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

《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

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章开沅先生代表作。一部浓缩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以其中的代表人物和重要事件为主线，展现在中西文化相互激荡中近代思想文化演变的轨迹。

精彩书摘

三版代后记 我的史学之路

今年4月，与近代史研究所同仁到家乡浙江湖州春游，又到章氏宗族的聚居之地——荻港村。我虽已多次回到故里，但这趟返乡之旅仍有很大不同。这是一趟纯粹的私人旅行，没有任何公务活动，让我可以从容、安静地感受家乡的草木菁华、人文精粹、先辈行迹、乡里情谊。

所内的同仁对于这趟行程似也十分享受，湖笔之乡，烟雨江南，浓厚的人文气息和时尚的现代城市融为一体，对于研习历史的人来说，自然会有与常人不同的心灵感悟，“传统”与“现代”，在这里共绘着一幅美丽的江南画卷。虽然每一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个不同的江南，或人文的、自然的，或浪漫的、婉雅的，或富足的、平淡的，或时尚的、古朴的。但无可否认，传统的人文积累和今日的经济飞跃，更增添了江南的魅力。

在荻港小住的两日中，我也看到了家乡的“历史变迁”。晚间漫步，原本长满在记忆中的芦苇就在面前摇曳，原本古老的村庄在楼台灯影中又变得鲜活，京杭运河边的商埠已经没落，村民们自己集资建设的花园——“崇文园”中却是花木葱茏。这样的情景，与《章氏家乘》中的记载有天壤之别，也让我倍感欣喜。

其实，我幼年起就“流浪”在外，对于家乡及家族的了解都非常贫乏。青年时期也是“东奔西走”，走上工作岗位以后更是难得清闲。直至晚年才回乡稍多，寻踪觅影，访旧探新，从中也可深刻感应到个人、家族、家乡与国家命运共振的脉搏。

荻港虽是著名古村，但地少人多，稍有志者都出外经商、游幕谋生，章氏先祖亦不例外。到我的曾祖章维藩时，他以监生报捐州同身份投效左宗棠西征大营，转战新疆南北两路。后以军功授职，历任安徽抚署文案、无为州知州、怀宁县知县等职。到甲午战后，曾祖在芜湖创办益新面粉公司，这是中国最早的机器面粉工厂之一。此后又在安徽当涂开采铁矿，从此在安徽芜湖安家，我就是在芜湖出生的。到我出生之时，家道已经中落，但这种家世背景成为诱发我对张謇研究产生兴趣的原因之一，也让我对此后的绅商及资产阶级的研究有更贴近于实际的理解。

不过，无论是张謇研究，还是辛亥革命研究，都不属于我年轻时期的生涯规划之列。中学时期，我酷爱的是文学，喜读杂书，苦练文笔，语多冷峭，同学间有以“小鲁迅”相称者。成为文学家，是我这时的梦想。大学时代，在金陵大学历史系就读，但并未树立专业思想，除听课与应付作业考试之外，仍痴迷于文学作品之中，对于社会科学书籍也兴趣有加。参加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以后，写时评又成了课余爱好，曾写过《火车抛锚》的政治讽刺诗和《漫话金圆券》的政治评论，其中虽不无“少年孟浪”之处，但却颇得好评。

年轻时豪气干云，在激情如火的革命岁月，觉得当文学家已经过于平淡，新的理想是当一名战地记者，在枪林弹雨之中采访报道，那才显得出热血男儿的本色。

1948年冬天，我和千千万万进步学生一样，辍学进入中原解放区。革命改变了整个中国，也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

中原大学校方看好我这个三心二意、舞文弄墨的所谓“理论人才”，被留在政治研究室革命史组，从此与历史结下不解之缘。现在想来，大学时本不在意的历史专业背景早已决定了我今后的道路，这些本都不在我的“人生规划”之中。套用一句现在时髦的广告语，“一切皆有可能”，在很多时候，这句话还是有符合“辩证法”之处。

1951年，中原大学与武昌华中大学合并，随后改名为华中师范学院，我就在此校历史系开始了自己的史学研究生涯。虽然这不是自己的原本志愿，但我们这代人是浪漫而真诚的理想主义者，革命需要就是自己的志愿。我常自我解嘲，我的职业像包办婚姻，是在“结婚”之后恋爱，终于在教学和研究之中找到了“幸福”。

初期的研究并没有专一的领域，可以说是完全为教学服务。1954年，一位德国学者不远万里来汉调研武昌首义，这提醒我认识到辛亥革命史的学术魅力，而这位德国学者的治学精神也感召着我。后来，我将主要精力转入辛亥革命研究，特别是张謇研究。

1961年，我参加了在武汉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并提交两篇论文，受到吴玉章、范文澜等学术前辈的赞赏。其中《从辛亥革命看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作为会议唯一一篇代表性论文在《新华日报》上全文刊载。

1963年，承蒙杨东莼先生的关切，把我借调到北京，协助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这让我有机会系统收集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张謇研究资料，在此基础上形成书稿《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不过，这本书迟至1986年才由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之旅获得了大量学术信息，也结识了许多优秀的师友，可以说是我学术生涯的一个新起点。但是，对刚刚走上学术正道的我来说，也是一个转折点。

1964年，因在《光明日报》发表关于评论李秀成功过的文章，遭到“重点”批判。不许参加学术讨论，不许发表文章，不许为自己申辩，这“三不”批判让我领会到“学术领域内阶级斗争”的厉害。批斗之苦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更为痛苦的是学术研究就此停顿长达十年以上。

直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前不久，我才重操旧业，与林增平先生等学者一起撰写《辛亥革命史》。这部120万字的著作在1981年全部出齐，作为第一部研究辛亥革命的综论性大型专著，受到国内外史学界的赞誉，被称为是最能体现当时中国辛亥革命研究的观点、方法、水平的权威性著作。

不过，如是从学术史的角度言，这本书只能说是辛亥革命研究一个新的起点，不足与疏漏之处仍多。对我个人来说，这也是一个新起点。长期受到困压的学术激情突然喷涌而出，我相继出版了《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辛亥前后史事论丛》等专著，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一系列论文，对辛亥革命研究中的问题与方法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观点，也得到中外学界的积极回应。

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我一生之中精力最为旺盛而成果也最多的时期。虽然后来研究兴趣有所转换，但是辛亥革命研究可以说一直贯穿于我的整个学术生涯之中。作为一个“老革命”，虽然没能扛枪上战场，也算是研究了一辈子“革命”。

辛亥革命的学术内涵显然不能用政治标准加以研判，我对当时过于教条式的研究很不满意，提出要认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复杂性，重视“社会历史土壤”的因素，加强对社会环境、社会心理、社会群体及社会阶层的研究，将“阶级”“革命”等分析概念具体化。这些倡议分别得到一些年轻学者的实践，曾经在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攻读过硕士、博士学位的新一代学者，都曾经先后从事过社会群体研究，并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例如，马敏、朱英对于苏州商会以及绅商的研究，虞和平对于商会的总体研究，桑兵对于清末学堂与学生的研究，赵军对于日本大陆浪人群体的研究，王奇生对于民国县以下官吏群体的研究等，对于相关的学术领域及个人的学术成长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到2000年，我主持编写的《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研究》《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大体上是对这一研究的阶段性总结。在这一时期内，我也曾侧重对中国早期现代化历程加以研究，主张将比较的视角与历史社会土壤及文化心态结合起来，去理解近代中国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此次重版的《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这本书，大体上可以反映出我对中国早期近代化历史进程的宏观审视，也可以说是对20世纪80年代以前学术工作的一个总结。

现在谈到教会大学史研究和南京大屠杀研究，不少学者说我有倡导之劳，其实进入这一领域，既有必然，也有机缘。研究历史的人似乎不应多谈“宿命”，但这两个主题确实都与我在金陵大学求学有关，其间巧合之处甚多。金陵大学是基督教外国差会在华设立的大学之一，而与南京大屠杀研究紧密相关的“贝德士文献”的主人翁是我在金大的老师，他本人就是美国传教士。

1984年，我出乎意料地被任命为华中师范学院的院长（次年改为华中师范大学校长），开始了六年的校务行政生涯。大学校长责重事繁，很难设想在学术上大有作为。不料1985年秋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刘子健教授突然来访，建议两校合作推动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子健毕业于燕京大学（也是一所教会大学），他对我喻之以理，动之以情，很快就说服我接受此建议，并且很快就见诸行动。1989年6月在华中师大举办的第一次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研讨会，被中外学界认为是这个领域的一块里程碑。我想，如果没有子健的来访，我是不会主动选择把教会大学史研究作为主攻方向的。

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情况也是一样，其实最初主要是南京的学者从事此项工作，我虽然关心但却无力顾及。1988年暑假，我应邀到纽约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难得上级领导慷慨给我一个月的学术休假。我利用这难得的时机，前往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查阅中国教会大学史历史档案，却在无意中发现“贝德士文献”，其中包含大量南京大屠杀原始档案文献。但当时校务极为繁重，只能心向往之，唯留牵挂。

直至1990年卸任校长职务，再访耶鲁，才如“故友重逢”一般，系统阅览了总量达1000余卷的贝德士档案文献，并将南京陷落时任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和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发起者与负责人的贝德士对日军罪行的实录与报道进行了系统整理。在此基础上，先后写成《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和《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等著作。其时，正值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历史真相的言论和行动不断升级，这些著作为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提供了无可辩驳的铁证，出版以后就受到广泛的国际关注。

对于个人来说，我做这些主要是出于历史学家的良知和责任感，并没有任何应时应景的想法，何况1997年以前有的书在出版时还得不到应有的理解与支持。

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的收藏，更为丰富的是中国教会大学档案全宗。对于教会大学，我在金陵大学时就有切身的感受。在出国以后，才了解到西方学界对在华教会大学的研究十分重视，约在20世纪50年代即已起步。但在国内，因长期受“左”的思潮影响，教会大学史研究一直是学术禁区，内地学者对此鲜有涉足，这对研究近代中国教育的演变是个缺陷。

我觉得中国也有开展教会大学史研究的有利条件，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不断呼吁加强对教会大学史的研究，并与美国鲁斯基金会和普林斯顿大学合作，连续召开了多次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学术讨论会。

1994年，在华中师大成立了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自国外征集并购进大批原始文献资料，规划研究项目，团聚研究力量，与海外学者广泛交流，到现在可以说初有所成，教会大学史已经成为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受到广泛关注的新兴领域。

托改革开放之福，我有幸成为对外学术交流的先行者，衷心希望能够将中国的学术成果推广到世界，也将世界史学的精华引入到中国，因为开放的学术体系才更有利于中国学术的创新。我也常自认为是一座桥梁，努力促进沟通东西文化，增进相互了解，共同繁荣学术。

兹事体大，困难较多，欣慰的是自己多少做了一些富有成效的工作。从“北美萍踪”“韩日纪行”到“台港情缘”（《章开沅的老照片》标题语），讲学访友，辩难析理，虽有艰辛，但也乐在其中。

眼见辛亥革命史研究跨越海峡两岸，南京大屠杀研究得到日本正直善良之士与世界各国进步力量的认可，教会大学史研究也成为中外学术交流极为频繁的载体，旅居的孤寂、奔走的苦累，也都烟消云散。

2001年，得海内外学术机构及师友的支持，成立了“章开沅东西方文化交流学术基金”，每年定期聘请海外著名学者来华讲学，举办暑期青年学者研讨班，也支持有关学者的研究项目，已经成为国际学术对话的一座平台。

史学研究曾经给我带来磨难，但更多的是给我带来快乐，个人命运与国家及社会的变迁实在是密不可分，以研究历史为业者，理应读懂自己生存的时代。历史学家可以给历史以多种解释，却不能背离时间已经划过的轨迹；历史学家首先应该尊重历史真相，更不可外在于自己的时代。

我历来提倡学者要保持独立的品格，“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以探真求实的精神和堪留后世的学术精品来丰富民族的文化；我也提倡参与的史学，赞同历史学家参与现实生活，用史学研究来服务于社会的进步，让大众能够有了解历史真相、寻求历史智慧、熟知民族文化、理性认识社会的选择。独立的思考和积极的参与并不矛盾，学者的参与如果失去了独立客观的品格，也就失去了其社会价值。

我参与社会活动较多，经常应邀演讲。我的演讲也比较受欢迎，当然也有人不欢迎，因为我常常会唱一些“反调”。快到2000年的时候，别人欢天喜地迎接新世纪，我泼冷水说新世纪只是一个时间区划而已，“善亦俱进，恶亦俱进”，1900年就没有什么祥和美满。别人大讲“文化创新”，大拆大建，我偏偏又来讲“守旧”，不守旧无以创新。不过，听众的反应说明我这个学者的声音还是受到重视的，也是他们需要的。

在学术和社会的层面上，面对许多的“现代病”，历史学家不应该保持沉默，更不应该无所作为，可以与其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乃至方方面面科技专家中的有识之士一起，共同纠正现今人类文明的缺失。

史学及史学家的价值固然有待于社会去“发现”，但是否具有发现的价值、如何发现仍取决于史学家本身。今日之史学虽然不是显学，但即使相较于以往的任何时期，其“行业规模”已有过之而无不及，每年产生的史学作品更是难以数计。但在不良学风影响下，不注重发掘、运用原始史料的浮躁之风也日益显现。

我比较注重研究视角的创新，也不排除运用社会科学理论来阐释历史现象，但一直将实证作为史学研究的基石，这是最基本的方法，也是最基本的态度。失去客观实证的研究必然经不起时间的检验，也失去其长久的价值。

近几年，我又提出“原生态”史学的概念，在学界产生了一些反响。

“原生态”本是用来指事物的原始生存状态或生活状态，是事物最纯最真的一面，最初是艺术工作者提倡艺术的原生态，即艺术家们应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发掘、整理原汁原味的民歌、民舞、民谣，以期为艺术的创新和发展注入新鲜的血液。

我将这个流行词借用到历史研究中来，首先是想强调历史资料的原始性、完整性对历史研究的重要作用。史论须由史料中来，一些重要的史料必须读原文、读原本，必须知道这些材料是从何而来、背景如何。即便是最原始的资料，也是当时的人对于已经发生过的历史事实经过整理及文字加工后的记载，而这一过程掺杂了较多的主观成分，不同的人因价值观的不同、立场的不同，对同一事件可能就会有不同的记载与评价，因而历史研究工作者们在运用史料时，必须要经过反复的比对与考证，才能使重构起来的历史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面目。

走近历史的“原生态”的另一个方面，便是重视解释、追寻研究对象的原生态，即尽可能不做不着边际的评论，不带任何偏见，保持价值中立，既抱理解之同情，亦抱客观之态度，因为历史研究的本身首先是求真，历史的真实就是历史对象的原生态。在强调方法创新、模式创新的时候，也要警惕“范式”的泛滥。在研究过程中，如动辄某某范式，反易使人的思想禁锢其中。探故求真，何其难哉！

对于史家来说，在时间的某一刻，历史的原生态只有一种；但对于社会和生活于其中的个体来说，却永远处于变化之中。

祖居荻溪摇曳的芦苇，老家芜湖青弋江畔的垂柳，保存泛黄的家乘，童言无忌的诗文，川江纤工的号子，“奉命挨批”时的大字报，普林斯顿的蟠音客舍，演讲台下热情的掌声，个人生活的印迹与国家的历史一样多难多彩。或许我可以将之写出，但是，真能体验其情其境者，唯己而已。我常说一句话，“历史是已经画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孰言不是？

漫谈杂言，是为自叙。

目录

前言

第一章从清末女强人说起

第二章以俄、日为鉴

第三章近代离异的萌发

第四章民族开始觉醒

第五章冲突与协调

第六章走出国门看世界

第七章失掉的机遇

第八章离异的艰难历程

第九章回归面面观

第十章没有结束的思考

附录

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命运——以贝德士文献（Bates papers）为实证

从离异到回归——孙中山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先驱者的足迹——耶鲁馆藏容闳文献述评

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对容闳的再认识

文化危机与人性复苏《俱分进化论》的忧患意识

再版后记

三版代后记 我的史学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