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狂人到民族魂，看鲁迅如何用笔撕开时代的黑暗，点亮民族的觉醒

第一章：鲁迅归国与民国初期的政治风云

鲁迅发现，与其治病救人，不如治“病”救心。

1909年8月，鲁迅结束了七年漂泊日本的求学生涯回到中国。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蔡元培任教育部长。在好友许寿裳的推荐下，鲁迅进入教育部任职。蔡元培普遍认为是中国近代民族学研究的先驱，他在1907年到1908年留学德国，受到西方哲学和美学的影响，他对清朝传统的思想制度极其反感，在他大刀阔斧的改革下，新成立不久的教育部一改封建衙门的陋习，呈现出崭新气象。鲁迅对新政府充满了期待，他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然而他很快被现实打脸。

1912年2月12日，袁世凯逼迫末代皇帝溥仪宣布退位诏书。孙中山信守承诺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将临时大总统让位给袁世凯，袁世凯不费吹灰之力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在他上台后，在北洋政府教育部工作的鲁迅对袁世凯政府渐渐感到失望。1916年夏，袁世凯复辟称帝未遂身亡，民国政坛变成了一场闹剧。其后的民国北洋政府六位大总统轮番上阵，他们都是清朝的旧人物。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虽被推翻，可新政府依旧无法给人民带来希望。

袁世凯

第二章：鲁迅的社会觉醒与《狂人日记》的问世

1918年，鲁迅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发表了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当时的中国，大家都习惯用“之乎者也”的文言文，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文言文就像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高墙，很多人都搞不懂。鲁迅用简单易懂的白话文把那些原本只能在少数知识分子圈子中流传的深刻思想，传递给了更广泛的读者群体。

《狂人日记》虽然是一篇白话文，但它的序言却是文言文，鲁迅这么设计可谓用心良苦，他用文言文和白话文的对比创造了一个二元对立、充满张力与撕裂感的世界。文言文代表的是现实中黑暗、吃人的封建旧社会，而白话文则代表了狂人精神世界的觉醒与反叛。

《狂人日记》最广为人知的片段出现在第三篇日记中：“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书中提到的“吃人”一方面指的是统治阶级对百姓的压迫，另一方面指封建礼教的束缚让人们变得麻木盲从。统治者压迫百姓固然可恶，但百姓甘于被压迫，甚至为这种压迫辩护才更为荒诞。鲁迅所看到的封建社会只有一轮又一轮的朝代变更，但在变更过程中没有思想上的进步。而当下所谓的革命，最终也只是剪掉了一条辫子，而所谓的觉醒，在愚昧的民众面前依然难以成形。

狂人看似疯癫，却是那个黑暗社会里唯一清醒的人。他敢于直视社会的不公，敢于质疑所谓的“仁义道德”。但最讽刺的是，这样一个清醒的人最终却被社会“治愈”了，恢复了所谓的“正常”。而这种“正常”，恰恰是对狂人最大的不公与背叛。此后鲁迅创作了《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不朽名篇，继续揭示社会的种种不公。而《狂人日记》作为鲁迅的开山之作，至今仍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无可取代的位置。

第三章：鲁迅与许广平十年相守

1919年11月，鲁迅和他的两位兄弟把绍兴的老宅卖了，搬到了北京。1923年鲁迅应邀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讲课。在鲁迅上课时，有个女学生叫许广平总是早早地坐在第一排，目不转睛地盯着鲁迅。到了1924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改名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简称“女师大”。新任校长杨荫榆坚持封建礼教的做法激起了学校中许多进步师生的反感。1924年11月学校爆发了驱逐杨荫榆的运动，这场运动后来演变为“女师大风潮”。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刘和珍是这场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许广平也是其中的积极分子。她们带领全校学生与封建礼教和北洋政府对抗。

许广平

1925年3月11日，许广平鼓起勇气给鲁迅写了第一封信，信中探讨了中国女子教育的前景。两人逐渐开始了频繁的书信往来，关系也变得亲密。随着女师大风潮的愈演愈烈，刘和珍和许广平等学生被学校开除，杨荫榆甚至想派军警将她们送回家。那个时代，女学生若被军警押送回乡，几乎意味着她们将在家乡无路可走。其他学生都跑到了北京的亲戚家躲避，但许广平在北京无亲无故，危急时刻，鲁迅让她到自己家中避难。

杨荫榆

许广平对鲁迅的崇拜逐渐变成了爱情，而鲁迅也感受到她的情愫。但鲁迅那时已经44岁，他还有个家里安排的妻子叫朱安，而许广平才27岁。面对许广平的深情告白，鲁迅拒绝了她。许广平对鲁迅说：“神未必这样想。”这一句话出自英国诗人勃朗宁的诗，诗的名字就叫《神未必这样想》。鲁迅曾在课堂上讲解过这首诗，一位年轻女子爱上年长男子，而男子由于礼教和年龄差距拒绝了她。许广平引用这首诗中的情节回应鲁迅。

许广平和鲁迅

1925年11月，鲁迅和许广平终于确定了恋爱关系。1926年3月爆发三·一八惨案，刘和珍被杀害，鲁迅写了《纪念刘和珍君》等文章猛烈抨击段祺瑞政府的血腥屠杀，这让他成为了当时的追捕目标。1926年8月，鲁迅和许广平一起离开了北京，鲁迅前往厦门，而许广平则去了广州。鲁迅在厦门大学教书四个月，之后转到广州中山大学。鲁迅和许广平开始了同居生活。

而他的原配妻子朱安依旧在北京过着无爱无性的婚姻。鲁迅后来在信中告诉了母亲和朱安他与许广平同居的事情。朱安虽然早有所觉，却依然难以承受这一打击。朱安是一位典型的封建传统的中国女性，没读过多少书，当初是鲁迅母亲到朱安家里提的亲事。在1906年鲁迅还在日本留学时，他母亲以生病为由将他骗回国，两人结了婚。但鲁迅认为他和朱安之间的思想隔阂太大，没共同语言，说白了就是鲁迅并不爱她。

朱安

第四章：鲁迅的最后岁月与民族魂的遗产

1927年4月，广州爆发四·一五事变，鲁迅和许广平搬到了上海。1929年，鲁迅与许广平的儿子周海婴出生。但很不幸的是，鲁迅在1936年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享年55岁，成了家里走得最早的一位。他的葬礼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从城市的各个角落汇聚至庄严肃穆的万国殡仪馆，自发为鲁迅送行，包括宋庆龄、蔡元培、叶圣陶等人。鲁迅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沈钧儒亲题的“民族魂”三个大字，成了鲁迅一生最真实的写照。

鲁迅用一支笔，把黑暗写得刺目，把光明写得坚定。他曾言：“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这种态度贯穿了他的一生：不向权势低头，不给敌人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