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周刊｜离开大厂的人都去哪了

离职

最初发现自己健康出了问题源于一次公司福利中的年度体检。本以为那会像过往人生经历中的每一次体检一样，是周而复始生活中的例行事项。可是这一次不一样。回家后，祝潇颖接到医生打来的电话，告诉她体检报告显示她的促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医学判断是甲亢。

在腾讯时的工牌。（受访者供图）

那年她30岁，面对这个陌生词汇的第一反应是吃惊。她疯狂在网上检索相关信息，医学知识和危言耸听混合在一起，她吓坏了，感到自己“得了不治之症，要一直吃药”。很快，恐惧铺天盖地袭来。她不敢告诉父母，只能和身边的同事聊，边聊边哭。

最后的情绪回归理性，她开始认真思考下一步。

“事情已经发生了，无法挽回，只能先休息下，让自己心情好起来。”她这样想，然后很快做出决定：离开职场。

她是2021年才进入腾讯的。彼时正是疫情期间，所有招聘流程在线上进行，她重重闯关，通过7轮面试，耗时一个多月才拿到offer，进入腾讯集团市场与公关部。

初入职时，她从新媒体运营做起，很快，就晋升为能够把控一个项目的公关经理，既要对接媒体和诸多在网络上知名的个人创作者，又要协调多方合作机构。一个更复杂的局面在她面前铺展开来，注脚上写着责任，压力，工作量，以及发展前景。“我自己也成长了很多。”总结回顾腾讯的工作经历时，她说。

2022年，她连续两次拿到了“五星绩效”的荣誉。“在腾讯可以拿两次‘五星’的，非常非常稀少。”她解释这份荣誉的分量。

从多个维度来说，她喜欢这份工作。

她喜欢与文字打交道，也擅长内容创作。在大学期间，就曾出过两本书，做过电台主播，因此，她总能清晰地向合作方传达传播内容的主题和方向，也能在一趟航班的时间内，推翻一个合作达人提交的视频脚本，重新创作，并顺利通过领导审核。

这些持续的正向反馈是努力工作不竭的动力。

除此之外，她至今仍对食堂免费供应的早晚餐津津乐道，仍对公司能够提供的平台资源以及与个人劳动匹配的薪资待遇心怀感激。

就像硬币的两面，她欣然接受了象征“愉快”的一面，也要接受具有“大厂特色”的她不喜欢那一面。

比如，烦冗的流程和向上汇报，庞大的协调和对接。这些大厂广受诟病的问题具体到工作量上，就是“一个汇报的ppt要改个10遍、20遍，可能一个月前就开始写，到汇报前一刻还在改”。

她坦陈自己不喜欢汇报，且“汇报能力不强”，也疲于“自证价值”——这是一个出自互联网大厂的黑话。“在那个环境里，你要不断写ppt，向上汇报，去彰显你在项目里的价值，证明你不可或缺。”她解释。

很难从医疗诊断书中找到这些工作上的问题和生病之间的直接显性关联，但归因的逻辑成立于她脑子里。“每次一想到汇报，或者下面要面临什么，我就会有点不舒服，有点应激了。”她说。具体表现是手在放松状态仍会颤抖，心率“常常超过100”。

问题当然不是从看到病例的那一刻才出现的，但思考却是在医院才开始的。“在医院的时候，就会觉得，还是自己的健康比较重要。”她回忆。在那个时刻，所有利弊分析与纠结都不存在了，一个答案显而易见。

2023年2月，她递交辞呈。总监不解，“在一个上升期，为什么要主动提离职？”她得到了可以休假一两个月的允诺，也被总监以“先做完手头项目”为由，硬挽留了几个月。

就这样，协商、交接了8个月后，祝潇颖离职了，带着“再也不回职场”的决心。

创业

成为一名大厂离职赛道访谈博主，是她离职半年后的事情。但在正式创业之前，她首先让自己“真正闲下来”。去结了婚，出国旅行，无形中又为自己在就业市场上增加了两项扣分项：已婚未育，半年的空白履历。

“完全没有焦虑。”她轻松地说。

还足够年轻，多年勤奋工作换来账户里存有余裕，这些是前提。更重要的是，她不是空着双手面对未来。“我相信以我的能力不可能后面一点收入都没有。”她说。

其实那时，一个创业雏形已经在她脑子里酝酿良久。

“很多公司会标榜，我们的团队很年轻，一堆‘00后’，那是因为年纪大的人都已经走了呀。除了少部分人做到了管理岗，那大部分走了的人都去干什么了？这就是我好奇的。”

凭借多年接触互联网内容创作的经验，她知道这个问题就是一个视频自媒体创业的好方向：找大厂离职员工访谈，做成视频，在社交平台有了流量以后做社群，最后通过知识付费变现。

果断的执行力是她身上重要的特质之一。

创业后租下的一人办公室（受访者供图）

她曾在大一开学一星期后，直接找到学院党委书记办公室，拿着打印好的自己写的文章，申请从应用化学转到汉语言文学专业；也曾为了圆一个编辑梦，在大一的暑假直接发信息给常订阅的一份文学杂志的编辑，请求一个实习机会。

这些看起来笨拙莽撞的行为都得到了好的结果。转专业在第一个学期后就实现了，实习机会也得到了——尽管没有报酬。

创业起步时，她采用的仍是“祝潇颖式”的笨拙与直接——从身边的同事开始挨个打听：“我想做访谈，有没有人能接受采访？”她形容寻找第一个采访对象的过程是“困难”的。但对于已经打通了大厂人脉通道的前员工来说，这项任务不算艰难。

毫无意外地，经人介绍，她顺利采到了同是腾讯离职的个人创业者“A哥”。这位2020年离开腾讯的前微信支付程序员，如今靠互联网卖房创业，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拥有了几十人的团队。

第一期视频发出后，效果出乎意料。那条视频出现在平台首页推荐位置，单平台点赞量过千。祝潇颖惊喜地发现，在各个大厂离职群里，这条视频被“转疯了”。

一个大厂在职10年的员工看到视频后，很快加了祝潇颖的微信好友，特意道谢：“一直在纠结要不要离职，感谢这期视频，让我看到了，至少帮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心意。”这对创作者来说无疑是一个精神鼓舞。

更实际的效果是，祝潇颖发现，有了第一个视频的成功，后面的约访变得容易了，访谈对象甚至会主动找上门来。“随便约，从去年约到现在，一个个排着队呢。”

在昆明采访大厂离职创业者。（受访者供图）

独立个体的梦想

一种围绕“大厂”“离职”“创业”的商业模式就这样跑通了。很多要素她想到了，很多她没有想到。

第一个百万粉丝的目标比她想象中更快达成，会员群也建立起来了，入群费是299元，人数已突破200。她又趁热打铁组织了几期线下交流会。通过会员费和线下活动收费，成立的“一人公司”很快实现了盈利。“年薪来看没有腾讯时期多，但有的月份也能和以前持平。”

在这个阶段，收入还不是重点，她看到的是一些可能性。“真的做了以后，很多需求朝我涌过来。”

这些出自各个互联网大厂的个体创业者们在社群里互相交换资源，发布招聘信息，也有投资人找上门，想让她帮忙牵线寻找合适的投资项目。有人请她做一对一的创业指导，有人想来学习如何制作短视频。

这些需求就是变现的机会。她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平台，在赚钱之外，从切实地为他人提供帮助的过程中，她找到了工作的成就感和意义感。

随着业务发展，她在深圳的一个创业园区内租下了一个一人办公室，和最近刚刚离职创业的丈夫一起，每天步行上下班，过上了朝九晚六的规律生活。周末偶尔要加班，因采访和活动需要，常常要出差。

给自己打工，尽管不用打卡，依然每天朝九晚六按时上班。（受访者供图）

日常工作看起来和过去没什么不同。创作内容，策划活动，对接协调各方需求，两个手机上的好友加起来有近14000人，甚至，如今的办公地点都在离腾讯不远的地方。

“深圳的科兴科学园，凌晨三点，依然灯火通明。专接夜单的司机跟我说，在这儿接客根本不用看时间，无论几点能都接到单。”她曾在一条视频里这样说。

但给自己打工以后一切都不同了。她很少加班，总是6点就回家做饭。有时因线下活动占用了周末，就随性地宣布“周一放假”。更多的时间属于自己，她去体验了捏陶，爱上了编织。

一种职场上的紧张感和压力也突然消失了。“之前一个公众号标题要写一天，最后用回了原版，但是我现在一个标题一分钟就直接发出去了，管他呢。”她说，“如果发出去阅读量不行，我明天再发一条呗。”

这是成为“超级个体”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她发现自己“作为个体被看见了”。

她在自己的粉丝列表里看到了腾讯某副总裁，一些在职vp和总监。一条访谈视频被“腾讯招聘”官方号收藏。“在互联网大厂，也许高层领导也关心离职的人去干啥了，离职员工创业，最大的投资人可能就是大厂本身。”她分析。

有一天，她接到曾供职很多年的创维集团CEO发来的好友申请，通过验证后，对方发来语音，请她帮忙推荐一些人才。“在职的时候一句话都没聊过。”她惊叹，“离开那个环境后，我的视野和世界更宽了，很多更高职级的人，都会平等地来找我。”

“大厂不是没有梦想，是没有独立个体的梦想。”她说。

“大厂不是没有梦想，是没有独立个体的梦想。”祝潇颖说。（受访者供图）

追求梦想的路

很难在祝潇颖拍摄的视频里找到焦虑迷茫的失业人。每一位出镜者，无论当前正在进行早期的创业摸索，还是仍处在失业中，或者已经历多年创业成败的起伏，所有人都是笑着的。笑着谈论过去，笑着讲述现在，笑着描述未来。

他们坦然又带着一丝自豪地展示曾在大厂工作期间取得的荣耀。

那些象征着某些成就的精致玩偶和证书，都被他们悉数摆放在家里或者办公环境中的显眼位置。谈起大厂的优越福利，他们总能讲出几个生动的小故事，比如，“工作几年从来没有自己买过饮料”，或者，面包多到“保安会推到我们面前来”。

那些人生赛道有了180度大转弯的创业公司CEO，也仍将大厂工作的履历写在他们的社交媒体账号个人简介一栏。互联网大厂确实是一种光环，在离开它后，光芒仍旧闪耀。

他们也总是带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回顾过去。

在腾讯财经线工作14年的倩倩说：“每次一想到离职，就会想哭。就像初恋一样，青年进去，中年出来，把青春献给了腾讯。”

可是面对自己不喜欢的工作内容以及摆在眼前的事业瓶颈、中年危机，她不得不在37岁那年离开。离职那天，她请了一位摄影师跟拍，“想有个仪式感”。

“我们人很奇怪，明明不喜欢一个东西，但会把时间花在上面。”她说。在接受祝潇颖的采访时，她走在夏日阳光下，愉快地说：“从前一整天都基本上见不到阳光的，出来第一件事是，实现了阳光自由。”

有人要迅速接受消费降级。曾在腾讯工作9年设计总监余果提到，现在剪头发只去城中村花25元钱，而过去，为了追求“时尚”造型，他曾特意去别人推荐的理发店，找“和Mark（马化腾）一样的发型师”。

对一些人来说，接受身份落差仍需要一个过程。

“以前妈妈就告诉别人我在腾讯上班的，现在应该不会主动跟别人说，我女儿是卖保险的。”卷卷说。已经是房产中介创业公司CEO的A哥也提到，初创业时，“别人问我干啥的，我都说不出口”。

无论如何，这些故事都是被笑着讲出来的。在另一面，他们也坦然接受了现在。“她有她的精彩，我有我的。”放弃了美团的高薪工作，在大理做自由职业的哈哈提起同期进公司的一位朋友，如今是某大厂副总裁时说。

这或许也是一种幸存者偏差——愿意接受采访的人都是自洽的，祝潇颖承认。“我采访的人里99%的人都没有后悔裸辞，那1%后悔的，是因为没有做好准备。”她提到一位因裁员被动离职的大厂人，“一会写小说，一会搞网剧，一会又说去探店，结果什么都没搞成，现在也很迷茫，不知道要干啥”。

回到那些“千奇百怪”的创业故事，以及放弃高薪甘愿“平庸”的反差人生，祝潇颖发现它们不再奇怪。

就像她自己的经历一样，所有创业赛道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们基于持久的爱好和长远的筹备。“主动从大厂裸辞的人，说明他们在职场是很优秀的。他们更多思考的是未来人生的规划，要不要去做喜欢且擅长的事情，能不能追求心中想要过的生活。”

有时候，在通往“心之所向”的道路上，一些人生阶段是不可跨越的。

去年，一位应届硕士毕业生找到祝潇颖，请她帮忙做腾讯求职辅导，她手把手悉心辅导。“后面他真的拿到offer，工资还蛮高的。”祝潇颖为他感到高兴。

“如果重来一次，回到我最初进腾讯的那个年龄，我觉得我还是应该进去。”她说，“每个年龄对于人生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就应该不停地去体验，去经历，这样才能成就不留遗憾的此生。”

（半岛全媒体记者 牛晓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