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是得罪慈禧被赶出军机处的吗？

左宗棠在京期间，遇到光绪七年三月初十日（1881年4月8日）慈安太后逝世之事。有一种说法认为，正是由于左宗棠在慈安太后逝世一事上表现不当，引起慈禧的猜忌，才被外放两江、变相赶出军机处。

是否真的如此呢？

左宗棠正月底到京时，接见他的是慈安太后。当时，慈禧太后正在病中。在给山西巡抚冯展云的信中，左宗棠曾说，“安圣谕及二十年忧劳，声泪具下；禧圣则因忧成疾，至今尚未临朝”。而据慈安太后对左宗棠所说，慈禧此番生病，主要是忧心伊犁局势以及中俄可能开战所致，“禧圣之病实缘俄事而起，勉以国事全赖王大臣襄赞”。而根据署兵部侍郎王文韶日记，慈禧此番生病时间长达一年半，直到六月二十五日（7月20日）才痊愈，“禧圣喜报大安，医者薛福辰、汪守正等分别加恩有差，自上年二月至今，历时将一年有半，中外臣民，同深祷祝，自此慈躬康豫，锡福无疆，天下人心为之大慰矣”。

慈安去世的情形，左宗棠在给杨昌濬的信中有过记述，“忽于初十夜子刻得宫报，慈安皇太后于是夜戌正病危，比戴星奔往，则已升遐矣，计辍朝甫一日耳”。戌时为19时至21时，戌正为20时，由此可知，慈安病危之时是晚上8点；让左宗棠等进宫的“子刻”则是23时至凌晨1时。当时负责为光绪帝教课的翁同龢在三月初十日的日记中记载：“子初忽闻呼门，苏拉李明枯、王定祥送信，云闻东圣上宾，急起检点衣服，查阅旧案，仓促中悲与惊并。”王文韶三月十一日的日记，也记载了慈安去世一事，“子初得报，东圣病危，即起进内，寅初乾清门始开，较往日迟二刻，奏事太监出，惊悉仙驭已于昨日戌刻升遐，仓悴生变，哀号何极”。左宗棠、翁同龢、王文韶三人，所说的子刻、子初大体相差无几。至于去世的时间，左宗棠所说的“戌正”、王文韶所说的“戌刻”，和清宫档案所记述基本吻合，“壬申（初十日），慈安端裕康庆昭和庄敬皇太后疾大渐。上诣钟粹宫，侍奉汤药。戌刻慈驭升遐”。

翁同龢在日记中还记下了慈安脉案、药方和病情进展状况，可以从中了解慈安发病过程：“晨方天麻胆星；（脉）按云类风痫甚重。午刻一（脉）按无药，云神识不清、牙紧。未刻两方虽可灌，究不妥云云，则已有遗尿情形，痰壅气闭如旧。酉刻一方云六脉将脱，药不能下。戌刻仙逝。”这也证实慈安当晚8点左右逝世。

以现代医学分析，慈安应是死于心脑血管疾病，属于正常死亡，而非传言所说的慈禧下毒。因为，根据翁同龢日记，此前慈安的病曾发作过多次。《翁同龢日记》就记载过两次：一次是同治二年二月初九日（1863年3月27日），当时慈安26岁，病了24天，“慈安皇太后自正月十五日起圣躬违豫，有类肝厥，不能言语，至是始大安”；另一次是同治八年十二月初四日（1870年1月5日），时慈安33岁，“昨日慈安太后旧疾作，厥逆半时许。传医进枳实、莱服子”。“有类肝厥，不能言语”“厥逆”等。由此可知，慈安的病症为中风、脑供血不足。这次，由于慈禧生病，慈安一人独理朝政，承担着巨大的压力，身心疲惫在所难免。慈安在发病的前一天，根据《述庵秘录》记载，“两颊微赤”。虽然自我感觉无大碍，但从这一面色判断，慈安此时“肝阳上亢”，可能已经血压很高，直接诱发脑中风甚至脑出血。

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说，得知慈安太后去世后，左宗棠曾对慈安暴病而死提出质疑，因此得罪了慈禧，很快被赶出中枢、外放两江。“自孝钦（慈禧）后寝疾，数日间，皆孝贞（慈安）一人召见。于时左宗棠方长军机，次晨入内，与同列语孝贞病状，左顿足大声曰：‘吾昨早对时，上边语言清朗周密，何尝似有病者！即云暴疾，亦何至如此之速耶！’爷恭王在座，亟以他语乱之。未数日，出督两江之命下矣。盖内侍在旁诇察，已以左语入奏也”。

左宗棠是否真的说过这样的话呢？据《王文韶日记》，初九日慈安身体就有不适，虽坚持上朝，但已减少了接见外臣的批次，“初九日（4月7日）晴大风。入对不及刻，东圣欠安，撤覆带记名之谦贵、福谦两起，见面时请撤也，辰初二刻散直”。而根据翁同龢和王文韶的日记记载，初十日，慈安太后因病没有上朝——翁同龢说，“慈安太后感寒停饮，偶尔违和，未见军机，戈什爱班等皆请安，余等稍迟入，未及也”。王文韶也说，“初十日（4月8日）晴。东圣欠安未愈，（外感触动痰饮旧疾，）未叫起办事递奏片，韶入直后第一次也”。这是王文韶入值军机3年多来，慈安第一次不上朝，“回忆自入直至今三年有余，只昨日未能见面耳”。可知慈安病势非轻。

三月初九日、初十日两天左宗棠都入值，那他应该知道慈安生病之事，早有心理准备，不至于说出“何尝似有病者”这样的话语。并且，慈安三月十一日病逝，初十日并未召见军机大臣，因此，《清稗类钞》所记“左宗棠说昨日早晨曾见慈安”并不属实。

其次，《清稗类钞》在同一词条中所记诸事多有谬误：比如“自孝钦后寝疾，数日间，皆孝贞一人召见”——其实慈禧自上年二月生病以来，基本不召见军机而是处于养病状态，因此由慈安和光绪帝召见军机，已是很长时间而不是数日。再比如“恭王在座，亟以他语乱之。未数日，出督两江之命下矣”——其实，当时恭亲王并未在场，而是正在昌平为其福晋办理丧事，得知慈安驾崩后直到三月十一日下午才赶回。这点，王文韶记载颇详，“是日恭邸适在昌平州办葬，申正赶回，已大殓矣”。“申正”为下午3时到5时。再比如“未数日，出督两江之命下矣”——左宗棠被任命为两江总督，是在九月初六日，距慈安太后去世已经过去将近半年时间。

关于慈安逝世细节这类宫闱秘事，左宗棠只在与好友杨昌濬的通信中略为提及，这也显示出他的谨慎。信中，他对慈禧十分关心，并未流露出任何怀疑之意，“宫府臣僚悲恸罔极，殡殓时及梓宫升寿宁殿，哭临雨泣不期而然……幸禧圣渐就康复，王大臣同请临朝节哀视事，已允照办。然非俟大安，不能如常接见。弟随同瞻觐，窃见圣容憔悴迥异从前，时深惴惴”。

慈禧的病，直到这年五月才慢慢好转。在给友朋的信中，左宗棠也不时通报慈禧的身体状况，“禧圣渐就康复”，“禧圣五月内可报大安”。

从慈禧方面，对左宗棠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猜疑和忌恨。

王文韶在日记中记载，六月二十日（7月15日）这天，慈禧召见军机大臣，宣布病愈，将于二十五日（20日）正常视事。当天，由于左宗棠跪的时间过长，体力不支，慈禧还特意恩准左宗棠提前退朝，并专门让王文韶和兵部尚书景廉把左宗棠扶起来，细心地嘱咐他们看着左宗棠下台阶，“是日天气甚热，跪至一刻余，季相惫不能支，恩谕先退，余与秋坪两人扶之始起，仍奉谕视其下殿阶，圣心始安”。

从七月到八月，左宗棠先后三次请病假、两度请求开缺。如果慈禧对左宗棠有所不满，完全可以顺水推舟开去左宗棠各项差使。但慈禧非但没有，反而将有“天下第一肥缺”之称的两江总督之职交与左宗棠。十月初六日（11月27日）销病假时，慈禧曾召见左宗棠，“天颜甚怡”。在给杨昌濬的信中，左宗棠详细地描述了这次召见的情形：谈及为何授予左宗棠两江总督之职，慈禧说：“若论公事繁难，两江岂不数倍于此？以尔向来办事认真，威望素著，不得不任此重寄。尔可择用妥人，分任其劳。”这次召见，历时将近两刻钟，相当于现在的半个小时。担心左宗棠劳累，慈禧还很体贴地让他先下去休息，嘱咐左宗棠如果还有其他的事情，想好之后由王大臣代奏，“尔如难支，亦可稍歇，与王大臣从容商议，再由其代奏”。慈禧的关怀，让左宗棠十分感动。在给杨昌濬的信中，他就感慨，“所以体恤者无弗至也”。

因此，左宗棠冒失说出慈安暴亡而被慈禧猜忌、报复的说法，并不符合史实。慈禧将左宗棠外放两江，主要是考虑他性格耿介、不太适合在中枢工作。与此同时，两江作为国家财赋重要来源地，有左宗棠这样的重臣坐镇，慈禧也感到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