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总有一种力量把生命与生命连接

1976年，36岁的孟加拉国吉大港大学经济系主任穆罕默德·尤努斯到大学附近的乔布拉村，走访一些最贫困的家庭，想看看是否有办法直接帮助他们。

吉大港是孟加拉国最大的港口，尤努斯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知名教授。

1974年孟加拉国爆发了一场大规模饥荒。尤努斯在自传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饥饿的人们涌遍全城，他们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以至于无法确定他们是死是活。

他们对我们这些衣食无忧的城里人毫无要求，只是静静地躺在我们的台阶上等死。人有许多死法，但是，饿死是所有死法中最让人无法接受的。

在这个物质丰富的世界里，就那么任由一个还不理解这个世界之奇妙的小婴儿，得不到生存下去所需要的乳汁。她哭啊，哭啊，最终睡了过去。第二天，她可能再没有继续活下去的气力了。

“过去，向学生们教授那些高雅的经济学理论，总是令我感到快慰，以为那些理论应该是能够医治各种社会问题的。但是在1974年，我开始惧怕授课了。当人们在人行道上、在我的课堂对面的门廊里正在饿死的时候，我的所有这些复杂的理论又有什么用呢？”于是，尤努斯走进了贫困的乡村。

在1976年的这次乡村走访中，尤努斯和同事发现，一些农民如此穷困，并不是因为他们愚蠢或懒惰，他们整天从早干到晚。他们穷，是因为这个国家的金融机构不能帮助他们扩展他们的经济基础，没有任何正式的金融机构来满足穷人的贷款需要，这个缺乏正式机构的贷款市场就由当地的高利贷放贷者接管了。

他由此走上了为穷人特别是贫困妇女提供小贷服务的道路，1979年在孟加拉国国有商业银行内部创立了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意为乡村银行），1983年格莱珉银行获得政府的银行牌照，开始正式独立运营，之后为成百上千万的穷人提供贷款，还款率在98%以上。

2006年，尤努斯和格莱珉银行获诺贝尔和平奖。

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累姆，一个棚户区的蜿蜒土街上。54岁的农民赛迪·辛巴和他的两个妻子已经生了20个孩子，但6个死了。这里的棚屋建在沼泽地上，污水经常流到井里。

十几岁的男孩在街上销售饮用水，30美分一大水壶。但辛巴拒绝把钱花在这方面，他习惯了免费从井里取水。他可以选择把水烧开，但那要花大笔钱买煤油或木柴。

当他18个月大的女儿塔图出现严重腹泻和发烧，他把她带到当地的传统医生那里，并把20美元巨款，连同一只鸡和价值8美元的魔法布一起交给医生。医生把塔图放在床下，让她母亲蹲在上面小便，把孩子淋得湿透。然后，医生焚烧大象的粪便，让孩子呼吸这些气体。

“通常会有帮助。”辛巴很沮丧。但这次不行，因为塔图死了。辛巴为失去第6个孩子痛心，但仍继续为家人提供同样的水。“我们不喜欢喝井水，但如果我们没有其他水，我们会喝的。”辛巴说。

这是1997年1月9日刊登在《纽约时报》头版一篇报道中的描写，题目是《在第三世界，水依旧是致命的》(For Third World, Water is Still a Deadly Drink)。文章指出，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人们正饱受水污染的困扰，每年有数百万儿童因感染疟疾等疾病死去，造成死亡的一大罪魁祸首是“轮状病毒”，它是儿童严重腹泻的首要原因。

文章作者、专栏作家纪思道（Nicholas D. Kristof）若干年后在接受奈飞（Netflix）采访时说，“孩子们正在死去，而造成死亡的原因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只是因为他们出生在尼日尔，而不是纽约。”

清晨，有一个读者读到这篇文章后，不相信是真的，他觉得报道中每年死于疟疾的孩子数量被多加了一个零，就打电话到报社核实。他很震惊，确实是真的。

这个人是比尔·盖茨。他认真地做了思考，决定把更多精力用于解决社会的问题。2000年，他辞去CEO，2008年结束在董事会的日常工作，全力投入慈善公益。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的私人慈善基金会，而且为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了具有开创性、创新性的贡献。

我专访过穆罕默德·尤努斯和比尔·盖茨，能够体会到那种身处同一个星球，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同理心。而我更感佩的是，他们都是积极的行动者，用行动之手把另一些生命牵住，给予他们在一个文明世界理当享有的权利，激发他们与生俱来的追求和创造美好生活的热忱。

我在2015年创办了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发刊词的题目是《用希望连接生命与生命》。虽然这是一个偏重于经济和产业的小小平台，读者也以发达经济区域的城市人为主，但我们一直在报道和“三农”有关的内容，我本人也走进过许多县域和乡村。这不仅是同理心使然，更是在大地上学习的机会。不懂农村，就不能更深地了解和理解城市和中国。

在很长时间里，我们习惯于一种说法，经济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城市化的进程，然而，随着对农村了解的加深，我们会明白，没有城乡之间的协同、互动、相融、共进，我们的心不可能真正安放，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也不可能有阳光普照、春风和煦的明天。

我已经忘了刘子最初和“秦朔朋友圈”结缘的细节，但一直记得他说过，他是在2019年得知叔叔在江西老家县城一个小化工厂的爆炸中遇难、并返乡帮助处理善后事宜后，开始重新思考人生，思考城市和乡村的关系，乡村以及乡村人的命运。

那一刻，他的心情，和尤努斯看到孟加拉国饿死的婴儿，和比尔·盖茨看到因感染疟疾而死去的第三世界儿童的报道，大抵是类似的。他当然远远没有尤努斯和盖茨基金会的力量，但他也选择了行动。

他放弃了在上海的物流供应链金融公司的工作，转向乡土，转向关于乡村的研究与写作。5年来，他走了数十个省的乡镇、村庄，访问过数百位一线乡建实践者，写了大量作品，记录下足迹和思考的印记，并在乡建领域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影响力。

在美国汉学家、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艾恺的著作《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中，有这样的对话——

艾恺问：“您认为您生活中最重要的大事是什么？”

梁漱溟答：“大事一个就是为社会奔走，做社会运动。乡村建设是一种社会运动，这种社会运动起了相当的影响。”

今天，民间对于乡村的关切与实践，正在展示出新的活力。刘子采访报道过的很多人的努力，都是实实在在的证明。

我赞赏并支持刘子的工作，这些工作源于一颗对乡建的诚笃之心。在他的努力成果将陆续出版之时，我由衷地感到高兴，并希望更多人读到他的文字，并透过这些文字，从乡村视角看到中国前行的力量，看到其中的复杂性、艰难、奋争与希望！

作者 秦朔｜开白名单 duanyu_H｜投稿 tougao99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