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金山和约签订后，美国要日本与蒋介石媾和，日本为何犹豫不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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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金山和会以不邀请北京和台湾任何一个自称代表中国的政权参加，回避了盟国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无法调和的分歧，虽然印度、缅甸以中国不能参加，拒绝参加和会，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以中国没有参加拒绝签署《对日和约》，但美国却以此保证了绝大多数国家签署了由美国所设计的《对日和约》，回避问题并不意味着解决问题。

旧金山和约签署后，美国同样需要面对如何签订中日和约的问题。

杜勒斯在1951年6月赴伦敦同英国交涉时，曾与英国外交大臣莫里逊就有关中国问题达成过谅解。伦敦谅解是这样表述的：对日和会不邀请任何一个中国政府参加；“日本将来对中国的态度”，将由“根据和约赋予了主权与独立地位的日本自身”来决定，这是非常模棱两可的措辞。

它既符合杜勒斯的要求，使其能够以日本将与国民政府签约来安抚美国国会的“中国帮”，确保对日和约能在美国参议院通过；同时也为作出让步的英国政府保留了一些面子，使其能对国内舆论有所交待。

英国外交大臣莫里逊在6月11目劝说英国内阁同意这一谅解时曾强调，美国不会强迫日本选择台湾，而杜勒斯也建议英国自身对日本政府施加影响力。

但是，莫里逊并不知道，早在赴伦敦与英国就中国问题进行交涉之前，杜勒斯便已经通过国务院驻日代表西博德从日本政府获得了保证“日本政府无论如何都不愿由中共政权签字。基本上日本政府希望与国民政府媾和，它被认为值得日本支持”。

杜勒斯是在确认了这一点之后，才在伦敦压迫英国政府屈服于美国，6月15日，杜勒斯从伦敦回到华盛顿后，立即与台湾当局驻美“大使”顾维钧举行了会谈，杜勒斯告诉后者，英美的折衷方案虽未能满足台湾需要，但“十之九成当如贵国意，故余视为交涉胜利，亦即国民政府之胜利”，杜勒斯还表示，美日之间关于日本与台湾签约一事已有谅解，腊斯克特意嘱附，此事不可外泄。

但是，曾经是主要战胜盟国之一的中国被置于让战败的日本自由选择的境地，毕竟令国民党政权感到莫大屈辱，6月19日，蒋介石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表示国民政府不承认英美在伦敦作出的排除国民党与会的任何妥协。考虑到国民党对美国议会的影响力，杜勒斯一方面让美国驻台公使兰钦在台北与台湾外长叶公超频频沟通，自己也在华盛顿与台北驻美大使顾维钧连续会谈；另一方面，他也与美国国会“中国帮”的主要成员、蒋介石的老朋友亨利·鲁斯(《时代》周刊创始人)、保罗·道格拉斯、周以德等接洽，以争取他们对政府立场的支持，保证将来对日和约的通过，杜勒斯说服了“中国帮”议员们不坚持邀请国民党参加旧金山和会，但后者却表示，需要看到日本与台湾国民政府签订和约，建立外交关系。

8月初，旧金山和会尚在准备中，关于日本可能会同共产党签约的风言四起，国民党方面不断要求得到确切保证。为加强对对日和约的超党派支持，艾奇逊要求西博德在东京敦促日本政府立即在台湾设立海外事务所，以便开始日台双边协定的非正式讨论。

但是，日本首相吉田茂考虑到英国和英联邦国家的反应，表示异议；吉田向美国保证，日本会在旧金山和会之后立刻这样做。8月4日，西博德在发给华盛顿的电报中同意吉田的观点，称：

8月6日，吉田茂又致信杜勒斯，表示日本明白美国对中国问题的关心，日本政府正准备考虑派将作为藏相候选人的河田烈到台湾去做经济顾问，签署(旧金山)和约后日本也会在台湾建立海外事务所。信中吉田又再度保证，日本无意与共产党政权缔结双边条约。但杜勒斯仍然不放心。

8月10日，他提醒日本人，尽管不能无视台湾不能行使对中国全部领土和人民的主权的事实，但希望日本政府考虑，国民政府参加了对日宣战、参加了联合国和其他的国际机构、管辖着相当的资源与人口领土，在经济上对日本也相当重要。

由于没有公开迹象表明日本是否或何时将会同国民党政权谈判双边条约，美国国会也展开了对已公开的对日和约的批评。不过，由于杜勒斯事先沟通，对旧金山和约批评得最激烈的，不是一向要求援蒋援华的“中国帮”，而主要是共和党的保守和孤立主义者。

因为这时候由于柏林危机、朝鲜战争等导致的东西方关系紧张，再加上“失去中国”的直接影响，美国国内反共的麦卡锡主义正盛行一时，8月23日，美国参议院会议展开了对这个问题的辩论。

会上，内华达州的参议员乔治·马龙强调，日本将会在美国对日援助停止之后与中共大陆贸易，所以，日本会在对日和约批准之后承认中共政权。印第安纳州的参议员威廉·杰纳也宣布，对日和约是“一次欺诈行为是一个愚蠢的陷阱，是为颠覆中国的马歇尔计划的重复”；日本在获得独立后，必定会与中共贸易，而贸易会成为共产主义进入日本的手段。

已被推选作为会议观察员参加旧金山和会的内华达州民主党人帕特·麦卡瑞也表示，“我们去（参加旧金山和会)的这微不足道的胜利所付出的代价，是告诉全世界：我们害怕触碰红色中国和国民党中国的问题；我们由于害怕而未能邀请国民党中国。”

帕特·麦卡瑞因此反对所有将对日和约视为美国对苏联压倒性胜利这一类的言论。由于对日本政府在中国问题上态度的担心，许多美国参议员都感到有必要让日本政府在恢复主权之前事先表态，正因如此，1951年9月12日，在旧金山和会结束后4天，参议员诺兰才能在24小时内组织起98名参议员中的56名向杜鲁门总统联名请愿，要求“在参议院批准对日和约之前，我们希望澄清，我们将认为日本承认中共或与中共政权进行双边谈判，违背了日本和美国两国人民的最大利益”。

签名者虽以“中国帮”和麦卡锡主义的支持者为主，但是后来诺兰表示，如果有时间准备更充分，签名人数会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诺兰无疑是对的。后来在参议院就北京参加联合国问题进行表决时，投票的结果是90：0，全体参议员一致反对北京加入联合国。

旧金山会议结束后，9月9日，英国外交大臣莫里逊在从旧金山去往华盛顿的飞机上，又向杜勒斯强调了英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直到条约生效之前，不要让日本对中国的立场具体化。”

但是杜勒斯却对此并不以为然。他告诉莫里逊，日本政府是强烈反共的，不赞成大陆上的共产主义，它将会同国民党政府保持友好关系；美国不会无限期压制日本政府的自然愿望，美国也没有必要暗示日本，对中华民国政府的认可，就是认为台湾可以代表整个中国发言和缔结和约。

英国很清楚，考虑到中日贸易前景以及今后外交的灵活，日本政府不会轻易封闭与大陆关系之门。英国准备以自己对伦敦谅解的理解向日本政府施加影响。旧金山和会之后，英国派驻东京的新外交代表丹宁爵士便开始说服日本，努力使其承认北京政权。

英国对日本的理解是对的。吉田的确不愿封闭与大陆关系之门。在1951年1、2月间杜勒斯第二次访问东京时，吉田便向杜勒斯大谈中日贸易的必要。2月16日，在杜勒斯离开东京后的第五天，吉田给杜勒斯写了一封信，谈了他对中国问题的态度。

吉田的表现很快让美国感到不放心了。1951年10月，日本国会开幕。刚刚签署的《对日和约》和《日美安全条约》是辩论的焦点。10月16日，当被问到准备选择北京和台北哪个政府和谈时，吉田闪烁其辞，表示日本会在承认中共的问题上“等着瞧”，一方面说希望与国民党建立关系，与共产党国家的外交关系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又表示，由于有必要同中国大陆展开贸易，也希望与共产党打交道，如果北京也有意，甚至可以考虑在上海建立海外事务所。第二天，吉田又表示，“我不知道我们怎样能尽快[与中国和苏联]谈判和约。我们将等待并观望事态发展。”

18日，在众议院回答前首相芦田均对和约和日美安全条约提出的质疑时，吉田进一步表示，虽然日本有权选择同哪个中国媾和，但必须要慎重考虑与各国的关系，他准备推迟做决定。

海外事务所是日本在占领状态下可以派驻外交使节的最高级机构。

由于日本尚未在台建立海外事务所，台湾方面很紧张。10月25日，台湾以董显光在东京非正式地向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冈崎胜男打探情况、冈崎表示，“我国所顾虑者，深恐与贵国订立双边和约后，势将引起大陆中国国民对我之仇视，故不得不设法避免此种情形”；“我国现在政策即为徐待时机，至少在已签订之和约未批准之前，不致有何行动，俟我国独立自主后，自将充分研究于何时与中国签约以及与何一中国政府签约。我国固极重国府，所惜者国府领土现仅台湾耳。"

更令台湾不能接受的是，10月30日，吉田在议会回答羽仁五郎就日本怎样与中国、苏联缔结和约问题的质问时又表示，日本现在有权选择媾和的对手，但如何行使此权，应考虑客观环境，考虑中国情形，及其与日本将来的关系，不拟轻予决定，固然毫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

吉田的讲话引起台湾的恐慌和华盛顿的紧张。第二天，台湾外交部长叶公超立即约见了美国驻台公使兰钦，对吉田讲话表示“严正抗议”。虽然考虑到吉田可能只是基于国内政治考虑做那样的发言，但美国方面也担心吉田在中国问题上摇摆会给参议院批准和约带来麻烦。

11月5日，国务院通过兰钦向台湾复电，明确表示美国政府反对日本政府方面与中共拉拢关系之任何企图，反对日本政府与中共之间交换海外代表处，并已向日本政府强调上述意见。兰钦还向叶公超表示，希望台湾在这个问题上保持克制，因为美国要保证和约在参众两院的通过，也希望与英国新上台的保守党政府在远东问题上进一步合作。

在国务院内，一些官员同意日本外务省的解释，吉田茂“轻率的”讲话并不表明与国民党缔结双边条约政策的变化，仅仅是为了获得在议会中的社会党右翼对条约批准的支持，并避免在各国的条约批准程序之前，引起英国和英联邦国家的反感。

但是，基于对吉田的了解，杜勒斯并不认可这种看法。他告诉顾维钧，吉田的讲话提醒他，至少日本政府对于与国民党签署协定的意向并不像当初那般坚定，某种意义上听起来很明显，在所有有关中共和国民政府承认的问题上，日本是“采用了对美国的两面政策”。

由于确保旧金山各条约的通过是关键，杜勒斯告诉国务卿艾奇逊，取得日本人对未来与台湾确定关系意向的可靠证明“绝对必要”，否则便很难控制旧金山诸条约批准的时间。

美国参议院就对日和约问题的公开听证会将从1952年1月开始，杜勒斯决定带着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远东分会的两个参议员一民主党的约翰·斯佩克曼和共和党的亚历山大·史密斯，12月一起到东京去见日本官员。

由于涉及伦敦谅解，杜勒斯派麦钱特赴伦敦，与新上台的丘吉尔保守党政府先行协调。几天谈判之后，麦钱特与英国外交部官员达成一项协议，即：英国政府不反对日本与国民政府就双边条约立即开始“初步讨论”，但该条约应至旧金山和约生效之时方可签订。但是，新的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却认为，这一协议不完全符合伦敦谅解，会损害《对日和约》在英国国会的通过而拒绝签署。

总体上，英国所关心的既有面子问题，也有经济方面的考虑。让美国轻易如愿，同意日本与台湾建交，等于是公开承认英国对美国的妥协。同时，日台建交也意味着使日本贸易从大陆转向东南亚，而将损害英国外汇收入的来源。

美国虽然感到问题的复杂与麻烦，但考虑到《对日和约》在英国的通过，艾奇逊同意艾登的建议，让杜勒斯在东京会见英国驻日代表丹宁，再进一步讨论此事。

国务院官员相信，一旦英国众议院批准条约，艾登便可能不再对伦敦谅解“如此神经过敏”，11月下旬，英国就对日和约的问题举行了议会辩论。就辩论的情况来看，议会有关对日和约的问题的关心主要停留在经济问题上。来自西北纺织工业地区的工党“后座”议员回忆起1930年代日本廉价纺织品倾销对英国纺织业的冲击。

但总体上，英国议会并没有打算因此便对和约的生效设置障碍。议会表决的结果说明了这一点。11月26日，《对日和约》在二读时无惊无险地以382票赞成33票反对在英国下院获得通过。反对者主要是上述工党的“后座”议员，也有对美国控制下的旧金山和会感到愤怒的左翼。12月4日，和约在英国上院也获得通过。

随着《对日和约》在英国议会通过，美国决心向日本施加压力，使其痛下与台湾订交的决心，以确保和约在美国参议院的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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