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鲁迅先生离世后，葬礼扶灵抬棺的16个人，个个都不简单

1936年10月19日的上海市鲁迅家中，年仅55岁的鲁迅因为自发性气胸去世，这种病在当时并非是不治之症，但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导致鲁迅便早早的离开。

鲁迅之死，不仅是中国文学界一颗巨星的陨落，更是全世界文坛的巨大损失，令全世界人都扼腕叹息。

鲁迅先生离世之后，他的出殡阵容是历史上罕见的强大，很多有名的人都前来吊唁。其中有十六人负责给鲁迅抬棺扶灵，这些都是鲁迅的好友、且都是响当当的大人物。

根据《上海报》发表的讣告内容得知，宋庆龄女士在得知死讯之后，立马赶到了鲁迅的家里，对鲁迅的妻子许广平进行慰问，并商讨出葬礼事宜。

两人经过一番商讨之后，考虑到鲁迅先生生前对中国的巨大影响、满足所有为鲁迅之死感到悲痛的人去吊唁，决定专门请一些人来办理丧事。

盛大的葬礼规模

临时成立的鲁迅治丧委员会成员涵盖范围十分之广，其中政界、文学界、外国友人均包括在内。

除了这份华丽的治丧委员会成员名单之外，为鲁迅扶灵抬棺的十六人同样也不简单，大都为文学泰斗或者政治大家，在当时的社会极其有影响力。

这十六人分别是，伟大的文学家巴金，文学翻译家胡风、孟十还，作家靳以、张天翼、欧阳山、周文、萧军。

以及《中华日报》副刊的编辑聂绀弩，《大公报》副刊《文艺》的主编萧乾，《申报》副刊《自由谈》的主编黎烈文，《译文》编辑黄源，出版家吴朗西，中国著名编剧陈白尘。

除了以上之外，还有日本进步青年作家鹿地亘，木刻家曹白。其中曹白的年纪最小，鲁迅死时他才22岁。

这十六人得知鲁迅死讯之后，从全世界各地赶来，只为了见鲁迅先生最后一面。

鲁迅的丧葬共持续了三天，在出殡当日，国母宋庆龄和北大校长蔡元培亲自扶棺，民众也全都自发拉横幅为鲁迅悼念，商铺则纷纷挂上了白布。

来为鲁迅送葬的民众数不胜数，一眼看不到边，送葬的队伍排了十多里，人群里弥漫着悲痛的气氛。

送葬的队伍缓缓朝万国公墓走去，在这十六人的抬棺人中，有不少人都已上了年纪，但面对笨重的棺椁，所有人都不愿意放手，奉献了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

在前往万国公墓的途中，十六人并不是全程都在扶灵，为了让大家都能送鲁迅先生最后一程，而是交替进行。

这段路走了多久，跟在送葬队伍后的群众就把爱国歌曲唱了多久，直到亲眼目睹鲁迅先生下葬之后，众人这才怀着悲痛的心情散开。

根据叶圣陶所说，这样盛大的场面，中国此前，从未有过。

以笔为枪的鲁迅，值得被这样怀念。是他的个人魅力，让大家念念不忘，特别是这抬棺的十六人，每个人都和鲁迅深交密切。

为鲁迅扶棺的编辑友人

鲁迅是我国的文学标杆，在日本留学之时，看到国内群众的麻木不仁，于是弃医从文，回国之后，企图治疗当时群众思想上的病症。

他笔下的故事，直白辛辣，一针见血的指出当时社会存在的问题，让人醍醐灌顶，这样一个言辞犀利的作家，在生活中，其实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

这十六名抬棺人，大都是鲁迅的至交好友、或者是曾经受到了鲁迅提点的“学生”。首先来谈谈当时为他发表文章的编辑好友们。

上海《中华日报》副刊《动向》的编辑聂绀弩是湖北京山人，除了担任编辑之外，他文学方面也有造诣，是中国著名的诗人和散文家。

同时，作为黄埔军校二期学员，他同样了解军事知识。但是从军校毕业之后，他没有选择入伍，而是开始进行文艺创作。

根据聂绀弩自己回忆，在《动向》发行的一个月后，收到了一份没有署名和地址的投稿，根据文章的风格和字体，聂绀弩猜出了这是鲁迅的稿件。

后来经过和好友的商讨之后，聂绀弩确定，这就是鲁迅的稿件。稿件寄过来之后，并没有及时刊登，为了确定，聂绀弩还给鲁迅写了回信，两人最终约定在内山书店见面。

这次见面后，两人相谈甚欢，因为鲁迅当时的文风早就闻名，所以聂绀弩也当面表达了自己崇拜之情，后来鲁迅成为《动向》的常驻作家以后，两人的私交更加密切。

私下里两家也常常一起约着吃饭，鲁迅对聂绀弩十分欣赏，在聂绀弩模仿自己文风的时候，还会给予指导。

黎烈文、萧乾和黄源三人和鲁迅熟识的经历和聂绀弩也差不多。

黎烈文则是鲁迅创办《译文》杂志之前结识，当时鲁迅投稿杂文主要选择在《自由谈》上，以文学为媒介，两人逐渐成了至交好友。

萧乾则比以上两人都晚两年结识鲁迅，1936年，萧乾从蒙古来到上海，担任《文艺》的主编，两人的友谊从这里开始。

黄源则是鲁迅的学生，黄源曾经畅快的表示，在鲁迅家中，心情就会格外的舒畅。

其实两人的相识有将近十年，鲁迅进上海任教期间，经常对学生们进行鼓励，黄源常常作为记录员存在，听讲座的同时，也被他的观念打动影响。

两人私交很好，面对有人诋毁黄源的翻译问题时，鲁迅还维护好友，表示黄源的翻译没有任何问题，真实可靠。

除了和杂志主编成为朋友之外，他和作家翻译家同样处得来。面对这些朋友，鲁迅总是能给予最大的帮助。

为鲁迅扶棺的文学友人：

鲁迅和巴金认识的时间大概再鲁迅逝世的前三年，两人见面的次数也不多。巴金来到上海定居的时候，两人并没有什么交集，直到1933年的4月6日，两人有了第一次见面。

后来的巴金开始从事于出版行业，巴金经常和鲁迅约稿，希望能出版他的作品。面对巴金的要求，鲁迅爽快的答应下来。

但是后期的鲁迅基本处于生病状态，鲁迅时常带病写作，后来这本作品出版之后，鲁迅逝世，巴金常常拿着出版的册子怀念鲁迅。

靳以是通过巴金和鲁迅相识的，凭借着独特的叙述手法和写作方式，鲁迅对他的作家之路十分关注，会给他一些指导。

在鲁迅逝世之后，靳以自己也表示，他和鲁迅的交往都是通过书信往来，很少有直接见面。在生活性格方面，两人并不一定十分合拍，但对于文学观点，两人异常一致。

与此同时，靳以还十分赞扬鲁迅待人接物的态度，爱憎分明。

欧阳山和鲁迅结识实在1927年，鲁迅当时在广州的中山大学任教，欧阳山当时作为学生，曾经听过鲁迅先生教授的课程。

欧阳山后来来到上海之后，在上海的左联工作后，两人的接触变多，友谊也变得更加深厚。后来鲁迅在病榻上给欧阳山写的信，也一直被他铭记。

鲁迅当时指点了帮助了不少的文学作家成长，周文几乎是鲁迅一手培养出来的作家，且鲁迅还称他为最优秀的左翼青年作家。

后来上海左翼衰落，周文前去成都发展，两人虽然实际见面少了，但鲁迅依然和他保持着书信往来。

张天翼是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他的文学创作同样是收到鲁迅的指导。不过在鲁迅所有关注的年轻作家之中，萧军和萧红两夫妇受到鲁迅的关怀是最多的。

1934年，鲁迅和萧军有了第一次通信，从此之后，两人的师生之情不断发展。当时萧军萧红发表了一本反抗日的书籍之后，两人受到迫害，辗转来到上海。

眼看就要走投无路之际，萧军选择写信求助当时的文坛巨斗鲁迅。面对这个素未谋面的年轻人，鲁迅丝毫没有敷衍对待，而是让萧军不要担忧，坚持去斗争。

得了鼓励的萧军萧红坚持了自己的信念，在后来的生活中，鲁迅虽然没急着和他们见面，但却常常写信关心两人的生活。

胡风和孟十还都是现代文学翻译家，在上海时，胡风就和鲁迅交流密切，两人常常谈论翻译外国文学作品。

孟十还和鲁迅是青年就相交的好友，当年孟十还从苏联回国来到上海之后，发表了很多俄罗斯文学的译文。

孟十还的译文成功引起了鲁迅的注意，两人常年保持书信交流，经常在书信中探讨文学问题，甚至孟十还这个笔名，也是在鲁迅的建议下取用的。

两人一同翻译了果戈里的许多作品，发生了很多文学碰撞，直到鲁迅去世之前，两人的书信中依旧在讨论翻译问题。

鹿地亘和鲁迅的相识是很短的，才不到十个月。鹿地亘在九一八事变后收到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迫害，辗转来到上海后，经过介绍，和鲁迅相识。

吴朗西当时是《漫画·生活》的责编，这本杂志除了刊登漫画之外，还会刊登杂文和小品文，鲁迅也常在上面投稿。

吴朗西是编辑，在工作重叠的状态下，两人交换了彼此的文学意见，也就慢慢成为了朋友。

陈白尘则是因为作为鲁迅的《阿Q正传》电影的编剧，两人在改编中不断交流，从而变得熟识，他的个人编剧风格，深受鲁迅的影响。

曹白用现在的话来说，鲁迅就是他的偶像，他就是鲁迅的小迷弟，创作了鲁迅个人版画，以及鲁迅相关作品的版画。

当时，曹白创作的《鲁迅像》被中国木刻画拒绝参展之后，曹白就把这画寄给了鲁迅。这和萧军的情况有点类似，但又没有萧军那么紧迫惨烈。

鲁迅得此画后，对曹白进行了回信，鼓励他继续坚持不要放弃。偶像的鼓励让曹白坚持创作，最后果然柳暗花明。

小结：

鲁迅死后能让这么多人从全国各地赶来，为他扶棺抬灵，足可见鲁迅的人格魅力。

无论是面对后辈，还是面对朋友，亦或是自己的合作编辑，他始终都倾囊相授，没有任何保留，以一颗真诚之心待人。

所以在他死后，他对这些人的影响依旧不可磨灭，大家也愿意远赴千山，只为见他最后一面。

这种以文会友的交友方式，值得身处于浮躁世界的我们学习。

现在鲁迅虽然已经过世了很多年，但他留给我们的文学作品却是永存的，他的文字将永远雕琢中国年轻人一代代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