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料理”与帝国日本

作者：王侃良 摘编

本文摘编自岩間一弘：《ジンギスカン料理と帝國日本》，《東洋史研究》第83卷第2号（2024年9月）。

“成吉思汗料理”在今天的日本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是极具人气的经典牛、羊肉美食。乍看其名，“成吉思汗”4字不禁让人浮想联翩，但在如今的一般日本人心目中，这就是一款道地的北海道“乡土料理”。且从2000年至2010年前后，在有官方背景的机构所组织举办的各类活动中，这一美食被冠以“北海道遗产”“百佳农山渔村乡土料理”“百年美食”之名，作为日本的代表性“国民料理”示人于海内外。

得益于其在日本的普及程度，也承“成吉思汗”4字所带来的独特魅力，针对这一美食的历史研究在学界已颇具规模：不仅有高石启一、前田利恭等学者开创领域式的基础与综合研究，尽波满洲男、鱼柄仁之助等学者也在收集和考证史料上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就如作者岩间一弘所指摘的那般，“直至今日，‘成吉思汗料理’名称的历史脉络仍然模糊不清”，且在人们不断追本溯源的过程中，“误说讹传反反复复”出现，以致众说纷纭，诸说错综复杂。就连“成吉思汗料理”专家、领域先驱者高石启一的观点也几经改弦更张。“成吉思汗料理”不仅承载了人们的饕餮之欢，更在自其诞生以来的一百多年历史中，带着世间众生各色各样的期待、思绪、憧憬不断地被“消费、改造和叙述”。

在此背景下，作者岩间一弘的首要目标便是对“成吉思汗料理”名称的由来，及其如何变成日本特色美食的全过程进行梳理。他在篇首便抛出结论：“成吉思汗料理”源自中国菜“烤羊肉”。日本人在北京发现这一美食后，在品尝其味道时赋予了它“成吉思汗”之名。待传至中国东北地区后，这道菜后来竟变成了伪满洲国的“特色佳肴”，被侵华日军视作至宝。直到二战结束后，“成吉思汗料理”才渐渐变成北海道“乡土料理”遍及日本。

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经纬，作者敏锐地察觉到“成吉思汗料理”在中国的诞生及其在日本的普及，与“日本帝国”在东亚近代的兴与衰并轨同调。这也使其成为一个可以观察并明了日本帝国主义如何左右、形塑日本容受中国饮食文化的最佳事例。因此，作者希望不仅借此研究厘清“成吉思汗料理”的基本史实，还能将其放入日本对中国饮食容受的历史脉络，并在日本帝国主义及后帝国主义的视域下对其重新审视。

受权刊发，选自《中国研究文摘·第1辑》，刘东 主编，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5年5月。

全文的论证部分分为3小节，分别为《“成吉思汗料理”名之始源》《变成“伪满佳肴”的“成吉思汗料理”》《“成吉思汗料理”在日本的普及：日本陆军与农林省的食用羊肉鼓励政策》。

第一节中，作者试图在“成吉思汗料理”诸源之说中反复爬梳寻找真相。根据他的论述，最初涉及“成吉思汗料理”的记录来自1918 年访问北京的日本实业家松永安左卫门的旅行日记。其中提到他曾受邀于“正阳楼” 品尝中国菜“烤羊肉”，席间同行的日本友人将其称作“两千年料理”，由此联想到“两千年前”（实际上是700年前左右）成吉思汗征战行军时的夜宿光景。之后，将“烤羊肉”称作“成吉思汗料理”的说法便于在北京的日本人群体间流传。

而“成吉思汗料理”的名称到底由何人始称，还要等到1931年记者中野江汉在杂志《食道乐》中予以介绍才得以揭晓谜底。文中写道，1910年前后，旅居北京的食客井上一叶邀请时任日本时事新报社北京特派员的鹫泽与四二于正阳楼共赏佳肴。两人思索着如何给“烤羊肉”另取一别致名称时，最先拟定的是“三千岁”。旋即鹫泽与四二在招待其他友人品尝此“三千岁”料理时，不知不觉便把话题引到了成吉思汗身上，也顺势提议将“烤羊肉”重新命名为“成吉思汗料理”，得到了在场众人附议。事实上，前述松永安左卫门的那场宴席上，鹫泽与四二就有出席，众多线索终于会合。虽然到底是“两千年”还是“三千岁”岩间一弘并未深究，但在反复验证多方史料后，他认为由尽波满洲男最初实证、后经渡边隆宏核实的“鹫泽与四二中心说”，是目前为止有过硬史料支撑的“唯一正说”。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无论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都十分清楚这道菜肴虽被称作“成吉思汗料理”，却出自北京的汉族餐饮业者之手，与蒙古族没有任何直接关系。另外，在驳斥“成吉思汗料理”命名由来的其他诸说，如“驹井德三说”及“陆军省相关人员说”时，岩间一弘发现尽管它们都没有确凿的证据，多是推测，却意外地仍在当下颇有市场。究其原因，他认为这与近代日本在中国东北及华北的侵略扩张过程中对“成吉思汗料理”的极力宣传密不可分。

早在1910年代前后“成吉思汗料理”甫一从北京传到中国东北时，旅居当地的部分日本人受“日本帝国地政学”知识生产的影响，认为“成吉思汗料理”与蒙古族有关，并在一次又一次的集体聚会仪式中，不断强化多产绵羊的东北亚北部地区乃“‘成吉思汗料理’发源之地”的错误历史认知。1932 年，在侵华日军的扶植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成立。“成吉思汗料理”至此也摇身一变，顺理成章成为伪满洲国大力推广和普及的“伪满特色佳肴”，是“高呼”其“政权合法性”的救命稻草。于是在第二节中岩间一弘指出，一道普通的中国菜竟成了侵华日军眼中的至宝，以至于其在日本对华侵略扩张过程中，被强加晦暗的政治色彩，被偷换概念，被扭曲和重塑。

直至日本战败前，成为“伪满佳肴”的“成吉思汗料理”不仅是伪满洲国与日本高层招待内外宾客的“国宴”招牌特色，也被通过不同媒介、全方位的政治宣传渗透至平民百姓。尤其在日本本土，这一美食可谓家喻户晓，人们直当它是古早以来便普及中国东北的一道传统名菜。但居住在当地的中国人并不买账，无论伪满政权怎样卖力宣传，他们早知其不过是日本侵略者捏造的“伪乡土料理”。在中国东北的农村，一般只有财力雄厚的家庭才能不时享用羊肉，中农以下唯有节日庆典时方得一尝其味，绝非伪满政权或日本人口中宣传的那般“日常普遍”。

同时，“成吉思汗料理”还被附会为“成吉思汗神话”，成为“鼓舞” 远征中国侵华日军的政治工具。而羊肉美食既然是当年成吉思汗及其精锐征服世界的必备食物，“成吉思汗料理”就自然地被塑造成了与之相应的、日军侵华的“好彩头”，出征时食用“成吉思汗料理”亦渐成军中惯例。且不仅在军队，利用这一虚像“团结人心”的做法还在日本报纸以及影视作品的反复宣传下，自上而下广为传播。作者坦言，直至今日日本人在提起“成吉思汗料理”时，仍会就此联想，残存对成吉思汗的憧憬和尊重。但在视成吉思汗为英雄的中国和蒙古，姑且不论人们认为成吉思汗承载着怎样的历史记忆，仅是看到其被用作菜肴之名便会心生不快，故时有来自海外人士要求“成吉思汗料理”改名的呼声。

最后，鉴于岩间一弘已在另一篇论文《从“中华料理”到“北海道文化遗产”：烤羊肉（成吉思汗）料理的历史嬗变》（“From Chinese food to Japan’s Hokkaido heritag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rilled mutton or lamb dish ‘Jingisukan’”）中就“成吉思汗料理”自二战后到被认定为“北海道遗产” 的历史轨迹作了详论。因此第三节中作者讨论“成吉思汗料理”在日本本土的普及问题时，便将时间段限定在了1945年以前，与前两节保持一致， 但无论是在篇幅还是论述的精彩程度上，本节内容皆略有逊色。简而言之，1910年代，伴随着洋装在日本本土的普及，日本对羊毛的需求与日俱增， 日本政府就此制定了25年内增产100万头绵羊的“国策”，并鼓励民众食用羊肉，以此扩大绵羊的销路。而传入日本的“成吉思汗料理”无疑成了解决难题的最佳选项。于是在日本军部（诸多军用品的制造皆来自绵羊养殖业）和农林省的合力下，多家“成吉思汗料理”招牌店在1930年代前后落地日本，后来这道菜更慢慢地被摆到了日本寻常百姓人家的餐桌之上。

纵览全文，作者基本达成了自己设定的研究目标，非常详细、清晰地梳理了1945年之前“成吉思汗料理”从北京正阳楼“烤羊肉”转变为侵占中国东北、华北地区的日本侵略者口中的“伪满佳肴”的全过程。岩间一弘耗费了相当的笔墨对“成吉思汗料理”名称的由来史作了知识考古。也正是在一过程中，他发现事实上“唯一正说”早有学者提及，但如今的很多日本人却仍对诸多假说深信不疑。于其中，“成吉思汗料理”概念的外延和内涵被不断扭曲、改造、重构，我们也可就此一窥日本帝国主义对饮食文化的左右和形塑，了解“成吉思汗料理”在日本容受中国饮食文化的历史中被反复消费、改造和叙述的历史全貌。

不过全文重述而轻论，很多时候岩间一弘只是点到为止，并没有作更进一步的评判。他似乎在详细且绵密的史实勾勒上耗尽了笔力，而把一个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抛给了读者，留下了许多可以继续拓展的空间。或许阐释完“成吉思汗料理”的历史脉络，只是作者展示其“饮食文化与东亚近代”这一宏大选题的一块拼图。就像岩间一弘在文中提到的另一种食物“饺子”，事实上也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中经历了与“成吉思汗料理”类似的多舛命运。这般“以小见大”的选题本身便极具研究价值，展现了饮食文化在跨地域交流中所呈现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