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翻译学视域下的翻译教学与区域国别知识体系建构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 作者：陈杰

一、知识翻译学的理论内涵与历史实践

翻译绝非简单的语言符号转换，它承载着知识传播的桥梁功能、文明互鉴的媒介作用，更在国家发展进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从古代丝绸之路的典籍互译，到近代西学东渐的思想启蒙，中外历史上每一场重要的翻译运动，都印证了其对人类文明演进的深远影响与重大价值。

日本历史上两次重要的翻译运动——奈良平安时代（8～12世纪）的汉籍翻译与接受运动，以及明治维新时期（1868年以后）的西学翻译运动，均在不同层面上实现了知识体系的跨文化转移与本土化创造。前者以佛典、汉文经典为核心，江户时代（17世纪后）儒学始成体系。引入了东亚思想与文字系统，奠定了日本早期国家制度与文化传统的基础；后者则系统引介西方近代科学、法治、哲学与社会学知识，影响了日本的语言观念体系和现代文明结构。这两次翻译运动不仅推动了日本自身的发展，更在中西文化交汇点上，为人类知识的互通与积累作出了重要贡献。阿拔斯王朝时期(8~10世纪)的百年翻译运动通过系统引介希腊、波斯、印度等地的哲学、医学、数学与自然科学著作，不仅保存了古典文明成果，更在阿拉伯世界内部催生出新的知识体系。此举实现了人类知识的大规模跨文明流通，为欧洲中世纪学术复兴（12世纪）与文艺复兴（14世纪）奠定了基础，堪称推动人类总体知识增长的重要里程碑。

然而，以往翻译虽是知识交流要道，鸿儒往来频繁，却鲜少被冠以“知识”之名。如今，“知识翻译学”这一概念应运而生。2021年，杨枫教授发表了《知识翻译学宣言》。他指出，“知识翻译学聚焦地方性知识向世界性知识的生产变迁，把翻译置于不同知识共同体的历史视野和格局下考察，科学分析不同语言面对不同知识如何选择、加工、改造的实践和经验及其语言转换、概念生成等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文化背景、社会条件和政治环境。”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多语种翻译工程，正是知识翻译学理念的生动实践。通过系统译介沿线国家的法律、经济、文化文本，中国学者逐步构建起欧亚大陆的自主知识体系。

从知识论的角度审视翻译，我们得以开阔宏大的认知格局。有两点核心要义尤为清晰：其一，翻译促进了人类地方性知识的跨语言迁移，在一个知识共同体经由语言认知并经由翻译获得其他知识共同体的地方性知识后，有可能基于对此地方性知识的消化，并将其与自身的地方性知识相融合而生产出新的知识，从而实现人类总体知识的增量。其二，知识翻译学实践存在两种不同的路径，既可以将域外的地方性知识以翻译形式向本国迁移，也可以将本国的地方性知识以翻译形式向外的传播。

二、翻译教学在区域国别学中的核心功能

作为一个新的概念和研究领域，知识翻译学的出场为外国语言文学（0502）或新的一级学科翻译（0551）参与区域国别学（1407）构建提供了一种理论依据和实践方向。区域国别学构建有三大核心使命：一是高水平复合型人才培养，二是域外知识体系尤其是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三是高质量应用研究，三者之间存在紧密的互动关系。其中，自主域外知识体系构建是区域国别学在知识维度的重大要求，其本质是中国学者围绕特定区域或国家的系统性知识生产，在知识生产过程中，翻译起到了重要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作用，体现为地方性知识以零散或集成化的方式从对象国语言向目标语言迁移，为目标语言的学者深入认知对象国提供窗口，继而为自主的域外知识体系构建提供原材料。

因此，外国语言文学与翻译学科凭借其语言资源、跨文化研究能力和在区域与外国的洞察优势，不仅能够深度参与区域国别学的域外知识生产，更应以构建系统性知识体系为己任，成为推动该领域研究创新发展的关键力量。

基于以上，本稿聚焦于服务区域国别学发展的外国语言文学与翻译学科教学实践，从翻译教学的角度出发，深入探讨其理论建构与实践路径，以期为相关领域的学科发展提供些许思考。

在外国语言文学学科深度嵌入区域国别学学科体系建构的学术语境下，翻译教学亟需确立新的理论指引与知识生产范式，突破传统语言转换策略与技巧训练的窠臼。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本质上属于知识密集型体系，其知识架构涵盖领域性专业知识与地域性情境知识。当前，中国学界在领域知识储备方面已形成相对完备的体系，而地域性知识供给仍存在显著缺口。领域性专业知识（如经济学理论）需通过地域性情境知识（如对象国的政策实践）实现本土化应用，而翻译教学正是二者融合的关键枢纽。

在此背景下，优化翻译教学导向成为填补地域知识空白的重要路径，即推动翻译教学从传统技巧本位向知识本位的范式转型。这一知识导向的教学理念革新，不仅为翻译学科发展开辟新的学术空间，更对教师的学术素养与教学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具体而言，教师需在翻译文本选择环节，以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目标为基准，系统考量文本的知识承载度与学科适配性，强化翻译文本间的知识逻辑关联与体系建构，有效规避地域知识碎片化传递问题，从而构建完整、系统的地域知识输入体系。

其次，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主导的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体系，其核心目标不仅在于培育“区域通”” 国别通” 等专业研究型人才，更致力于面向特定地区和国别，培养具备卓越国际传播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优质的区域国别学人才本质上应是深谙跨文化传播规律的专业传播者，能够依据不同区域的文化语境与受众特征，实现中国话语的精准化、差异化表达。

三、知识导向的翻译教学改革路径

基于此，翻译教学体系需进行调整，在巩固外译中教学传统优势的同时，显著提升中译外教学的战略地位。中译外教学内容的设计与选材，应遵循“双向契合” 原则：既需精准提炼中国亟待传播的核心话语与价值理念，又要深度把握对象国的文化需求与接受心理，选取兼具传播价值与接受可行性的典型文本作为教学素材。从知识生产与传播的视角审视，这一教学实践本质上是推动中国地方性知识体系向国际场域迁移的重要路径，构成知识翻译学理论在人才培养领域的实践范式，对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效能、构建多元共生的全球知识生态具有重要意义。

再次，在区域国别学视域下构建翻译教学体系，需树立明确的“知识生产导向”意识。传统翻译教学中，任务设置往往呈现出随意性与碎片化特征，这种模式既难以孵化具有学术影响力的翻译成果，亦难以切实推动知识的有效迁移与创新。面向区域国别研究的翻译教学，应聚焦于促进域外地方性知识的本土转化，以及中国地方性知识的国际传播，通过系统性的知识建构实现双向互动。

在此理念指引下，宜构建“知识翻译学师生共同体” 协同创新机制。该机制以学术共同体为组织范式，通过建立科学的学术遴选标准与评价体系，系统开展区域国别研究领域核心知识文本的整理、译介与学术再生产工作。依托标准化翻译流程与专业出版平台，实现地方性知识在跨文化场域中的体系化转译与传播，进而推动知识生产从碎片化、经验化向系统化、学理化演进。这一实践模式不仅有助于消解跨文化认知屏障，促进不同文明知识体系的深度对话与价值互鉴，更通过构建常态化的知识生产与传播机制，为全球知识谱系的更新迭代注入持续动力。其学术价值体现在：一方面，通过学术共同体的协同运作，推动翻译学科与区域国别研究的交叉融合，助力学科范式创新；另一方面，以知识生产为核心导向，形成可复制、可持续的学术发展路径，为人类知识共同体的构建提供实践样本与理论支撑。

四、差异化发展：对接国家战略与地方需求

最后，值得强调的是，面向区域国别学的翻译教学必须走差异化、特色化的发展路径。由于各高校的学科布局与发展定位存在显著差异，外国语言文学及翻译学科的教学实践应充分挖掘学校办学特色与地域资源优势，精准对接不同领域的知识传播与创新需求。如，首都高校的翻译教学可紧密围绕北京“四个中心”（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定位，在课程设计与教学内容中强化政治话语传播、国际文化交流、前沿科技翻译等方向；上海高校则可结合“五个中心”（国际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目标，重点培养金融财经、国际贸易、航运物流等领域的翻译专业人才。这一差异化发展策略要求高校在知识文本的选择与开发上，必须紧扣各自的服务面向与学科特色，确保翻译教学能够切实服务国家战略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作者系中山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