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崩溃边缘？1947年美国为何因贸易逆差，决定援助德国和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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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宣布将对希腊、土耳其实施反极权主义侵略的援助，并号召美国人在全球承担反共产主义的义务。这一号称“杜鲁门主义”的政策宣示，标志着战时美苏同盟关系的公开破裂。

冷战开始了，罗斯福在雅尔塔设计的大国合作为基础的战后规划变得不合时宜，新形势要求以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扩张为压倒一切的政策出发点，所有问题皆须透过意识形态的滤色镜重新审视，因中国变局有待调整的美国东亚政策也立刻受其影响。

3月17日，杜鲁门主义宣布后的第5天，麦克阿瑟在东京的外国记者俱乐部发表讲话，把在远东未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对日媾和——也提上了日程。

1、对日媾和的缘起

美国政府自1946年10月起便开始为占领结束后的对日媾和做准备。初期的准备工作是由国务院东北亚事务局日本事务科科长休·博顿来负责的，博顿组建了一个由5个人组成的独立工作小组，该小组花了大约5个月的时间，在1947年3月初完成了美国第一份对日和约草案，即所谓的“博顿草案”。

“博顿草案”完成后，国务院将其送交给政府各部门传阅。占领盟军总司令部也得到一份。3月8日，博顿来到东京，而在此之前，麦克阿瑟已开始考虑要提出对日媾和问题。

3月2日，麦克阿瑟召见了英国外交部驻东京代表盖斯康因爵士，跟他谈起了对日媾和。麦克阿瑟表示，对日占领非武装化和民主化阶段的任务业已完成，唯余经济恢复一项，盟国应考虑对日媾和了；如果不早日签署和约恢复日本独立，日本经济将会为残存的国际贸易限制和盟国的经济歧视所扼杀。

盖斯康因担心对日媾和涉及的赔偿、生产水平和信用破产等具体问题难以处理。麦克阿瑟认为，这些只是技术问题，甚至将来日本的安全保障问题也不难解决，可以交由联合国来负责。麦克阿瑟还对华盛顿以欧洲战略优先，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关注德国而忽视日本表示了不满，并强烈希望在即将召开的莫斯科四国外长会议上，各国外长能就对日媾和问题展开讨论。

但是，事与愿违。一周后召开的莫斯科外长会议的结果显示，各国外长无意推进对日媾和，而杜鲁门政府此时则全神贯注于如何应对苏联在欧洲进一步扩张渗透的问题。3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提出“杜鲁门主义”的咨文，宣布美国要在全球范围内对极权主义进行遏制，并对希腊、土耳其实施反极权主义侵略的援助。

这篇咨文被认为是“吹响了冷战的号角”。

公众的注意力被杜鲁门咨文的内容所吸引，麦克阿瑟很清楚国务院不会在此时关注对日媾和的问题。

于是，3月17日，自作主张，麦克阿瑟在东京外国记者俱乐部发表了一个与同盖斯康因的谈话内容相似的公开讲话，麦克阿瑟宣布，现在盟军已经结束了对日本民主化、非军事化改造，完成了对日占领在军事和政治方面的任务，但日本经济问题的彻底解决，需要在缔结对日和约、取消对日本经济残存的限制之后；目前日本已经到了可以缔结和约的阶段，在结束讲话时，麦克阿瑟引用了丘吉尔的话，说西方的欧洲问题不是压制德国，而是帮助它站起来；而美国在亚洲最大的问题，也是帮助日本站起来。

显然，麦克阿瑟想转移公众注意力，向华盛顿方面施加压力，使其重视日本问题。

麦克阿瑟之所以此时提出对日媾和，也有他个人的政治考虑。即想以他改造日本的成就，作为角逐1948年总统人选的政治资本，斯科恩伯格说，麦克阿瑟“在日本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行动，都是为了吸引美国的注意，增强他战争英雄的地位，并增进其作为和平缔造者和有能力的政府管理者的名声”。

尽管这种说法有些极端，但从后来麦克阿瑟打算角逐总统大选来看，麦克阿瑟未尝不这样想当然，麦克阿瑟提出对日媾和也有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充分理由：

延长占领意味着美国会继续支出庞大的占领费用，这需要美国纳税人掏腰包；而在日本经济恶化的情况下继续占领状态，会使占领效益递减，有可能会得不偿失占领日本是一笔昂贵的开销，美国政府不仅每天要拿出上百万美元的军费开支，而且为了挽救战后日本的经济崩溃，还须向日本提供经济援助。

根据1947年1月9日国务院远东司副司长彭菲尔德公布的关于占领日本开销的基本数字，美国每年要负担1.88亿美元用于对日占领，美国对日援助的花费也在逐年上涨：1945-1946年为1.08亿美元，1946-1947年为2.94亿美元，1947-1948年升至3.57亿美元。

杜鲁门政府需要花钱的地方太多，进行“公平施政”的国内社会改革开支庞大，全球各地尤其是与美国联系紧密的欧洲，战后重建工作也都亟待美援支持，麦克阿瑟强调的理由是，如果媾和后取消了对日本经济的诸多限制，日本经济便能逐渐自立，而同时美国也不用花费庞大的占领支出。

6月17日，国务院在盟总的政治顾问乔治·艾奇逊给国务院写了一份报告，对麦克阿瑟的观点做了进步阐释，艾奇逊表示，美国正处于占领政策的转折点，军事占领已成为实现美国目的的障碍，只有尽早结束军事占领，放松对日经济限制，才能扭转日本经济崩溃状态。

麦克阿瑟的公开提议在美国国内引起巨大反响，得到美国国会和公众舆论的响应。自共和党在1946年6月的中期选举大获全胜、控制了国会以后，国会便强烈要求杜鲁门政府节约开支。

在新的年度计划中，国会要求减税20%以刺激经济发展，并准备在政府预算中砍掉60亿美元，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约翰·泰伯曾请前总统赫伯特·胡佛为政府新的援助拨款要求提出建议，胡佛的建议是，由于德国和日本两国在经济自给自足后，便可不再依靠美国的援助，美国应该立即缔结对德和对日和约，使他们加入到资本主义经济世界中来。

2、何以援助德国和日本？

胡佛建议的基本观念在国会被广泛接受。5月，加利福尼亚州众议员博尔森也向众议院提案，建议政府应立即进行对日和约谈判，美国国会关心的主要是对日本经济支持的问题。

战败后，由于粮食匮乏、生产瘫痪、通货膨胀和因军队复员致使失业人数剧增等一系列原因，日本正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

日本政府通过占领盟军总司令部向华盛顿请求援助，盟总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和顺利实现占领日标的现实需要，也对日本政府的要求予以了支持。但是，美国政府的援助并不能是无止境的，正因为考虑到经济支出，在麦克阿瑟提议对日媾和之后，美国国会和舆论界要求对日媾和的呼声一直持续存在。

例如，8月，《时代》杂志的一篇文章里写道，没有任何协定和道义，“要求我们永久持续这种状态，在每年花费上亿美元的同时却威胁着整个远东的繁荣”。9月25日，罗伯特·塔夫脱参议员向国会提出了七点外交政策计划，其中一条就是要求“尽可能快地”缔结对日和约，11月21日，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一个下属委员会，也建议迅速缔约而不用考虑俄国人的参加与否，并尤其批评了政府继续占领耗资巨大的问题。

实际上，自1947年初开始，杜鲁门政府也在考虑如何挽救日本的经济崩溃，并把这个问题与美国对世界贸易状况的整体考虑联系在一起。战争结束后，世界经济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一方面，美国是唯一总体经济水平超过战前的国家，其经济能力超过了其他国家的总和，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场”，而且由于战后各国对各种产品的需求猛增，使得美国工厂可以开足马力为全球需求进行生产。

但另一方面，由于战争摧毁了除美国外几乎所有国家的经济，美国之外的各个国家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这些国家虽有对美国产品的大量需求，但却缺乏购买能力，美元到处短缺，像黄金一样值钱，出现了全球性的“美元荒”，于是，各国不得不向美国大量举债，以购买美国商品，但这样一来，就出现了美国借钱给各国以购买美国产品，独立支撑世界经济运转的状况，美国不能停止借债给各国，因为各国对美国产品的需求支撑着美国经济繁荣，一旦缺少这种需求，会带来美国经济的萧条，但由于缺少支付能力，各国的还贷也遥遥无期，美国进退维谷，经济学家提醒美国政府，如果任由这种状况继续，不仅美国自身经济难以承受，世界贸易体制也可能面临瘫痪。

解决的唯一办法，是只能等待这些国家自身经济得到复兴。

在1947年1至4月间，美国政府召开了无数次内阁会议，讨论如何重建战后世界经济体系的问题。讨论的结果，是决定从解决全球性的美元短缺入手，帮助各国尤其是西欧重建经济，从而带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复兴。

4月28日，刚从莫斯科开完46天拉锯式外长会议的马歇尔国务卿回国后发表了一个广播演说，发出了美国准备致力于大规模援助欧洲的信号。

马歇尔说，“欧洲的复兴要比期望的慢得多。分化瓦解的力量日益明显。病人正陷入沉疴，而医生们还在讨论不休。所以我认为不能等待那旷日持久、耗尽精力达成的妥协，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3周之后，5月18日，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密西西比州克利夫兰的公开演说中，更进一步明确表达了美国振兴欧亚经济的意图，同时还特意指出经济复兴包括了德国和日本。

艾奇逊说，由于日益扩大的美元缺口（当时逆差已逾80亿美元），世界经济陷于崩溃边缘。为使全球经济稳定，必须倚仗德国和日本这两大工厂的复兴。艾奇逊宣布，美国政府即将实施对外经济战略政策以重建德国和日本经济。

以此为开端，美国开始做援助欧洲和亚洲的各种准备。政府各部第一步重点考虑的是欧洲经济复兴计划（即马歇尔计划），该计划准备在4年内向欧洲提供170个亿，帮助欧洲各国的经济重建。

同时，相关部门也着手酝酿重建亚洲经济的计划。援欧计划的重点是德国，美国希望以德国经济的恢复带动整个欧洲经济的复兴；而美国对亚洲经济重建的考虑则是以日本为中心。当然，美国的援助并非无条件，这些计划也与遏制苏联共产主义渗透的政治考虑结合在一起，不过，与麦克阿瑟认为日本经济重建需要以缔结对日和约来解决正好相反，在华盛顿的政府要员，国务卿马歇尔、海军部长（后来是国防部长)福勒斯特、副国务卿艾奇逊、政策设计组组长乔治·凯南等人担心的是，一且美国终止对日占领，日本的政治经济行将崩溃。

基于不同的考虑，围绕博顿草案和麦克阿瑟的提议，美国政府内各部门在对日媾和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

3、要不要对日媾和的争执

麦克阿瑟的提议把对日媾和问题提上了桌面，但是，是否应该进行对日媾和，如何媾和，怎样设计对日和约，美国政府内部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博顿草案”是根据1945年战争结束后9月22日公布的《投降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的基本精神来制定的。在《投降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中，美国提出的对日占领的最终目标，是使日本今后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不再成为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同时，博顿草案也体现了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在1946年6月21日发表的关于对日媾和问题讲话的精神，体现了初期占领时所提倡的非武装、非军事化的观念。

博顿草案设计中，确保日本不能恢复军事能力，不能取消占领时期的各种改革，是考虑问题的关键。为此，战时的盟国被赋予各种广泛的权利，以便对日本进行长期有效的监督。草案中对日本的具体限制措施包括：日本不能恢复国内警察和海岸警卫部队之外的任何军事力量，不能研究与军事相关的可裂变物质，不能制造和使用不论是军用还是民用飞机，不能进口和储藏超过正常需要的战略原料等等。

同时，草案还规定，缔约后虽撤销盟总、远东委员会和对日理事会等现有占领下的对日管制机构，但仍以盟国大使委员会，对日本的非武装和非军事化进行监督；大使委员会成员来自当时组成远东委员会的11个国家，有效监督管制的时间将是25年。草案表示，在长期的国际监督之后，将逐步恢复日本的主权。

博顿草案在美国政府各部传阅后几乎立刻便遭到各方批评。批评的关键，在于认为这份草案不能适应变化了的世界新形势，它所反映的世界形势观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而非已经开始了的美苏冷战。

由于草案是基于战争结束时大国合作的判断来设计对日和约，因此，草案中既没有关于媾和后日本安全问题的条款，也没有保证美国在日军事存在的相关规定。这显然不符合对苏冷战的新要求。

在麦克阿瑟看来，博顿草案的问题首先是对日本的限制过多。3月21日，麦克阿瑟在写给国务院的备忘录里表示，经过了占领时期的民主化改革，已经不需要、也不应该对日本主权设置太多的限制，因此，“不能不认为（草案）从内容、目的及形式上都是帝国主义性质的。缔约后对日军事占领仍要继续下去不切合实际”。

其次，麦克阿瑟认为草案中应加入有关安全的条款对安全问题，他强调两点：

一、应确保美军在冲绳和日本过去在太平洋委任统治诸岛上的基地；二、应以联合国来保证日本的中立，麦克阿瑟对自己在日本进行民主化改革的成效很有信心，在他看来，只要确保美军在冲绳和各岛的基地，并由联合国保障日本像瑞士一样的中立地位，日本就不再会成为美国和东亚安全的隐患。

此外，从恢复日本经济的考虑出发，麦克阿瑟还强烈主张早日媾和，取消对日本经济的诸多限制，使其能逐步实现自立。

4月18日，麦克阿瑟向访问东京的博顿提出了对日媾和的具体日程表：

1947年夏(6一9月间)召开由远东委员会成员国参加的预备会议，允许日本与会并发表意见；年底完成和约讨论工作；1948年夏天缔结对日和约。麦克阿瑟要求博顿将此意见向国务卿马歇尔直接报告，并且强调，不论苏联是否参加美国都应当尽快媾和、必要时美国可与日本单独缔结和约。

军方也对博顿草案强烈不满。军方反对的关键，是认为草案从根本上缺乏对军事安全的基本考虑，尽管麦克阿瑟也认为博顿草案缺乏安全考虑，但是，与麦克阿瑟正好相反，军方以对苏防御的军事安全需求为由，强烈反对在远东军事安全问题得到解决之前，结束占领，对日媾和。

不论海军还是陆军，都坚持美国必须把日本全境作为美军潜在的军事基地，反对美军撤出日本，不仅如此，军方还考虑为了防御苏联，应当重建日本的军事力量。在军方看来，麦克阿瑟所主张的日本中立化和由联合国保证日本安全，是不现实和有害的，海军部长福勒斯特坦言，“联合国是空头支票。”

海军提出要求保证美军在横须贺的军事基地及附属的空军基地，并保证美军在整个日本列岛的行动自由，陆军部计划行动组奇芬上校则表示，在任何情况下日本都不能被宣布为中立或接受联合国的监督，因为那样它将失去作为抵抗苏联在亚洲扩张堡垒的价值，华盛顿军方与麦克阿瑟唯一的共同点，是两者都以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扩散的军事安全需求为由，坚持要求保证美军在冲绳和前日本委任统治诸岛的军事存在。

海陆军部还坚持要求美国对冲绳和前日本委任统治诸岛进行“战略托管”，而非在联合国监督下的一般托管。

总体上看，如果说麦克阿瑟对博顿草案的反对在某种意义上是站在维护新政改革成果的自由主义立场的话，那么，军方的观点则体现了冷战开始后美国在军事安全上极端保守主义的考虑。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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