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模式四十年

尊重人性、释放活力、相信市场。

文 | 华商韬略 峨眉峰

2006年7月，地中海的尽头泛起硝烟，七月战争进入第二天。

以色列国防军轰炸黎巴嫩贝鲁特国际机场和南部地区，造成27人死亡。

战争开始的同一时间，几位温州商人从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国际机场出发返回上海。

他们是应以色列驻沪总领事顾特曼的邀请，前往以色列考察当地商机的，却意外地偶遇这场战争。

这群商人中就包括均瑶集团创始三兄弟的老三王均豪。1991年兄弟三人出资承包了一条从长沙到温州的空中航线。这是民营资本第一次进入国内航空业，被时人称为“胆大包天”。

战争中的以色列人颇具浪漫主义气质。一位以色列空军军官赶着早上去轰炸黎巴嫩，就为了能在晚上回家陪妻子到海边散步。

这种微妙的松弛感也让几位温州老总并未感受到战争的紧迫。在特拉维夫，一位女兵还与他们轮流合影。

“亏本的生意没人做，杀头的生意有人闯”，战争对温州人就不是个事。

当年在伊拉克，美联社刚发布战争结束的消息后，几十个温州人就从巴格达的废墟里钻了出来，和幸存的伊拉克人谈如何重建新油井。

历经千辛万苦，也要走遍千山万水是温州人被地缘环境打磨出的品格。

这里面朝东海，三面环山，耕地稀少，台风频发。没地可种的温州人只能在家经营手工作坊，为了打磨产品，每天窝在家里996，再靠着两条腿把货卖到全世界。

这在1985年被《解放日报》概括为“温州模式”。干部把乌纱帽放在办公室里，人到下面领着老百姓去办厂子；老百姓再把脸皮撕下来放在家里，人到外面去做生意。

而后的40年间，温州人把“温州模式”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推广复制，形成一个个“温州街”、“温州城”。

时至今日，温州模式仍然具备鲜活的生命力。

【八大王与萌芽中的温州民营经济】

1982年，温州乐清县柳市镇，一场大抓捕正在酝酿当中。

“螺丝大王”刘大源一早起来，发现街上居然贴出了“狠狠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标语。

在他身后，还有便衣盯梢。

做生意的人通常嗅觉敏锐，刘大源当即决定跑路——趁人不备钻进小巷，回家取出几万块现金来到河边，跳进一只小木船。

狼狈跑路的刘大源只穿着背心裤衩。

刘大源是温州第一批生意人。1969年高中毕业后，他不愿进国营厂，宁愿去做买卖。

当年柳市镇的家庭作坊，主要产品是断路器、继电器、行程开关、交流接触器等小电器产品，刘大源就倒腾做小电器用的螺丝。

可以说刘大源之于当年的温州低压小电器，如同今天的黄仁勋之于ChatGPT。

那时候，上海的国营标准件厂也只有2万多种螺丝，刘大源的店里却有4万种之多，堪称“螺丝博物馆”。

市场传言，上海国营标准件厂是刘大源给干黄的。

靠卖螺丝致富的刘大源1977年就在家里装上了电话，电话号就三位数：282。

当时镇政府都在用手摇电话，动不动就打不通，有急事打电话就得找老刘。

手握电话筒的刘大源十分跋扈。干部想打得提前一天找他预约：他高兴就让打，不高兴就别打。

1980年，刘大源又买了柳市的第一台摩托车，开在路上炸街。

那是一个“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代。真理被解放后，“东方犹太人”一夜觉醒，“前店后厂”“挂户经营”的家庭作坊开始冒头，柳市人个个是大王。

除了刘大源以外，还有“五金大王”胡金林、“目录大王”叶建华、“矿灯大王”程步清、“翻砂大王”吴师廉、“胶木大王”陈银松、“线圈大王”郑祥青和“旧货大王”王迈仟。

“八大王”的生意都是用最简单的手工劳作，生产各种工业产品，除了“目录大王”叶建华。

他原来是开照相馆的，柳市小家电火了之后，他拿着相机给小家电拍照片，还在照片上备注产品名称、规格、型号等，最后形成了一本《电器产品样本》，让走出温州卖货的供销员随身携带，方便客户看货。

叶建华的生意有些超前，到被抓时只赚到4万多块钱。

20年后，一位杭州的小个子把叶建华的目录用互联网重新做了一遍，一家要做102年的企业就此诞生——叶建华也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阿里爷爷”。

叶建华还在小打小闹，其他几位“大王”的生意却在慢慢做大，刘大源家里安上了电话机买了摩托车，另外几人也不遑多让。

像胡金林，乐清税务局去查他的账，发现他账户上有120多万存款，一个人顶几个社队的产值。

一位颇有资历的干部，拿着账本找胡金林谈话：“老子两万五千里长征过来，工资才381块，你小子一年赚几十万！不是挖我社会主义墙脚吗？”

“你凭啥这么有钱？”此话一出，胡金林就知道“八大王”危险了——你办厂子、盖洋楼、骑摩托、打电话，可你那个厂子究竟是“姓资还是姓社”呢？

柳市镇山雨欲来，直到1982年，悬剑落下。

1982年1月和4月，国务院两次发文，要求打击经济犯罪，严惩投机倒把。一场“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在全国开展。

站在市场经济下的能人们被以“投机倒把罪”的罪名抓了一批，“柳市八大王”首当其冲，被列为重要打击对象。

他们中6人被捕入狱、只有刘大源和胡金林跑了，罪名最重的王迈仟被判处7年刑期。

自八大王以下，柳市的个体户逃的逃、被捕的被捕，七零八落，乐清的产业发展也遭受全面重创。

为了整肃温州民营经济，擅长“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山东人袁芳烈，左手“军令状”，右手是“尚方宝剑”，早在1年前就到温州当了市委书记，抓“八大王”就发生在袁芳烈上任初期。

抓了“八大王”之后，袁芳烈发现事情不对，打击投机倒把好像救不了温州经济。

当年温州有三分之一的国营厂垮了，袁芳烈想把这些厂子扶持起来，到处帮他们找钱、找项目，却毫无起色。而一个老太太用五台土制机子织松紧带，一年却能赚6000块，比他这个市委书记还有钱。

“专业户”“家庭工场”“联户企业”“供销员”“挂户经营”“私人钱庄”，……这些温州人口中的新名词，让袁芳烈听得满脑门子问号。

袁芳烈也在调研中思考，其实这些事物在温州曾不止一次地出现过，但每次都让他们这些“剪刀手”给“咔嚓”了。

恰恰正是这些分散、零星的，规模不大，数量不多，有的甚至是“非法”的东西，反而具备顽强的生命力，撑起了温州的经济。

个体经济红红火火，国营经济半死不活，袁芳烈把“军令状”搁在一旁，屁股一歪，坐在了民营经济这头。

可温州的民营经济早就被之前的运动搞得七零八落，“大王”们也跑的跑，抓的抓，民营经济的信心已经跌入谷底。

袁芳烈召集重点户和专业户代表开会，没人敢来，甚至有的代表连夜打包行李跑路。

“八大王”还被关着，你老袁搞这一出，到底是不是鸿门宴？

老百姓用脚给袁芳烈指路，想让温州人有信心继续“走遍万水千山”，首先要先把“八大王”放出来看，给他们平反。

改革的政策恰逢其时。1984年，中央第三个“一号文件”指出，要疏通流通渠道，发展商业生产。借此东风，时任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的袁芳烈，在省委常委电话会议上提议要给“八大王”平反，得到一致同意。

1984年年春，在全市乡镇书记以上干部大会上，温州市委公开宣布为“八大王”彻底平反。

“八大王”沉冤得雪，重拾温州人的做生意信心，温州的家庭手工业再次“井喷”，引领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

1985年，《解放日报》刊发报道《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正式提出“温州模式”，主要特点是以家庭为单位生产、通过专业的农民供销员，从全国各地采购原材料。

温州人“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吃尽千辛万苦”，也要把商品卖到全国各地。

温州个体商业的“井喷”现象吸引了社会学家费孝通。他为“温州模式“”做了定调式的总结，说温州的经济发展是以商带工的“小商品，大市场”。

这六个字的内涵，在此后的四十年被无限延伸。

【一场打假打出两家500强】

“八大王”的平反，带动了“温州模式”的爆发。

袁芳烈也因此被称为“温州模式”的“接生婆”，1985年他离开温州时，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已经翻了一番。

在袁芳烈的主持下，温州全民动员，每人出资3元钱创办了温州大学，补足当地高等教育的短板。

到1986年底，当时人口约600余万的温州共有120万人从传统农业转入工商业，家庭工业已飞涨为14.65万户，拥有470多个专业市场，10万农民购销员驰骋大江南北。

温州迎来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黄金年代”。

生意越做越大，温州人走进了自己的舒适区，他们在商业上的狡黠开始暴露。

在温州泰顺，当地村民从全国各地的国营厂骗来了大量二手设备。设备运到，农民就在报纸上发讣告，说接收设备的人死了，国营厂总不能向黑白照片讨债，只能自认倒霉。

这套沾点黑色幽默的把戏，被泰顺人玩了几年，在当地形成了一个二手设备的专卖市场。

商业秩序开始崩坏，产品的假冒伪劣也就不再意外。

1989年8月，时任浙江省副省长柴松岳，带着财政厅和交通厅的两位女副厅长到北京出差。

8月的北京天气闷热，宾馆里冷气给得十足。

几个人刚说了两句话，有些着凉的柴松岳就打了个喷嚏——皮带断了。

这条皮带是柴松岳2个月前到温州出差花5块钱买的，陪同的温州副书记亲自带他去著名的苍南市场挑选，货摊的老板也拍着胸脯说，这是真牛皮。

新皮带怎么就断了呢？

柴松岳把皮带抽了出来，发现里面是一层马粪纸，外面用破布包起来，再用胶水粘起来，最后用塑料压起来，只是看着像真皮的。

此时后来以讹传讹，到了朱同志那里，打喷嚏变成了放屁。

柴松岳放屁崩断了皮带，被他讲遍全国。

劣质皮鞋、劣质皮带、劣质眼镜、劣质电器，当年的温州似乎就没什么产品是质量过关的。

以小电器闻名的柳市再次成为风暴眼。

彼时，改革开放正在走入深水区，各地都在大干快上，生怕错过改革的潮水，各地在生产中采购了大量柳市小家电。

可是柳市产的电器质量越来越次。伪劣电器经常漏电，事故频频发生，甚至导致一家煤矿瓦斯爆炸，多人伤亡。1990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单独给柳市发文，7部委联合组织了200多人的工作组进驻。

打假风暴持续了5个多月，全镇1267家低压电器门市部全部关闭，1544个家庭工业户歇业，359个旧货经营执照被吊销。

上千个家庭失业，柳市镇元气大伤，柳市人出门在外都抬不起头来。“倒洗脚水不能同时把小孩一起倒掉”，主管浙江工业的柴松岳觉得打假不能这么干。

他跑去柳市调研，发现劣质电器厂分为两种，一种是小作坊，要技术没技术，要厂房没厂房，纯粹的无照经营。

另一种，是有技术，也想干事，但限于政策，没有合格原材料，也就造不出来合格的产品。

众所周知，电器元件是需要贵金属做导电触点的，导电性最好的就是白银。

80年代，白银买卖还被严控，乡镇企业上哪找白银。找不到白银，只能熔“袁大头”，有人统计过，80年代有将近1亿枚“袁大头”被温州人用在小家电制造中。

连“袁大头”都没有的厂子，就只能用铜代替，产品质量自然大打折扣。

企业生产需要很多白银材料，有关管理部门要打击金银买卖，而政府又要支持私营企业生产，柳市电器企业进入无法脱身的“矛盾圈”。

据温州市政府统计，1984年，柳市年白银用量有10多吨。可在当时的政策背景下，温州市政府和柳市镇的小企业，面对这么大的白银缺口束手无策。

白银的计划供应成了柳市小电器的死穴。

浙江的领导层也都知道柳市缺银。打假风暴后，时任省委书记李泽民和省长柴松岳一起找中国人民银行和浙江省人民银行，帮柳市求来了500斤白银，暂缓了燃眉之急。

白银到了，该给谁也是个问题。柴松岳牵头和打假工作组开了几天会，得出一个解决柳市假货的八字方针：整顿、杜绝、打击、扶持。

不合格的厂子要“整顿”，危害社会的劣质产品要“杜绝”，违法乱纪的企业要“打击”，工艺合格，但缺少原材料的厂子要“扶持”。

在柴松岳看来，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扶持。该扶持谁？柴松岳和温州的有关领导，圈出来了四家产品口碑不错的企业，把这500斤白银送了过去。

这四家电子厂就像四颗种子，在柳市的田野上缓步成长。

在这四家厂子中，有一家叫求精开关厂。合伙人是两个初中毕业的草根。一个叫南存辉，是个修鞋匠，最早在“目录大王”叶建华的照相馆门口摆摊；另一个叫胡成中，是个裁缝。

两人是初中同学，南存辉当班长，胡成中是体育委员。

南存辉和胡成中一起创业，拿到这批白银后，产品质量突飞猛进，生意也越做越大，却在几年后因经营理念分歧而分家。

求精厂一分为二，用一堵墙隔开了两个车间分成两个工厂，一家叫德力西，另一家叫正泰。

而后的四十年里，两家企业比质量、拓市场，在不断的竞争中共同成长，在竞争中一起迈进全国民营企业五百强。

南存辉和胡成中也被人称作“柳市双雄”，长江后浪推前浪，取代“八大王”成为温州模式的新晋代言人，续写了温州商人敢打敢拼的血性传奇。

【失意十年】

解放思想，破旧立新，温州似乎应该进入第二个黄金年代。可现实却是温州一头扎进了失意十年。

1999年，均瑶集团将总部从温州迁至上海，在浦东新区一举拿下200亩土地，崭新的总部大楼拔地而起。

这仿佛是一声信号枪响，拉开了温州企业向长三角核心城市大举迁徙的序幕。

2004年，“柳市双雄”南存辉和胡成中也带着公司迁往上海。德力西在上海青浦区签下千亩土地，正泰集团紧随其后，在上海圈地1500亩。

温州企业“用脚投票”，成群结队地涌向土地资源更富集、人才高地效应更显著的上海。

世纪之交的短短几年内，温州人在上海创办的企业竟如雨后春笋般突破了5000家。

“创业在温州，发展在上海”，这句在温州商圈流传甚广的共识，精准描绘了这场声势浩大的战略转移。

究其根本，80年代那波第一批富起来的温州人开始“做多家乡”，从1998年开始，手握上百万资金的温州人就开始在本地炒房、炒地皮，生生用3年时间把温州房价从2000元/平方米炒到7000元/平方米。

这时候，上海房价也不过3000元/平方米，和温州比整个是一片价格洼地。

南存辉、胡成中、王均瑶等领军人物不得以更审慎的目光重新打量家乡这片热土，为了企业有更好的发展前景，成群结对北上上海。

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也在一次小范围的内部讨论中说，温州的第一桶金在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后就被逼出去了，同时带走的还有企业家资源，人力资本的逆淘汰使得本土经济发展缺乏竞争力。

陈德荣口中的“逼出去”，一大原因就是温州的土地价格。

企业大批搬离，温州的产业开始出现空心化，整个城市的经济发展，也迎来拐点，从80年代中期的一路上扬，到21世纪的逐渐回落。

留在本地的温州人，手握大笔资金，却不甘心继续办厂子，手上的闲钱该往何处去呢？

2001年，《温州晚报》给他们支了一招，到上海炒楼去！

2001年8月18日，150多个温州人坐满了三节火车厢，在《温州晚报》的组织下，专程到上海来买房。

上海房产协会甚至收到市政府领导指示：“一定要把温州看房团服务好。”这一次，温州人砸下5000万，两个月后，第二波温州看房团来袭，成交8000万。

这是温州炒房团第一次见诸报端，而后数年，他们先下上海，再战杭州，随后是苏锡常，再分兵南下广东、福建海南，北上青岛，大连、哈尔滨，足迹遍及各大省会，再后来连二三线城市也出现了温州人的身影。

炒房团甚至还会与一些资金实力较弱的开发商合作，整体吃掉他们的楼盘，让开发商的资金得以快速滚动。

房子都能炒，还有什么是不能炒的吗？与炒房同期，温州人还流行去山西炒煤，去新疆炒棉花。

到2004年，山西境内60%的中小煤矿已经由温州煤团承包，投资额度高达40多亿元人民币。温州人控制的小煤矿几乎分布在山西省每一个产煤县，像原平市长梁沟矿区62个矿中，就有59个被温州人承包。

温州人一度控制着山西20%的煤炭年产量，也就是全国煤炭年产量的5%。

新疆的棉花也没被温州人放过。在2003年，温州人带着100亿的资金在新疆收购棉花。

单单在阿克苏地区，温州人就花了30亿。2002年以前阿克苏的轧花厂还不过百余家，2003年底，就增加到了190家以上，其中至少有一半是温州老板开的。

棉花的价格也被温州从1.2元/公斤炒到了8元/公斤。

温州人炒房、炒煤、炒棉花，温州资本开始横行世界。支撑他们的底气是从本地民间借贷得到的资本血液。

当年温州的民间借贷相当发达，将近300家担保公司在为温州人服务，企业之间还有互相担保。如果实在还不上钱，还可以抵押厂房和手里的土地去银行贷款。

地上地下两套金融体系，在温州打起了默契球。

到了2011年全国的限购、限贷政策密集出台，房地产泡沫被戳破，炒房团折戟沉沙。那些炒煤、炒棉花的温州人也早已改头换面，撤离了各自的战场。

政策的变化，温州市政府出台“29号文”，严打民间借贷和互相担保，直接引发温州民间借贷危机及担保链断裂，一批温州“大王”时隔30年再次跑路。

号称“担保大王”的张福林，曾经叱咤温州“民间金融市场”、号称有10多亿元资金，在借贷危机后跑路越南，被抓获时连同妻子叶挺英身上总共只有500元的现金，且信用卡已经透支20多万元。

“眼镜大王”胡福林借了12亿，最后因为一笔几千万的民间借贷还不上，跑路美国。

当年的“电器大王”郑元忠出狱后创办的庄吉集团也在这场震荡中破产清盘。

担保危机让温州民营经济开始全面衰败，在炒房和担保中打光了本钱的温州老板，被这场危机一棒打倒。

2012年，温州的GDP、规上工业增加值、财政总收入、进出口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多项增幅指标全方位“垫底”。温州新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4年，淘汰率极高。

创业土壤的活力急剧衰退。曾经作为温州工商业繁荣标志、多达三四百家的各类专业市场，也纷纷凋零。留存下来的大多分布在老城区，规模小、布局散，全市专业市场的总交易额在省内仅排名第六。

资本市场的晴雨表——上市公司数量，温州也被同省的台州后来居上，远远甩开。

上世纪90年代，意气风发的温州先后跑出了正泰、德力西、均瑶、美特斯邦威等一批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叱咤风云。

然而，2012年后，温州最为外界所知的上市公司却是康宁医院——它的专长是治疗精神病。

在上市的招股书中，它贡献了一个有名的段子：“每8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精神病”。

这个戏剧性的转变，仿佛为温州这资本出走、实业迷失、增长乏力的十年，添上了一个荒诞的注脚。

【向新求质】

老一辈温州创业者蹬着三轮车跑遍全国推销小电器、纽扣、皮鞋的岁月已渐行渐远。

2014年开始，温州市政府对过往十年进行反思。

同样是制造业，宁波的装备制造，年产值早有千亿，温州的小电器摆脱了假冒伪劣的标签，可产值却远远落后；

同样是做鞋业，服装，泉州跑出了安踏、七匹狼，温州的美特斯邦威、奥康却早仿佛是上个世代的品牌。

何时温州才能有自己的千亿产业？

2014年时，温州全市有14万家小微企业，为全社会贡献了96%的工业产值、75%的税收和95%的外贸出口额，并吸纳了80%的就业人员，占比远在全国民营经济“56789”之上。

这么多小微企业，能不能再跑出几家“小巨人”出来？

温州决心找回“失落的十年”。

2014年，温州开始“刮骨疗伤”，提出实施“五一〇产业培育提升工程”，做大做强电气、鞋业、服装、汽摩配、泵阀“五大支柱产业”，培育发展网络经济、旅游休闲、激光与光电、轨道交通等“十大新兴产业”。

简单来说，就是把温州制造业的“底盘”修好，让他们稍微“跳一跳”就可以触及千亿产值；再给具备良好发展势头产业推一把，让他们能在未来的产业结构调整中占据一定先机。

“五一〇产业培育提升工程”是这座城市重获新生的起点。十年过后，温州的转型已经颇有成效。作为“主引擎”温州的工业生产再次带动城市的前进。近三年，温州工业增加值迈上3000亿元关口。年均增长8.1%，分别较全国、全省高3.4个、2.2个百分点。

汽车零部件、电气产业引领着这轮增长，2024年的增速都在20%左右。

当下中国最具创新力的产品——新能源汽车，温州力量正在活跃，瑞安和龙港生产的汽车零配件，可以直供上海整车厂。2025年前四个月，新能源领域工业总产值增速高达26.6%，成为拉动全市工业增长的“火车头”。

回到柳市镇所在的乐清，当年的打假风暴并未击垮这里的电气产业，反而让他们更规范的经营，让乐清的电气产业成为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成为先进制造业的“国家队”。

当下，乐清低压电气占全国市场份额达65%以上，预计2025年乐清电气集群总产值将超3000亿元。

当年从乐清出发的正泰集团，“出走半生”，又回归乐清。

2024年，正泰集团的石墨烯新材料创新中心落户在正泰(乐清)物联网传感产业园。

中心研发的石墨烯均匀可控包覆铜粉的技术，让石墨烯复合材料触点可取代低压电器中的银触点。

根据数据测算，若采用108%IACS的石墨烯铜电缆替换全国630万公里的高压输电线路，年节电量相当于再造一个三峡电站。

当年卡住柳市脖子的“银触点”几乎可以宣告退休。

四十年后，再次走进正泰的厂区，早已不见当年求精开关厂的影子。全自动注塑车间内，24台机器仅需2名工人值守，每台设备都接入物联网平台，生产数据实时反馈，实现运营可视化、透明化、平台化。

通过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深度创新，正泰实现了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精准管理，更带动产业链上400多家核心供应商、600多条生产线进行数字化改造，人均生产效率提升了3倍。

依托于智慧电器和绿色能源两大产业集群的正泰，足迹早已遍布全球。从我国大江南北到世界六大洲，在无数日常生活、交通出行、工农业运转的场景背后，都有正泰的身影。

创新的磁场还在吸引着一大批“专精特新”企业落户温州。有数据统计，2025年5月，在温州共有4700余家高新技术企业，在他们身下还有1.6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做基座。

昔日受困于产业空心化的温州，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正在深度融合，

向新求质，这些“创业新势力”让老一代温州人“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的“四千精神”被注入新内涵：从“走遍千山万水”到布局全球研发网络，从“想尽千方百计”到攻坚核心技术。

克服了“失意十年”的阵痛后，温州经济已重拾升势，2024年，温州经济成绩斐然，GDP总量达到9718.8亿元，增长6.3%，距离“万亿俱乐部”仅一步之遥。

从区域格局看，温州在浙江省内第三名的地位依然稳固，与追赶者绍兴、嘉兴保持着明显差距。在全国排名里，温州也力压沈阳、厦门等城市。

回看“失意十年”，在当前整体经济环境面临挑战的背景下，温州取得这一成绩实属不易，彰显了强大的韧性与活力。

时间回到1984年，袁芳烈力排众议，为“八大王”平反。这一举动，远不止是拨乱反正，更是点燃了“温州模式”的星星之火。

正如后来一手创办正泰集团的的南存辉所言：“‘八大王’平反后，我才敢正式申办求精电器开关厂，否则我是不敢办厂的。”

袁芳烈打响了温州民营经济高速发展的发令枪。从1984年“八大王”平反，到2024年即将叩开的“万亿GDP之门”，温州像一把刀锋，刺破了体制的禁锢。

40年间，草莽创业、资本狂欢、向新求质，温州精神的内核却始终未变：“尊重人性、释放活力、相信市场。”

【参考资料】

[1]《在以色列顶着炮火从商 浙商资本国际化取经犹太》浙江在线

[2]《口述历史丨浙江前省长打喷嚏绷断皮带 总理大笑：报应！》浙江日报

[3]《口述历史|原温州市委书记揭秘“温州模式”》浙江日报

[4]《柳市的白银时代》乐清日报

[5]《那些离开C位的“温州大王”背影》商界

[6]《访温州“八大王”胡金林｜如今在柬埔寨续写传奇》浙江日报

[7]《温州炒房团：千亿资金从何而来又向何处去》中国企业报

[8]《温州炒煤团在山西：亿元投资一两年内就能收回》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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