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肺部疾病年治疗费近2700亿，如何应对慢病化趋势？

5种肺部疾病造成我国一年近2700亿元的治疗花销，这一治疗花销逼近全国一年疾病总治疗费用的6％，约占当年（2022年）GDP的0.2％。

在近日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2025年北京会议期间，国家卫健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万泉揭示了这组最新的疾病负担数据。这五种主要肺部疾病按照年治疗费用由高到低分别是肺炎、慢阻肺、肺癌、肺结核和哮喘。

“近年来，我国慢性呼吸疾病的患病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情况，值得高度关注。”世界卫生大会中国政府顾问，国家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防治中心主任付强同样提出警示。

社会老龄化和疾病年轻化的趋势正加剧肺部慢病的疾病负担。万泉举例说，在过去20年中，65~85岁之间老年人占整个慢阻肺疾病费用的65%；近年来我国45岁左右中年人肺癌发病率明显提升，在每年约600亿元的肺癌治疗费用中九成集中在45~80岁人群。

新技术、新药对于疾病负担的影响则存在双面性。一方面，AI辅助肺结节识别、机器人手术、新靶向药物出现等，提高疾病诊断和治疗的精准度，部分肺部疾病患者拥有疾病临床治愈或带病长期生存的可能；但另一方面，可能存在“谈结节色变”导致的过度就医和诊疗，新药价格昂贵则可能增加患者自费压力。

为此，多名临床专家在前述论坛上呼吁，要利用新技术赋能基层，推动高危人群早筛早治，提高基层医疗的肺部疾病筛查和诊疗的同质化水平，并做好肺结节患者的风险分级。与此同时，应推动肺部疾病的精准治疗并增加创新药物的可负担性和可及性。而面对肺部疾病“共患病”现象和肺癌“慢病化”趋势，还需关注患者疾病长周期管理的新需求。

推动肺部疾病“早筛”

据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教授张力回忆，大约在十多年前，当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呼吸内科主任白春学为中国肺癌医生撰写《小结节指南》时，他用了一个非常醒目的题目“要点亮被人们遗忘的角落——肺小结节”，那时候国内对肺小结节关注的人不是特别多。

“关注肺小结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既往统计数据显示，约75％肺癌患者诊断时已是疾病晚期，而Ⅰ期患者确诊率仅为17.3％。”张力说。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2030年全国癌症五年生存率提升15个百分点。张力表示，目前我国肺癌的五年生存率略有提升，但无显著性提高，主要原因是错过了诊断治疗的黄金时间段。

她介绍说，疾病的临床分期的早晚直接决定患者预后，如果是I期的病人，患者5年存活率在85.5％~90.2％。其中，早期诊断并完全切除肺癌病灶的患者10年生存率极高——微浸润腺癌的10年生存率可达到97.8％，原位腺癌也可达到95.3％。但如果是ⅢA-IVA期患者，5年生存率仅为10％~36％。

一项上海市肺癌筛查研究发现，相较于胸片检查，LDCT筛查可以使高危人群早期肺癌诊断率提高约74.1％，肺癌特异死亡率降低约20％。换言之，胸片对肺癌诊断误诊率超过七成，使用LDCT筛查可以让五个筛查者中有一名取得显著生存获益。

但在基层影像学检查中胸片较CT更为普及。此前有部分地区受访医生反映，其所在基层医院并未配置CT或没有相关技师会使用CT，甚至因此导致CT配置后长期没有使用。

所以，尽管从长周期来看，为了更广泛、更公平地推广肺癌早期筛查，该工作应进一步下沉基层，但现阶段，下级医院小结节诊出率不高，肺癌筛查还依赖于二三级医疗机构呼吸科。

国家呼吸医学中心综合办公室主任贾存波披露的数据显示，到目前为止，全国综合的三级医院呼吸学科规范化建设已达80%。

此外，鉴于早期肺癌患者平均年龄在50岁左右，最新一版的《肺结节诊治中国专家共识》提出，建议将肺癌筛查年龄降至40岁的高风险人群，推荐这类人群每年采用胸部低剂量螺旋CT（LDCT）进行筛查。

相较于老年人群，中青年人群的“主动健康”意识更强，而这又导致另一个倾向，即“谈结节色变”和过度医疗。

张力表示，诊断出的肺小结节有可能不是癌性结节，也有可能是良性结节或是其他疾病影像学的表现。即便有结节显示出癌性结节的特点，通过早期诊断、早期处理，也有可能阻断该结节发生癌变。

张力还提到，合并慢阻肺、弥漫性肺纤维化或曾患肺结核等其他肺部疾病患者是肺癌高风险人群。对于慢阻肺共病的治疗控制，也可以为肺癌治疗提供更多机会。

也就是说就肺癌防控而言，慢阻肺等其他肺部基础疾病的早期筛查、干预也很重要。

“在国际上，全球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中患病率最高的是哮喘，而中国则是COPD（慢阻肺）。COPD在中国的患病人口接近1亿，男性比女性多，农村比城市多。”付强说。

去年，慢阻肺病被正式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成为继高血压、2型糖尿病之后的第三个被纳入该服务项目的慢性病。

在此之前，据贾存波介绍，2021年国家已针对慢阻肺病高危人群开展早期筛查与综合干预项目。该项目实施至今，国家每年拨款4000万~6000万元，以支持31个省240个区县开展筛查和干预，推动高危人群的早期管理和治疗的关口前移。

为从硬性配置层面提升基层呼吸系统疾病早期筛查干预能力，贾存波还提到，2020年以来，国家拨款10亿元，为31个省50％基层医疗机构配备了肺功能仪。

万泉则提出，换个角度来看，全国目前仍有大概50%左右的基层机构没有配备肺功能仪，西部地区肺功能仪配备率更低，基层肺部疾病筛查能力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慢病化和共病化

筛查效用的发挥还需将其与疾病诊疗和管理进行衔接。当前，肺部疾病的共病化和慢病化趋势，对综合医院呼吸专科以及基层医疗的能力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

“2019~2021年中国肺癌患者五年生存率仅28.7％，按照健康中国2030年规划，我国总体癌症5年生存率应达到46.6％。”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教授周承志说。

针对肺癌，周承志认为，单从技术发展角度，这一五年生存期目标对于早期肺癌患者早已可能实现。但客观来说，不同区域医疗水平发展不均衡，基层医疗还需进一步完善。

周承志说，肿瘤患者活得长是硬道理。随着靶向、免疫、ADC生物制剂时代的来临，肺癌患者的生存期显著增加，呼吸科参与肺癌全程管理的情景也越来越多。

在此背景下，周承志提到，我国已在国际上率先提出了“重症肺癌”的概念。所谓重症肺癌，即因各种急、慢性合并疾病，或肿瘤本身原因，或治疗不良事件所导致的患者PS评分阶段性地处于2到4分之间，但存在极大可能性，通过动态精准检查，结合现有生命支持技术和肿瘤治疗手段协同处理后，得到生存获益和/或PS评分改善的肺癌患者。

他进一步举例说，比如，原来终末期肺癌患者只能生存8~9个月，现在ALK阳性的晚期肺癌患者生存期中位数可达到7～8年， EGFR突变的晚期肺癌患者生存期也可达到四年。

在周承志看来，做肺癌慢病化、全程化管理一定要有“武器”，这个武器既指创新药物，需要针对患者疾病发展和个性化情况，“药尽其用”并“用尽其药”，也指医疗理念的更新，让呼吸专科与肺癌传统治疗专科如肿瘤科、胸外科、介入放疗科等协作配合，“呼吸科在早诊早治、病理诊断、患者并发症处理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基层医务人员该怎么办？”北京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李燕明抛出这一问题。基层医疗以全科医生为主，拥有呼吸专科医生或者开设相关专科门诊的情况则少之又少。

为此，李燕明认为，应强化基层医务人员常见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筛查与诊疗规范化培训，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高危人群筛查、初步诊断和健康管理能力。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教授马艳良则提出，如果能够推动基层呼吸学科专科能力的建设和创新药物在基层的可及性，能够很大程度上改善肺部疾病患者的治疗现状。以哮喘患者为例，有望避免80%患者走向肺功能下降的阶段。

肺部疾病的共病化同样需要得到重视。这一共病趋势不仅体现在慢阻肺、肺癌、肺结核等肺部疾病可能存在共患病的情况，还体现在肺部慢病人群可能同时罹患糖尿病、高血压等基础疾病，此外肺部疾病患者也存在较高的身心共患病的风险。

“一方面，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的人群，在频繁产生忧和悲等情绪后，对肺部损害最大；另一方面，我们关注到，随着肿瘤慢病化，这些带癌长期生存患者，以及长期经常哮喘发作等肺部慢病患者，心理负担非常重，他们罹患心理疾病的风险非常高。”付强说。

为更好实现肺部传染性和非传染性疾病、肺部基础慢病与其他基础慢病同防同治，在国家卫健委去年发布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防治行动实施方案（2024—2030年）》中，对于不同卫生健康部门提出了各自的要求和协同配合要求：首先，要加强医疗机构和疾控机构的协同配合；其次，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要开展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相关慢性病同防同治同管，鼓励医疗卫生机构将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及其合并的高血压、糖尿病等同防同治同管，开展共同危险因素预防、联合筛查、管理随访、生活方式指导及康复治疗等；最后，对于上级医疗机构，要促进慢性呼吸系统疾病规范化诊疗及多学科协作，提升重症及复杂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诊疗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