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忍，不忘，《南京照相馆》值得每个人去看

撰文： 龚金平

对于中国人来说，南京大屠杀是一段沉痛的民族记忆，是一场许多人不愿触及甚至不堪回首的历史苦难。这也部分解释了，直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南京大屠杀时，中国才开始筹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启动南京大屠杀的资料搜集以及系列研究，并于1987年推出了第一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故事片《屠城血证》。

《屠城血证》的创作目的在于为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提供“血证”，表现一批中国人无惧生死，通过接力的方式，将记录了日军暴行的照片交到美国人凯蒂手中。这个过程本应是惊心动魄，感人至深的，但影片直到情节的后半段才建立起这条线索，中间的波澜曲折显得急就潦草，加上人物的立体性不够，巧合与浪漫化抒情太多，艺术上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近年来，南京大屠杀题材的故事片出现了一批力作，如《南京！南京！》（2009，导演陆川）、《拉贝日记》（2009，导演佛罗瑞·加仑伯格）、《金陵十三钗》（2011，导演张艺谋）等。这些影片以不同的视角，哀悼了中国的无辜亡魂，控诉了日军的战争罪行，致敬了饱含人道主义情怀的外国友人，并反思了这段蘸满中国人血泪的历史。只是，这些影片的创作诚意固然毋庸置疑，但受人诟病之处也不少，包括从抽象空泛的人性角度去塑造日本人，用戏剧化的方式虚构历史事件，用视听刺激迎合观众的观影心理，用巧合和想当然的方式化解灾难情境等。

海报

《南京照相馆》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盛大登场，无疑承受着更大的压力，也引发了观众更高的期待。整体而言，影片在叙事结构、人物塑造和视觉呈现等方面都可圈可点，不仅用低饱和度的色调还原了历史场景，更将镜头深入到民族精神内核与人性幽微之处，为观众留下了绵长的思考余韵。

南京大屠杀时中国人在想什么

《南京照相馆》显然明白，若以全景式手法展现南京大屠杀，既容易流于纪录片式的平铺直叙，也可能因叙事分散而削弱情感张力。因此，创作者巧妙地选取吉祥照相馆作为核心场景，将视线投向馆内的一群普通市民：金老板一家四口、邮差苏柳昌、日文翻译王广海、电影演员林毓秀和警察宋存义。日军的活动，则由军中摄影师伊藤秀夫来呈现并串联。影片人物塑造主次分明，还原历史场景时以点带面，既保持了叙事的紧凑，又穿插了大量极具情感力量和反思意味的镜头。

片中的南京市民大多只求生活安稳、家庭幸福，但影片通过彰显他们不同层次的道德立场，构建了一个参差映照的人物谱系。邮差苏柳昌代表了普通市民的道德均值，他身上既有善良淳朴的品质，也有常人的恐惧与软弱，会在现实压力下妥协退让。在苏柳昌之下，日文翻译王广海和电影演员林毓秀代表着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只顾个人安危，缺乏家国情怀；照相馆老板金氏夫妇则站在道德的高处，坚守民族气节，对于汉奸行径有着本能的抵触与抗拒。

影片在人物塑造上，不再拘泥于传统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对人物社会身份的刻板划分，而是直指人性本质，因而获得了更普遍的意义所指。当然，其中的艺术风险也不容忽视。影片对部分人物背景的交代过于简略，导致某些角色有符号化的倾向。比如王广海，观众无从知晓他的过往经历，一度以为他虽自私却不失为顾家之人，甚至有朴素的是非观念，但当他的妻儿将要被屠杀时，他却背过身去，甚至盘算着与情妇林毓秀的美好未来。这些细节虽然强化了人物的冷漠特质，却难免有点失真。同样，金老板夫妇作为小商人所表现出的民族气节，也因缺少伏笔而略显刻意。

刘昊然 饰 苏柳昌

高叶 饰 林毓秀

影片中最打动人心的人物形象，当属苏柳昌和林毓秀。两人虽然道德起点不同，但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完成了令人信服的成长轨迹。他们所经历的刺激事件或来自触目惊心的照片，或是亲身经历的身心创伤，或是亲眼目睹的日军暴行，这些扎实的细节铺垫让人物的转变水到渠成。尤其是林毓秀，她一度对日本人抱有幻想，直到在戏台上被羞辱，甚至后来可能遭遇了强奸，又通过照片和街头见闻，才逐渐认清现实：侵略者从不把中国人当人，更不会善待投靠他们的“合作者”。这种层层递进的心理变化，让人物的觉醒显得格外真实有力。

在凸显人物弧光时从个体的切身经历出发，而非一味高扬民族大义的旗帜，进而避免了人物形象的空洞化，并精准把握了中国社会特有的“差序格局”，即普通人往往优先关注自身利益与亲人安危，只有在个人利益受损时，才会将道德关怀扩展到更广的范围，逐步上升到社会、民族和国家的层面。因此，苏柳昌、林毓秀身上既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性格特征，又在现实的触动与震撼中一步步引领观众实现思想蜕变，完成影片主题的直接显现。

南京大屠杀时日本人在想什么

影片对影像（照片）力量的深刻探讨令人称道。从纪念、宣传到证据留存，影像的多重意义得到了生动体现。特别是通过日军摄影师伊藤秀夫的底片流转这条线索，影片巧妙地展现了影像如何穿越时空，成为历史的见证者。

伊藤秀夫初次登场时有文质彬彬的气质，甚至看上去有点笨拙懦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南京！南京！》中那个最终醒悟并反抗的日本兵角川。但导演颠覆了观众的预期：即便目睹了种种暴行，伊藤依然熟视无睹且内心平静。可以说，伊藤自始至终都是标准的日本士兵，是冷血而虚伪的刽子手，正如苏柳昌所说，伊藤和中国人永远不可能是朋友。

在伊藤身上，影片冷冰冰地强调了一个事实：日军士兵缺乏“人之常情”，观众不能用正常人的思维去理解他们。究其原因，并非这些士兵天性邪恶，而是日本军方对中国人“非人化”的宣传，使他们实施暴行时毫无道德压力，并最终彻底割裂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

原岛大地 饰 伊藤秀夫

伊藤或许怀揣着“报效国家”的动机（价值理性），却在军国主义机器中被打造成纯粹的工具（工具理性），将中国人的苦难完全排除在道德考量之外。这种精神分裂状态，恰恰是法西斯国家最可怕的副产品之一。推而广之，在伊藤眼中，摄影不是艺术追求，而是获取军功、光耀门楣的工具。就连那些看似中性的南京风景照，也是他向父亲展示征服者荣耀的载体。

影片还通过伊藤对街头死尸视若无物，却对守尸小狗施以温情的细节，让观众意识到，当一个人用工具理性来指导自己的行为时，他必然热衷于通过理性计算选择最有效的方式达成目标，并忽视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在伊藤看来，爱抚小狗能以最小成本（无需直面死亡）换取最大收益（彰显道德优越感），而尸体所代表的真实苦难则因其“低性价比”被彻底无视。

藉由伊藤，影片深刻揭露了日本侵华军队的集体心理：他们将侵略行径完全合理化，视之为实现“国家前途”“帝国荣耀”和“武士道精神”的必然手段。在这种反人类的逻辑下，中国的人、物、景致，乃至一砖一瓦，在日本侵略者眼中都只是实现野心的材料。影片通过这种深入的心理剖析，让观众看到了军国主义如何将正常人异化为战争机器和杀戮工具。

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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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还在开场不久将日军内部的等级制度作了形象化地呈现：一位军官掌掴伊藤，随即又被更高级军官掌掴。当一支军队没有任何平等观念，漠视自己人的尊严和生命，他们对待中国人的生命必然是轻慢而草率的。纪录片《张纯如——南京大屠杀》（2007）中，张纯如的旁白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他们（日军士兵）被当成废物一样对待，是低微得不能再低的一群，进入了中国的首府之后，突然间他们拥有了比神还要大的权力。所以不难理解，在南京，他们把过去几个月，甚至一辈子所受的压抑，以不可遏制的暴力形式爆发出来。”

这正是《南京照相馆》的意义所在，它不仅用近乎纪实的手法还原了日军的暴行，更深入透视了日军的心理结构、思维逻辑和价值体系。影片还超越了单纯的历史控诉，对南京大屠杀上升到哲学观照的高度：当工具理性凌驾于人性之上时，任何人都可能沦为冷酷无情的杀人恶魔。

面对南京大屠杀我们在想什么

在反映施暴者的扭曲心理之外，《南京照相馆》也思索了当年的中国人为何会陷入那般绝望的境地。这种双向思考，使影片没有满足于一般性的历史再现，而是在历史伤痛中融入了非凡的洞察力。

影片开场就是中日两国的军事实力对比：日军的坦克、飞机如入无人之境，中国守军却只能用血肉之躯抵抗。但比武器代差更触目惊心的是，守城司令唐生智早已弃城而逃。随之而来的混乱场景令人扼腕：溃军退至挹江门，竟与督战队自相残杀。此外，影片还有大量镜头表现中国人麻木或顺从地被零散虐杀，或被大规模屠杀。至于城中百姓的无序奔逃，则暴露出社会组织体系的全面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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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影片以冷峻的笔触指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精神困境：在国民党统治下，国家意识已然瓦解，个人利益成为唯一的行为准则。当每个人都困在“差序格局”的牢笼里，盘算着自身安危时，再坚固的城墙也难挡人心涣散。这时，王广海的一句话格外令人深思：“中国人就是一盘散沙，当兵的彼此之间说话都听不懂（中国人各地方言不通），怎么赢？”

王传君 饰 王广海

这时，我们开始理解宋存义的出现，除了有情节意义之外，也对主题表达作了有益的补充与丰富。宋存义是南京人，他在南京城有家人，所以他有比较充沛的战斗意愿。对于其他的国民党士兵而言，南京城是陌生之地，没有他们的利益关切，故没有死守的决心；尤其对于国民党高官来说，只要个人利益能转到重庆，南京城也是可以放弃之地。看来，影片中最可恶的并非唐生智。因为，我们在影片中没有看到任何一位国民党的政府基层官员出场，遑论高官。这是当年国民党政府的耻辱，也是影片隐晦地完成的历史拷问。

当然，影片没有陷入悲观，而是认为只要有合适的契机，即便在最黑暗的时刻，中国人骨子里的家国情怀依然能够被唤醒。这种深植于民族血脉中的生存意志，正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不倒的精神密码。例如，宋存义看到弟弟惨死的照片之后，又感念于金老板等人的照顾，迸发出舍生取义的决绝。还有金老板用幕布展示中国各地标志性的景点时，众人动情地发出“大好河山，寸土不让”的呐喊，虽有思想觉悟被人为拔高之嫌，但依然令人动容。

预告片截图

《南京照相馆》或许在人物刻画和情节逻辑上存在些许瑕疵，部分戏剧冲突的编排方式也值得商榷。但影片的叙事策略独具匠心，它在乱世中聚焦一个“安全岛”，通过这个相对封闭的空间，既能观察外界的血腥暴行，又能照见人性的复杂光谱。这种以小见大的手法，不仅在历史迷雾中清晰勾勒出日军罪行的轮廓，更深入解析了中国、日本民族性格的多个面向，进而召唤中国人铭记历史，并在反思中警醒，在警醒中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