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中国有多特殊？

刘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1963年出生。本文发表于2010年。

森林里看不见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地球上也找不到两个一模一样的人。世间的每一种（物质的或精神的）存在，都是独一无二的。但同样有道理的是，所有树叶仍旧是树叶，每一个人都属于人类。我们从小就会背诵“对立统一”原则，却常常错失了辩证思考的意蕴。令人玩味的是，特殊主义论述本身并不特殊，无论是“自我特殊论”或“他者特殊论”，都普遍地存在于人类的认知与想象之中—从“法兰西文明优越论”“普鲁士道路”“亚洲价值观”，到“美国例外论”，不一而足。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特殊论”也并不例外。

在中国崛起背景下，“进口的”和“国产的”中国特殊论日趋强劲。其中，马丁·雅克的畅销书《当中国统治世界》大约最引人注目。雅克急切而郑重地告诫读者：重要的趋势不只是中国要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而是中国将以特殊的、完全不同于西方所想象的方式来主导世界。因此“中国的崛起”意味着“西方世界的终结”（英国版副标题），或者，“一种新全球秩序的诞生”（美国版副标题）。

但是，正如著名学者佩里·安德森在相关书评中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对独特“中华性”（Chineseness）的神秘言说，实际上由来已久—从马可·波罗在中国游记中塑造的美妙绝伦景象，到18世纪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对中国文明的赞叹，再到20世纪危言耸听的“中国黄祸说”（yellow peril）。只是时而抱有恭敬，时而显出轻蔑，在“中国热”（Sinomania）与“中国恐惧”（Sinophobia）之间来回摇摆。如今，“中国恐惧绝对没有消失，但又一轮中国热正在形成”。但这类东方主义式的“中国特殊论”，无论是表现为热衷还是恐惧（所谓“中国威胁论”），就认知水准而言都乏善可陈。它们不是依据细致的考察与深刻的辨识，更多来自一知半解的“观察”与牵强附会的臆想，也就难以真正地澄清中国独特的传统文明究竟在何种意义和程度上、以何种方式对中国当下的崛起发生了影响。

国人自产的“中国特殊论”也源远流长，自晚清以来从未平息，也有过多次勃兴。由此衍生的一个推论，可称之为“不适合论”：由于中国如此特殊，非中国原产的理念、价值、制度或实践，大多不适合中国国情。曾经有林林总总的“不适合论”，听上去都振振有词。比如，“西医不适合中国”，因为国人体质与西人大为不同；“自由恋爱不适合中国”，因为中国自古崇尚大家庭观念，婚姻不是男女个人的结合，而是两个家庭的结合，要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同校不适合中国”，因为中国传统讲“男女授受不亲”；“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因为一个犹太人根据欧洲传统与社会经验总结出来的理论不可能适合本土国情；“个人权利观念”不适合中国，因为中国人的认同从来根植于群体，而不是“原子化的个人”；“市场经济不适合中国”，因为中国文化是集体主义取向，中国人又经过社会主义的锻造，不可能接受追逐利润与金钱的价值观（李新宇教授两年前曾发表《“特别国情论”小史》一文，对百年来流布的“宪政”“共和”与“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的种种说法与理由，做过引人入胜的梳理与解读）。据说，快餐业巨头麦当劳在进入中国之前，曾找人评估市场前景，得到的结论是“必败无疑”。因为中国人有自己独特、丰富而悠久的面食传统，绝对不会接受“汉堡包”之类！结果使得麦当劳犹疑不决，在小弟弟肯德基捷足先登之后，才迟缓地作出反应。

而今，从西医到麦当劳，从男女同校到自由恋爱，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到市场经济制度，不仅都进入了中国，而且在中国生根开花、发芽结果。以“事后之明”回望，当初那些振振有词的“不适合论”，大多是不足为信的武断辩解。

这当然不是说中国的特殊性是一个无意义的命题，也不是说“适合不适合”国情的疑问是一个假问题。关键在于，许多流行版本的特殊论，往往基于某种虚假的本质主义文明论，杜撰出某种固定不变的、同质透明的“中华性”。实际上，中国古代与近现代的文化因素，以及多种外来的价值与理念，都“共时性地”构成了我们生活实践的地平线，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内在的构成性部分。

理解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解释中国崛起的原因与后果，应当着眼于历史传统制约下的当代实践。而历史的制约与影响从来是复杂和开放的，特别是由于中国传统具有内部的多重性，经典文本的义理、现实政治中的原则和民间日常生活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也由于中国在近代以来经历了多次巨大的变迁。因此，每当遇到“特殊论”的时候，我们也许要抛开那些陈词滥调，认真地问一问：“当我们在谈论‘国情’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谈什么？”