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培养理想和培养技能一样必要

“无用的”知识最重要的优点，是养成人们深度思考的习惯。

古代知识对解决当今问题的作用，显然远不如关乎现代国家及其相对近代历史的知识。传统教师的观点虽然在知识复兴的年代颇受赞誉，现在却渐渐变得过于狭隘，毕竟它忽略了15世纪后世界的发展。如果教导得当，不仅是历史和现代语言，科学同样会对文化做出贡献。因此，即便不为传统的教育体系辩护，我依旧可以说，除了最直接的功利性考虑，教育应该还有其他目标。我们如果从更广阔的层面思考实用和文化，会发现二者并不像它们的狂热拥护者以为的那样水火不容。

除了文化同直接效用绑定的情况，那些无助于提高技术效率的知识，也会带来各式各样的间接效用。在我看来，当今世界现存的一些最糟糕的状况，都可以通过鼓励学习这类知识以减少对单纯专业技能的一味追求而得到改善。

对大多数人来说，主观能动性如果完全聚焦于某个明确的目的，最终往往会引起神经紊乱的精神失衡。举个例子，大战期间，负责制定德国政策的人就在潜水艇战上犯下大错，导致美国站到了协约国一边。任何刚接触这个问题的人都能看出这一政策的荒谬之处，但当权者由于精神过度集中、缺少休息，反而无法做出理性判断。

如果试图完成的任务长期压抑本能冲动，人们也会遭遇同样的境况。日本帝国主义者和德国纳粹分子都曾由于精神上太过专注于完成某些任务而出现紧张的狂热。如果这些任务同这群狂热分子想象的一样重要且可行，倒或许会带来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大多数时候，这群人狭隘的视野只会令某些强大的抗衡力湮没无闻，或是将所有抗衡都视为需要用严惩和血腥手段去打压的魔鬼行径。

成人和孩子都需要娱乐，我是说，一段除了享受当下没有其他目的的活动时间。但假如享乐也需要目标，那就必须在同工作无关的事情上寻找愉悦和兴趣。

现代城市居民的消遣方式已经越来越倾向于消极和集体化，经常都是在被动观看别人的一技之长。当然，即便如此也远比没有强，但它肯定无法同受过教育、发展出无关工作的广博的智识兴趣相提并论。在合理的经济体系下，由于机器生产改善了人类的生活质量，人们的休闲时间应当大幅增长。不过，如果没有相当数量的智识活动和兴趣，过多的闲暇就容易让人无聊。有闲人士想要幸福就必须接受教育，除了具有直接效用的技术知识教育，还要有以精神享受为目标的教育。

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一旦文化被成功地吸收，便能够塑造人的思想和欲望，使他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将自己同广阔的非私人事务连接，而非局限在同小我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事情上。

人们过于理所当然地认为，一个人通过学习获得某种技能后，必定会凭借其造福社会。但狭隘的功利主义教育观忘了，培养理想和培养技能一样必要。未经培养的人性中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残忍，会通过形形色色的方式或轻或重地表现出来。学校的孩子经常欺负新来的或是衣着打扮与众不同的同学；许多女人（以及不少男人）会恶意散播流言蜚语中伤他人；西班牙人热爱斗牛，英国人喜欢打猎和射击。同样残忍的人性在德国屠杀犹太人、苏联消灭富农的运动中表现得更为深重。帝国主义为这种残忍的冲动提供了空间，战争中，残忍甚至会被神化为公民职责的至高表现。

虽然必须承认，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有时也残忍，但我认为有一点毋庸置疑，相较于心智尚未开化的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展示残忍的频率会低很多。制造校园霸凌的学生，成绩很少能达到平均水平；一旦出现动用私刑的情况，领头者几乎无一例外都愚昧无知。这并不是因为心灵教育能培养出积极的人道主义情感，虽然存在这种可能，而是因为它会让人关注虐待他人之外的其他爱好，提供支配别人之外的其他自尊来源。

世间众生最向往的无非是权力和仰慕。通常来说，无知的人只能依靠残忍的手段，包括蛮力征服来得到这两样东西。文化教养给人提供了危害性较弱的权力，以及更值得钦佩的获得仰慕的方式。在改变世界方面，伽利略的成就超过了任何一位君主，他的力量远比迫害他的人更大，因此，他没有必要反过来去当一个迫害者。

或许，“无用的”知识最重要的优点，是养成人们深度思考的习惯。世上有太多莽撞的行为，有些是因为事先没有考虑周全，有些甚至是根本不被理智允许的。人们在这方面表现出的偏见可谓千奇百怪。梅菲斯特对青年学生说，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结果，所有人在引用这句话时，就好像这是歌德的观点，但这明明是歌德心中的魔鬼才会对大学生说的话。哈姆雷特被视为只思考却不行动的可怕典型，却没有人视奥赛罗为只行动不思考的典型。诸如柏格森这类教授，看待实干家时总是一副势利眼，却大肆贬低哲学，说生活的最佳状态应当像骑兵冲锋。

于我而言，最佳的行为应当源自对宇宙和人类命运的深刻理解，而非某种浪漫却失衡的自信引发的狂热冲动。养成在思考而非行动中获得乐趣的习惯，可以预防愚昧无知和过度的权力欲，能令人在不幸中保持平静，在忧虑中保持沉着。只关注小我的人生或许迟早会苦不堪言，只有步入更为广阔、烦躁较少的宇宙，生活中较为悲伤的部分才会变得能够忍受。

养成深度思考的习惯益处多多，或微不足道，或意义深远。先说生活中的小烦恼吧，比如被跳蚤咬、火车误点或是碰上牢骚不断的商业伙伴。这些烦恼肯定还不用上升到反思卓越的英雄主义或人类暂时性弊病的层面，但它们引发的烦躁却能毁掉不少人的好脾气和生活乐趣。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从同这些烦恼或相关或假装相关的偏僻知识中找到安慰，即便二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这些知识也有助于将这些烦恼从大脑中抹去。

奇特的知识不仅能降低烦心事的不愉快程度，还能让开心事的愉快程度加倍。我之所以会更加钟爱桃和杏，是因为知道中国早在汉代初期，就已经种植这两种水果了；之后它们被伟大的迦腻色迦王扣押的中国人质带到印度，再传入波斯，最后于公元1世纪抵达罗马帝国；我还知道，“杏”(apricot)和“早熟”(precocious)一词源自同一拉丁语词源，因为杏成熟得较早，至于首字母A，则是因为错误的词源学被误加上去的。所有这些知识都令这种水果变得更加美味。

虽然零星的文化之乐对缓解实际生活中的琐碎苦恼有一定帮助，但深度思考更可贵的优点，却同生命中更沉重的罪恶、死亡、痛苦、残忍，以及国家盲目地陷入不必要的灾难有关。对一些人来说，武断的宗教已无法带来慰藉，他们必须找寻替代品，生活才不至于灰暗、严酷，充斥着琐碎的一意孤行。当今世界随处可见以自我为中心的愤怒群体，他们无法从整个人类的角度看待问题，相比退让一步，他们宁愿摧毁文明。再多的技术知识都无法治愈这种狭隘，因为这一问题实则关乎个人心理健康，只能从历史学、生物学、天文学以及所有无碍自尊心且能让个人正确看待自己的学问中寻觅解药。

人们需要的不是这样那样的具体知识片段，而是足以激发人类存在意义这一概念的知识：艺术与历史，了解英雄人物的生平，以及对人类在宇宙中偶然又短暂这一奇特地位的理解——都能激发对人类的自豪感：人类拥有观察与理解的能力，具备崇高的感情，能够透彻地思考，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广阔的洞察力同客观情感结合便会产生智慧。

无论在哪个年代，人生都充满痛苦，而我们这个时代的痛苦又远超前两个世纪。为了逃避痛苦，人们陷入琐碎、自欺欺人，甚至去创造庞大的集体神话。但从长远看，这些临时的缓解方式只会增加痛苦的来源。个人和社会的不幸只能靠意志和智慧的相互配合来减缓：意志的作用是拒绝逃避不幸或接受不切实际的解决方案，而智慧的作用则是理解它，如果有办法就补救，如果没有，就将其放在更大的背景中看待，接受其不可避免性，同时记住在它之外，还有其他地区、其他时代以及遥远的星空，这样不幸便会变得可以承受了。

现代城市居民的消遣方式已经越来越倾向于消极和集体化，经常都是在被动观看别人的一技之长。当然，即便如此也远比没有强，但它肯定无法同受过教育、发展出无关工作的广博的智识兴趣相提并论。

人们过于理所当然地认为，一个人通过学习获得某种技能后，必定会凭借其造福社会。但狭隘的功利主义教育观忘了，培养理想和培养技能一样必要。未经培养的人性中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残忍，会通过形形色色的方式或轻或重地表现出来。

最佳的行为应当源自对宇宙和人类命运的深刻理解，而非某种浪漫却失衡的自信引发的狂热冲动。养成在思考而非行动中获得乐趣的习惯，可以预防愚昧无知和过度的权力欲，能令人在不幸中保持平静，在忧虑中保持沉着。

只关注小我的人生或许迟早会苦不堪言，只有步入更为广阔、烦躁较少的宇宙，生活中较为悲伤的部分才会变得能够忍受。

广阔的洞察力同客观情感结合便会产生智慧。

文章来源：节选自《赞美闲散》，伯特兰·罗素著，仝欣译，湖南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