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逝世后，拟定的抬棺人都有谁？照片中为何凭空多出了一双手

葬礼那天，照片上多了一双手，没人知道是谁的，名单上16个人，照片上却是17只手。

不是笔误，是事实，很多年后，这只“多出”的手成了问题，那一只手，戳穿了所有“安排好”的叙事。

名单上的人，不都在场

我第一次看到那张照片，是在上海图书馆档案室，黑白的，发黄。

鲁迅的棺木被八人托举，画面左上角，赫然伸出一只手，没脸，没身影，像是某种执念，挣扎着入镜。

抬棺的人应该是16个，巴金写过，八人一组，途中换班，走完十几里地，“我和胡风一开始抬，后来交给黄源、鹿地亘他们。”他说得清清楚楚。

可是，照片上的时间点对不上，那一刻，巴金还在位上，换班没发生，手不是多出来的，是突然出现的。

这就奇怪了，名单是有的，按鲁迅死后的左联主导，确定了“抬棺十六人”，胡风、欧阳山、聂绀弩这些人，是铁定的。

还特意找来了鹿地亘，一个日本人，有人不理解：鲁迅葬礼，让一个外国人抬棺？

不是偶然，鲁迅生前力挺鹿地亘，给他出版、请他吃饭，还帮他顶过国民党的笔诛口伐。

“我只帮清白人”，鲁迅写信时这样说，一个不站队的日本左翼青年，站到了鲁迅的葬礼队伍里。

可是，这不代表名单就干净，萧军的名字在文献里反复出现，和肖乾并列，但问题是，两人之间有矛盾。

萧军当时和萧红已经闹掰，他又是个性格爆裂的人，没人能确定，他那天是不是全程抬了。

还有孟十还，翻译家，身体瘦弱，档案里有人提到，“他那天只是陪走，没真抬。”如果这是真的，那空出来的位置是谁顶上？

没人记得。

“我们那时候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把鲁迅送好。”黄源在1980年代的回忆录里说。

他当时才二十多岁，是鲁迅一手拉起来的文学青年，可惜，照片里并没有他，又一次对不上。

也就是说，这场葬礼上的“16人”，实际可能连“16双手”都没对上。

那一双手是谁的

我查了照片拍摄者，是大公报的一位随队记者，底片现存在北京某馆档案室，用的是当时最新的莱卡A相机，镜头是50mm定焦。

也就是说，照片不是随手一拍，而是记者选定角度精心取的景。

按相机对焦范围计算，画面边缘的那只手，只能是站在队伍最边上的人伸出来的。

也就是说，那个人，本不该入镜。

那年送葬队伍走了一个多小时，路上不断有民众加入，最初设定的顺序，到底有没有被打乱，没人说得清。

但有一个人提到过这件事，叶圣陶，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了一段话：

“走着走着，有青年人忽而冲上前，掀开挽联，伸手帮着抬。”

这一句话，和那张照片，正好对上了。

不是抬棺人的手伸出来了，是有人临时加入了抬棺。

这在逻辑上解释得通，队伍走到半程，情绪高涨，现场无警戒、无军警，全是民众和自发组织。

一个青年人冲进队伍，从棺木下方插进去一只手，不是没可能，鲁迅的影响力，正是在这样的情绪里升腾起来的。

这只“非法之手”，成了破绽，成了冲动，也成了控诉。

事后很多人试图对这只手做解释，但都绕开了一个问题：这是不是一个无权者短暂的表达？

他没有名字，没有名单，他也许只抬了几步，但他闯入了那张本应“整齐划一”的官方镜头里。

那年是1936年，离全面抗战还有几个月，一个普通人，把手伸向了鲁迅的棺木。

这是一次自发，是一次越界，是一次冒犯，也是一次沉默的宣言。

而这件事，没人追责，没人阻止。

这和后来流传的那种“由左联组织、顺序井然、16人抬棺”的版本，产生了根本矛盾。

你要秩序，还是要真实？

你要一张干净的历史，还是一张浸透情绪的记录？

这不是一场葬礼，是一场对抗

“国民党不愿承认鲁迅。”这是沈钧儒在葬礼后讲过的话，地点是《申报》编委会上。

他手里拿着那面白底黑字的横幅，“民族魂”三个字，是他写的，写完他就说：“你们送，他是你们的。”

这不是礼貌，是切割。

1936年10月19日清晨，鲁迅在内山书店楼上的家中病逝，消息当天传遍租界和左翼圈子。

《申报》头版未登，只在内页放了“文化人去世”一栏，政府无公告，无吊唁，无公祭，只是简单一句：“鲁迅去世。”

但左联动了，周文、胡风、肖乾，连夜起草悼文，联系媒体，印传单，第二天，《大公报》《文学旬刊》全文转载。

“中国最硬骨头的文人走了”，这句标题在街头传疯了，政府没有出面禁止，却封了路。

葬礼前一天，公共租界工部局以“防疫”为由，对万国公墓周边实行交通管制，沿线巡警密集。

可奇怪的是，现场并未驱散群众，甚至警员都站在路边沉默。

他们知道这不是鲁迅一个人的事。

上海左翼文化圈早在1931年就尝试建立统一战线，鲁迅是精神领袖，不是政治头目，但他的话、他的态度、他的行动，全在默默推线。

他救过胡风，保过柔石，顶过内斗，他不是领导，但他总站在最前面。

所以这次送葬，成了一次集体“登台”。

那天早上，鲁迅灵柩从多伦路的寓所出发，沿北四川路、四川中路、福州路，最后抵达万国公墓，行程约10公里。

送葬队伍先是两三百人，到市区主干道后，迅速膨胀，当队伍抵达公墓门口时，已有万人簇拥。

有旗帜，有挽联，有横幅，有人喊口号，有人唱《国际歌》，没有官方安排，却异常整齐，所有人都把鲁迅当成自己人。

对面的人，也只能看着。

当天下午，南京方面通过“文化部新闻处”给出一句回应：“文学界一损失，文化界当自奋起。”没有人署名，没有官员露面。

这是一种回避，也是一种恐惧，他们知道，鲁迅的死，比他的活更可怕。

死者无言，活人开口

葬礼当天，周作人没有出现。

鲁迅的弟弟，北大教授，语言学者，晚年住在北京福寿巷，那几年他们彻底断绝。

自1930年分裂以来，两人没再见过面，甚至，鲁迅去世后，周作人也未写悼词。

这一沉默，本身就说明了一切。

当时的左联是“团体作战”，抬棺的人全是自己人：周文，组织部部长；胡风，宣传骨干；肖军，萧红的丈夫，也是铁杆左翼；孟十还，翻译红色文献，没有一个人是“中间人”。

鲁迅死后，他的棺木由左联抬起，由左翼送行，由群众簇拥，他的家属、他的原生家庭，统统退场。

这不是家族葬礼，这是集体接管。

而就在送葬队伍浩浩荡荡经过南京路时，有人在日记里写下一句话：“活人开口，死者闭嘴。”

这句话说得准。

抬棺的人在讲话，挽联在讲话，群众的脚步在讲话，所有人都在用行动说一句话“鲁迅不是你们的。”

这句话，后来沈钧儒公开说了，“民族魂，不属于政权，属于民众。”

巴金在悼词中说：“鲁迅先生没有留下遗嘱，但我们都知道他想把中国写好，他写不完了，我们接着写。”

肖乾写：“那天我摸着棺材的角，手发抖，我以为我会崩溃。”

聂绀弩不说话，他写了一首旧体诗，用的是《离骚》格式，后来在延安印成小册子传开。

内容是控诉，也是祭文，他的第一句是：“苍天何毒也，夺我鲁迅公。”

你读得出，那是压着火写的。

胡风后来在延安讲课时说：“那天我没哭，我知道我们不能哭，鲁迅死了，但我们还在。”

这句话后来成了口号：“鲁迅死了，但我们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