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人文社会科学专业“无用论”

全球高等教育似乎正在经历“文科大撤退”，这一趋势引发许多人的关注与讨论。人文和社会科学专业究竟是滋养灵魂的智慧源泉，还是数字时代、实用主义背景下的“无用之学”？美国哈佛大学官方网站宣布，2024年秋季，本科生学院取消了30多门课程，主要为历史、文学、艺术等专业。同一时期，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也宣布，削减28个学术项目并裁撤143个教职岗位，不再开设语言专业。哈佛大学校刊《哈佛深红报》（The Crimson）调查发现，2025届毕业生中只有7.1%的人表示会继续深耕人文学科，33%的人打算攻读社会科学，49.1%的人打算攻读科学或工程和应用科学。近日，英国华威大学社会学系奥古斯特·孔德社会认识论讲席教授史蒂夫·富勒（Steve Fuller）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他认为实际上当前并非只是文科专业面临危机，这是一场全面的学科危机，必须重建学术与生命的联结，才能打破将大学视作职业培训营的迷思。

史蒂夫·富勒（Steve Fuller） 受访者/供图

危机不局限于文科专业

《中国社会科学报》：全球人文和社会科学专业面临的“危机”有哪些明显的表现形式？

富勒：在聚焦具体的人文社科领域之前，我们需要看到当前至少在西方国家，“危机”正笼罩着所有学科，自然科学亦不例外。学者主导着大学的科研与教学，其传统教研模式无法直接满足社会对知识的需求。过去200年间，人们并不认为这种错位是个问题，因为社会和国家深信学者能从更高远的视角洞悉学科本质，他们所创造的知识能够超越任何短期的政治和经济波动。然而，近年来学术界内部腐败、欺诈、偏见等事件频发，导致人们对学术的信任大打折扣，公众对完善并落实学术问责机制的呼声日益高涨。在此背景下，学术成果普遍贬值，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表现尤为明显。

我所任职的大学是英国“十大名校”之一，校方要求教师在批改学生论文时采用的标准更侧重于形式规范，如语法结构的准确性、论证逻辑的严密性等，而非聚焦知识内容本身。这样的政策本质上是认定写作技艺是可迁移的“通用能力”，而课程内容不是。换句话说，学校认为学生掌握了哪些知识细节或许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他们能否以清晰有力的方式传达自己的所学与见解。这不禁让人联想到《柏拉图对话录》中苏格拉底与诡辩者的辩论，后者主张知识不过是获得辩论胜利的修辞工具。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危机的根本源自内生性学科衰退还是外部环境压力？

富勒：二者兼而有之。所谓的“外部环境压力”实为高等教育扩张的必然结果。从历史上看，大学一直是“精英”的摇篮，因为高等教育受众有限。尽管如此，国家依然对大学提供支持，因为这些精英学子未来会成为社会各界的领航者，将产生深远影响。随着“知识经济”政策的推行，倡导全民高等教育，这一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为此，国家斥巨资扩大大学的规模和数量。大学拥护此政策或许并不意外，然而西方国家逐渐意识到，教育投资的边际效益正在递减。众多“高学历”毕业生面临失业或就业不足，同时，经济生产率和社会整体进步速度却未见显著提升。大学已开始进行结构调整与规模缩减，我预测未来的大学数量将会减少，就读人数亦会下降。

至于学科的内生性困境，核心问题在于经济学家所说的“路径依赖”，这也适用于所有学科，包括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术探究之所以“学术”，在于它原则性地锁定研究某一主题的多种可能路径中的一条或少数几条，赋予了学术探究独特的“认识论严谨”（epistemologically rigorous）特质。然而，长期沿用同一方法，势必导致回报递减。如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所说的那样，“科学范式”无法解释新的事实，就会产生“危机”，促使科学界寻求问题的新解法，从而掀起“科学革命”，其中一种方法转变为新的主流范式，如此周而复始。

库恩的主要例证是牛顿力学体系，这一范式统治物理学长达200年之久。人们不禁要问，为何相对论与量子理论花了这么长时间才取代了牛顿的理论。与当下相关的部分答案在于学术期刊的同行评审制度。自17世纪起，相互认可为“学者”的群体便依据对方工作的真理价值，及其与集体科研项目的相关性进行评价。随着19世纪同行评审逐渐完善与制度化，“相关性”演变为前文提及的“路径依赖”，导致发展停滞。

人文社会科学专业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人认为上大学只是为了就业，而人文和社会科学纯属“无用之学”，对此您怎么看？

富勒：首先，在当前经济环境下，拥有大学学位的人未必能够找到长期稳定且富有个人成就感的工作，这并非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特有的困境。因此，不只是人文社科领域面临“危机”，这其实是影响着整个高等教育领域的危机，需要对学术知识在社会中的作用进行根本性改革。

其次，具体到人文社科领域，当前确实存在高校裁撤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项目的现象。社会、高校都开始将高等教育机构定位为培养技能人才的工厂，毕业生需手握技能，无缝对接职场。这种观念并非新鲜事物，在西方国家已存在半个世纪之久。它与“知识经济”思维密切相关，即认为在未来，一个繁荣的社会将要求每个人都获得大学学位，以胜任高技能工作，为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在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提供动力。而人文学科的知识之所以难以融入此愿景，是因为它更关注对宏观世界的反思而非具体实践。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代青年修读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意义何在？

富勒：在西方国家中，人们选择学习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知识的理由依旧成立而且充满生命力，无论从事什么工作，人们都需要“生命教育”。19世纪初，德国教育之父、现代大学创始人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将生命教育视作“自我教养”的一部分，因此，在深入学习专业课程前，哲学是每个大学生的必修科目。在这方面，黑格尔的教学实践最具代表性，他将哲学建构为思想的运动学与动力学。在马克思的职业生涯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教育理念的影响。如今的学生们也希望得到这种教育，但遗憾的是，依然坚持这种教育理念的高校凤毛麟角，也很少有高校将其作为自身使命的一部分进行宣传，而是试图通过承诺提供可以获得特定工作的职业证书来吸引生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算法两极分化和生存焦虑的时代，人文社会科学专业能否抵御社会中存在的虚无主义？

富勒：当然！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在当代具有不可替代性，它至少在两个方面具有现实意义。第一是它能赋予学生对生活各方面深刻而生动的理解，从而帮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第二是它能够培养人们对世界进行更为复杂的评估。特别是社交媒体兴起后，人们接触到的观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多元，但在如何评判这些观点方面却缺乏指导。在此情境下，人们在艺术、历史、文学和哲学中发现的观点更具多样性，有助于他们在大量的信息中保持冷静的思考。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该如何应对危机？

富勒：我认为，要应对这一广泛性的危机，需要重构大学的社会角色，让高等教育重新回到提供“终身教育”的理念，将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纳入所有学科的基础认知框架中。这样大学方能超越职业培训机构的定位，重拾其智慧灯塔的社会角色。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赵琪

新媒体编辑：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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