳自我的多元性，减少“我必须始终如一”的压力。例如，职场中果断的“我”与朋友间温柔的“我” 并不矛盾，它们是不同游戏中的合理角色。

这和认知行为疗法中的鼓励我们通过改变“语言叙事”重构自我认知是一致的，如用“我在学习应对焦虑”替代“我是个失败者”。

2）社会身份与权力：摆脱标签的束缚。

诸如性别、种族、职业的社会标签常被当作“本质身份”固化不平等，例如“女性就该柔弱”、“穷人短视”等。

维特根斯坦认为身份是语言游戏的产物：标签的意义取决于社会规则如何定义和使用它，而非反映本质。

因此，指出“女性/穷人能力不足”是特定游戏规则（如歧视性评价体系）的产物，非客观事实。

争取平等不是“承认本质差异”，而是改变定义身份的规则。如，当“家庭主妇”在语言游戏中被重构为“家庭管理者”，强调决策、教育、资源分配等技能，其社会价值随之提升。

3）人际沟通：理解冲突的根源。

人际冲突常源于对“我”的误解，如伴侣争吵：“你根本不懂真正的我！”

维特根斯坦告诉我们，“懂我”需进入对方的语言游戏：理解一个人不是窥探其“内心”，而是理解TA使用的语言规则，弄清楚TA语言表达的含义。

解决方法是进行有效沟通，比如，询问“你说的‘压力大’具体指什么？”，借此探究TA的语言游戏规则，而非猜测“TA是不是脆弱”。

伴侣争执时，意识到双方在玩不同游戏，如“倾诉情绪” vs “解决问题”。协商建立共同规则，这样才更能明确地传达信息。

4）教育与成长：培养“角色适应力”。

传统教育强调“发现内在天赋”，忽视社会情境对能力的塑造。

依据维特根斯坦的理论，能力在游戏中生成，所谓“领导力”、“创造力”并非内在特质，而是在特定实践（游戏）中训练出的技能。

可通过情境化教学，设计多元“语言游戏”（小组合作、公开演讲、艺术创作），让学生在不同规则中生成多种能力。

当然，你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培养自己。

5）文化差异与包容：跨越游戏的边界。

文化冲突常源于用自身游戏的规则解读他人行为，如，一些西方人视东亚谦逊为“虚伪”。

维特根斯坦认为意义存在于游戏规则中：行为的意义由所属文化/社群的规则决定，无普适标准。

这要求我们不要急于评判“他们为何这样？”，先问“在他们的游戏中，这行为有何功能？”

—小结—

维特根斯坦的思想邀请我们成为清醒的游戏参与者：

1）“掌握自由”，即 “体验生成的自由”：意识到“我”在多样的语言游戏中可变、可塑，拒绝被凝固的单一身份定义所绑架。

2）“负起责任”，即 “承担游戏的责任”：认识到语言游戏的规则深刻影响自我与他人的生成，需谨慎制定和使用规则（如抵制歧视性话语）。

3）“开发创造力”，即“拓展游戏的边界”：主动创造或参与新的语言游戏（如新兴职业、亚文化社群），在多样化的实践中生成更丰富、更具可能性的自我。

当我们说“做自己”时，实际上是在说，选择你想参与的游戏，并全情投入其中。

真正的智慧不在抽象答案中，而在理解生活的具体形式。

思维困惑往往源于我们被语言所困，更是语言如何塑造我们的认知边界。理解世界，需先理解我们如何用语言“编织”世界——而这一编织，永远扎根于人类鲜活的生活实践中。

语言的牢笼即思想的牢笼，而钥匙藏在买菜、玩笑、聊天、工作的日常褶皱中。

停止“我是谁”的空想，去做事、说话、生活。“我”在行动与关系中生成！

这种思想如同一把奥卡姆剃刀（即简单有效原则），剃掉冗余的“内在幽灵”，让人重返生活广场，在语言的游戏中清醒而自由地生成自我。

文中插图为法国画家阿尔弗莱德·西斯莱作品。

拓展：

关于维特根斯坦，个人总觉得他在用“可说的”引导我们探索那“不可说的”，那“不可说”的，才是更重要的。

我直到现在依然很确信这一点。

否则他不会说出“凡是可说的都可以说清楚，凡是不可说的应该保持沉默。关键是如何定义可说的和不可说的 ” 这样的话。

而关于这一点，他很早就在《逻辑哲学论》中有描述：“我的命题可以这样阐明：理解我的人，当他通过这些命题——踩着它们——爬越它们之后，最终会认识到它们是无意义的。他必须超越这些命题，然后才会正确地看世界。”

另外，个人觉得他晚期不是推翻了早期的自己，而是改变了视角，彻底重构了哲学方法——从用逻辑划定语言界限，转向通过描述语言游戏治疗概念病。这让他看上去像是自己推翻了自己，其实是哲学方法和视角的革命。

因为他说了“不可说的”，那就很难不引起大家对“不可说的”产生兴趣。而大家的本能也都会知道，“不可说的”那部分大概率比“可说的”更重要，“不可说 ” 的听上去就像是承载着更为核心的价值和意义。事实上往往的确如此。

怎么说呢？ 有点儿像是，不同的人即便说着同样的话，但可能是截然不同的 意思。比如，鲁迅笔下的为革命牺牲的夏瑜和被利用枉死的阿Q对革命的看法可以说是两个极端。 夏瑜的“革命”是理想主义的政治行动，阿Q的“革命”则是生存本能的扭曲表达。

如果二人对话，对夏瑜来说，“革命”就是不可说的，因为他无法让阿Q准确的理解他所理解的革命，但“革命不是抢人家东西，而是打赵老太 爷和假洋鬼子那样的坏人，把田地分给穷人”是可说的，因为阿Q听得懂。

如果后面阿Q有机会参加有意义的学习和实践，随着他认知、思维能力的提高，有一天，他真的可以理解夏瑜说的革命是什么意思。

这个对比展现了维特根斯坦的核心观点： 离开具体生活形式讨论词义是虚妄的。 词语的意义不在其本身，而在它扎根的土壤——具体的生活实践与语言游戏。

维特根斯坦早期也许是担心失真后被误解，反而是有害的，所以选择沉默，避免对不可说之物的扭曲表述；晚期则发现，所谓的“不可说”往往是语言游戏误用的幻觉——治疗方法是回到词语扎根的生活实践，而非在沉默中敬畏。

后期维特根斯坦虽然没充分展开，但也认可了语 言游戏本身具有扩展性。

《哲学研究》第126节：“哲学只是把一切摆在那里，它不解释也不推论”——他晚期的工作正是把更多东西“摆出来”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