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帅的王牌部队：55年授衔却无上将

1955年9月的全军大授衔，是新中国成立后，乃至人民军队建军以来的首次正式授衔，一批为共和国缔造立下功勋的将领被授予了同本人革命资历、贡献相当的将帅军衔。

纵观此前解放战争时期的各大野战军王牌军，其首任军长大都被授予上将军衔。如四野的第38、39和40军首任军长李天佑、刘震和韩先楚，三野第20、27军的叶飞、许世友，以及一野第1军的贺炳炎等人，均是排名靠前的上将军衔。

不过，几家欢喜几家愁，作为二野头等军之一的第12军，却在1955年全军大授衔中罕见的未出一名上将。

要知道，12军在解放战争时期是刘邓大军中攻坚克难的头等主力，一直被刘伯承元帅视作“心头肉”，而12军军长，正是因作战勇猛而被冠以“王疯子”之称的虎将王近山。

看过电视剧《亮剑》的人，大都对嫉恶如仇、胆大心细的主人公李云龙记忆犹新，尤其是他那句“逢敌必亮剑”更是让人听的心潮澎湃。

其实，作为李云龙原型之一的王近山，在战场上的表现丝毫不亚于对方。

12军的前身是中原野战军第6纵队。这支部队的基础是太行军区六分区机关以及直属队，之后陆续吸收了韦杰、石志本、秦基伟和向守志等支队后整编而成，下辖16、17、18三个旅，共计1.3万人。

1946年7月，王近山和杜义德分别就任6纵司令员和政委。一个是出了名的“逢敌必亮剑”的猛将，一个是兼具战斗精神和政工能力的虎将，在刘伯承看来，二人是当之无愧的“文武双全”组合。

除了两位主官外，6纵下属的三个旅长也都是精兵强将，尤太忠代理16旅旅长，李德生任17旅旅长，肖永银任18旅旅长，可谓是人才济济，将星如云。

解放战争全面打响后，6纵很快也迎来了一展身手的机会。1946年9月初，国军在参谋总长陈诚和郑州绥署主任刘峙的部署下，动用30万人马，兵分两路进犯晋冀鲁豫军区。

此时的刘邓大军满打满算不过5万人，正面硬拼肯定不可行，只能先设法歼敌一路。随即，刘伯承将打击目标放在了孤军深入的整编第3师身上。

整编第3师曾在抗战时期参加过滇缅公路的对日作战，1.4万人的部队属于半美械装备。早在中原突围时，第3师就凭借战车快速突进的方式给我军后卫部队造成了较大损失，虽非国军五大主力，但也不是那么容易对付。

由谁来打头阵，刘伯承也拿不准。毕竟这场硬仗打不好，部队可能就会散架。战前会议上，正当众将陷入沉默之时，王近山第一个站出来主动请战：

讲到动情处，王近山当场向刘、邓二人立下了“军令状”：

此言一出，刘伯承也为之动容，当即支持同意了王近山的想法。

9月7日，6纵第18旅冒雨向大杨湖一带敌人阵地发起猛攻。至天亮时分，敌59团2个营全部被歼，而我军也付出了相当的伤亡。好在6纵虽然装备不济，但前赴后继地集体冲锋刺杀，最终让整编第3师全军覆没，师长赵锡田也成了俘虏。

此战过后，异军突起的6纵一跃成为中原野战军的头等主力纵队，每逢恶战，6纵必一马当先。

1947年夏天的挺进大别山战斗中，王近山率6纵一马当先，担负起最为艰险的先锋任务，与刘邓一同留在汝河北岸作战。

此时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形势千钧一发，空前危急。因病暂离指挥岗位的王近山，将6纵指挥棒交到了杜义德手中，而后，18旅在前、16旅断后，掩护全军杀出一条血路，顺利渡河。

多年后，当时任16旅旅长的尤太忠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仍难掩内心的骄傲与自豪：

不仅如此，在老蒋这边的官方档案中，也对中原野战军6纵有着极高的评价，称该纵队“长于攻坚，指挥以及纪律均佳，共军称之为主力纵队”。

1948年夏季的襄樊战役中，伤愈归队的王近山指挥6纵在短时间内攻破襄阳天险，歼敌两万，俘虏了守将康泽、郭勋祺等人，被朱老总形象评价为“小型模范战役”。

举世瞩目的淮海战役中，王近山和杜义德的6纵依然担负着中原野战军的主攻任务。面对美械装备的黄维兵团，6纵与华野7纵强强联合，在大王庄与敌军展开反复厮杀，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也最终赢得了战场的胜利。

只不过，有着“一将功成万骨枯”强烈感受的王近山却并没有大捷后的喜悦，这场战役胜利背后的代价是包括6纵在内的众多战士们的流血和牺牲。

三大战役过后，中原野战军改编为第二野战军，王近山就任第3兵团副司令员兼12军军长、政委，杜义德则被调往第10军任军长。肖永银任12军副军长兼参谋长，原16、17、18三个旅分别改称34师、35师和36师，师长分别为尤太忠、李德生和邢荣杰。

之后，12军陆续参加了渡江战役和解放大西南的战役，在完成西南剿匪任务后，又随即奔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著名的上甘岭战役进入白热化阶段时，王近山命李德生带领12军火线驰援，最终大获全胜。

如今提及上甘岭战役，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秦基伟的15军，但很少有人知道，真正奠定战役最终胜利的“定海神针”恰是李德生率领的12军。

朝鲜战争结束后，12军众将领也陆续回国并被调往全国各处任职。

王近山先后在山东军区和北京军区任职副司令员，而后又任公安部副部长、南京军区副参谋长、军区顾问等职；杜义德则转向海军，历任解放军海军副政委、海军第二政委，改革开放后又担任过兰州军区司令员一职。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王近山最信任的部将李德生，成为12军众将中成就最高的一位。从1969年开始，他先后担任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等职。还在1973年8月30日的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副主席。

尤太忠则先后在北京军区、内蒙古军区、成都军区和广州军区任职，始终处在大军区司令员级别的岗位上；肖永银则历任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员、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和武汉军区副司令员。

在1955年的全军大授衔时，王近山和杜义德都被授予中将军衔，而肖永银、李德生和尤太忠则被授予少将军衔，一个上将都没有。不过，1988年恢复军衔之时，尤太忠和李德生都荣膺上将军衔，也算是弥补了12军的“历史遗憾”。

但相比这些而言，更让人感动的是12军诸将领之间牢固不破的情谊。王近山因个人问题而被下放农场后，老部下尤太忠找到了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请他代为向毛主席申请安排王近山复出工作。

最终，王近山被重新任命为南京军区副参谋长。抵达南京任职时，三位军职干部——尤太忠、肖永银和吴士宏亲自来到火车站迎接。

1974年初，李德生有意无意地在邓公面前提及王近山的境遇。他先是回忆起在六纵的岁月，而后又聊到了当年精彩的定陶战役。听出弦外之音的邓公大为感慨：

随后，在他的关怀下，王近山被安排为全国政协常委。1978年5月，63岁的王近山因病逝世，悲痛万分的肖永银亲自为王近山撰写了一篇悼词，将他生前担任的南京军区副参谋长的“副”字划掉了。改动后的悼词传到邓公办公室不久，新的指示便很快传达到南京军区：

看似是一个细微改动，却显得不同寻常，王近山葬礼的规格立时从正军级调整为大军区正职。

如今，12军的众将虽皆已作古，但其牢固的情谊和强大的凝聚力、战斗力却依旧显得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